你的新生活已送達——外賣生活方式學2.0。/陳藝全
有一種自由叫外賣自由。 這并非自由點餐的淺表自由，而是一種時間的自由和生活的自由。 有一種生存叫“外賣化生存”。 “對我來說，‘外賣’就是個跳過過程的過程，它讓我們直接抵達一個終點。”（許知遠） 作為急之國的時間代理人，700萬名外賣小哥不單拯救了至少3億中國人的胃，也拯救了無數“下樓困難戶”和“出門困難戶”。 萬物皆可外賣。今天的“外賣”不再是你以為的那個“外賣”，“外賣”早已超越餐飲場景，滲透到生鮮果蔬、鮮花綠植、美妝日用、醫藥健康等領域，并成為未來30分鐘本地生活圈的主供應商和新零售業務的全新競技場。 一句“你的外賣已送達”，等同于“你的新生活已送達”。 外賣，重塑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消費習慣、文化娛樂和精神審美。外賣，是這個時代的精神載具：它意味着将煩惱外包，意味着時間自由，甚至意味着一種分布式的生存狀态。 外賣，是我們的一種消費更新，也是我們的一次生活更新。 來！讓我們把所有省下的時間，浪費在那些美好的事物上。
一個問題：你的三時三餐，有多少外賣的身影？
你快步小跑穿過馬路，趕在9點上班前到達公司寫字樓門口。前一天夜晚又看劇到深夜，早上習慣性地睜不開眼加賴床；斷斷續續地經過三次鬧鐘的催促後，才急匆匆漱口洗臉，擠進奔騰洶湧的地鐵人潮裡。你到達的時候，外賣小哥也正好來到樓下，你接過在路上點的早餐，對小哥道了聲謝。
你望了一眼電腦螢幕右下角的時鐘，上午11點剛過，又該叫外賣了。你翻到公司的午飯外賣群，吆喝了一聲，迅速切換背景程式，打開餓了麼，手指飛速劃動，發現一家主打東南亞菜的新店，菜單豐富還滿減，點選“分享”：“這家好像還行，點這家呗。”
你又望了一眼電腦上的時鐘，終于到點下班了，趕緊“Ctrl+S”手上的文檔，關機。再一次打開外賣App，廣告刷出新文案——“美好生活，應有盡有”。咦，程式更新了？你找到生鮮超市的入口，一邊提起背包往外走，一邊點選菜單上的裡脊肉、冬瓜、鲈魚以及姜、蔥等佐料，盤算着晚餐做個冬瓜湯、清蒸魚。
美國攝影師布萊恩·芬克的作品《桌面用餐》（ Desktop Dining ）。畫面中的上班族日夜忙碌，就餐也隻能在辦公桌上解決。/Brian Finke
外賣兇猛。咨詢公司QuestMobile估計，全中國每天有近8000萬人依靠外賣治愈自己的胃。易觀的資料則顯示，目前中國一天的外賣規模就超過20億元。
而在餐飲之外，外賣的服務場景亦不斷延伸：生鮮果蔬、醫藥健康、鮮花綠植、美妝日用。外賣正在重塑我們的消費決策、生活方式、文化習慣乃至精神審美。
外賣正成為這個時代的倒影，構築新的生活方式，映照我們熾熱而自在的靈魂。
還有什麼産業形态比外賣更便捷？
城市仍未恢複往日的生氣，但提供外賣服務的商家漸漸多了起來。
身着制服的外賣騎手依舊穿梭于擁堵密集的街巷之間，他們操着不同省份的口音，在飛馳的雙輪電動車上撥打電話，提醒顧客出門取餐：“您好，您的訂單已經送到小區門衛處。麻煩自取。”
過去半年，外賣幾乎是全國餐飲業所餘無幾的收入來源。一度呼喊“貸款發工資隻能撐三個月”的西貝莜面村依靠外賣艱難自救，老鄉雞董事長束從軒則相信，外賣會率先成為企業營收上的突破口。
一切都像2003年“非典”時期的原樣複刻：當時的京城老字号“紛紛推出适合家庭烹制的半成品菜、桌菜、套菜”外賣，借此吸引顧客，維持生計。
一切又都超越“非典”時期的變革和提升：在這次疫情中，“無接觸配送”成為外賣App的标配服務，餓了麼在此期間試點的智能取餐櫃亦将進一步擴大布局。
餓了麼全力支援“無接觸”配送發展。/圖蟲創意
疫情加劇了本地生活的配送需求，但也釋放了“外賣化生存”的想象空間——外賣的定義，已從過去的粥粉面飯，延伸至救急藥物、跑腿幫忙等更靈活且更廣闊的應用場景。
正如餓了麼副總裁郭力指出的，數字技術的發展驅動了生活服務的更新，而生活服務的更新又進一步激發了新的消費需求。
根據餓了麼平台上的分析資料，郭力認為，有三類新興消費人群：第一類是80前群體，他們活躍在各種生活服務消費之中，增長迅速；第二類是白領家長，主要以一二線城市的媽媽為主，她們偏好全球美食、水果、甜品，消費比例在平均水準以上；第三類是三四線城市的自律達人，他們對沙拉和健康産品充滿熱情，消費速度明顯高于一二線城市。
早在2018年，尼爾森公司就在其消費者報告《便捷至上，未來可期》中指出，無論是中國還是全球其他市場，不斷加速的生活節奏正在影響人們的消費決策，受訪者在消費時更傾向于購買能為生活帶來便利的産品。
基于同樣的消費心理，外賣向本地生活服務蛻變的原因也就不難了解了：試問，當下還有什麼産業形态比外賣更便捷？
我們即将從數字化生存進入外賣化生存。易觀報告認為，跑馬圈地、野蠻生長的網際網路“上半場”已經結束，本地生活服務市場進入新零售時代。在業務競争優勢不再由流量紅利所左右後，如何建構外賣化生存的生态環境，将是未來入場者決戰的關鍵。
2018年8月22日，英國倫敦，一家外賣公司邀請幾位幸運食客在高達450英尺(137.16米)的空中用餐，重制20世紀著名影像《摩天大樓頂上的午餐時光》中的場景。/視覺中國
外賣生活方式：
是現代社會的困境，
也是它的可能性
外賣雙雄圍繞本地生活服務的博弈還在繼續，外賣化生存之于我們的現實價值，更多仍在于它如何解決我們的口腹之欲。
界面文化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在2019年刊發的評論文章《美食紀錄片的豐富與荒涼：饑荒基因、人倫關系和外賣争議》中，作者董子琪分析，美食家如此厭惡外賣，或許在于“外賣既缺少家庭制作的溫情，也沒有美食譜系，更與飲馔藝術無緣”，外賣App上的菜單盡管豐富，卻“幾乎是融合創意菜、标準化、商業化食物制作的總和”。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饑荒年代的山間野菜能因為記憶濾鏡而在個人佳肴榜上占有一席之地，何以油香四溢的外賣就連“欺騙胃口”都不配？
“也許我們應當期盼的，是更營養、美味、健康的外賣食品，而不是再一次回歸到母親的身邊——況且，母親為什麼總要待在原地為你燒飯呢？”
家的味道無可替代。/《小森林》
長期研究中國街頭飲食文化的法國人類學學者阿埃爾·特裡認為，人們更願意流連街邊攤，“往往是為了逃脫飲食習慣和選擇的單一性”。外賣給我們的療愈同樣如此。它絕不完美（其實也不存在絕對“完美”之物，不是嗎？），卻是疲于奔波的現代人的一次自在抉擇。
你當然可以選擇親自操刀，到社群的菜市場中感受人間煙火（這也是我們在《人人都愛菜市場》專題中所鼓勵的）；但也可以選擇偷得浮生半日閑，省下那瑣碎的煩惱，在日複一日的單調中追求其他形式的趣味。
這既是現代社會的困境，也是它的可能性。正是因為城市中的各行各業分工明确，才能為供需雙方提供生存空間。
無論是逛菜市場還是點外賣，選擇的都是悠閑。
外賣不但改變了我們吃什麼、在哪兒吃和什麼時候吃的問題，它甚至改變了餐廳的概念、布局乃至整個産業鍊。
越來越多的外賣來自共享廚房。據“好奇心日報”報道，去年北京和上海擁有至少200個共享廚房，構成外賣App裡的上千商戶。國内首個《共享廚房服務規範》也将于今年7月10日起執行。
傳統意義上的餐廳因為士紳化的難題而被迫關門時，這些新範式的共享廚房卻以柔軟的身段填充城市的罅隙，塑造新的商業空間。此外，因為營運模式靈活，共享廚房在疫情之下竟能逆風上升，為經濟提振貢獻力量。
城市面貌的更新，也是生活方式的更新。但外賣化生存的全貌，目前我們還不可知。
共享廚房成為共享經濟的新成員。/pixabay
我們的生存方式，
總能在和時代精神的互相磨合中
找到坐标
某種意義上，外賣是這個時代的精神載具：它意味着将煩惱外包，意味着時間自由，甚至意味着一種分布式的生存狀态。它是我們的一種消費更新，也是我們的一次生活更新。
外賣展現了當下時代的種種需求：便捷快速的傳遞、互不幹涉的陌生人關系、基于外賣衍生的新社會結構和新生活模式。這些需求都與時代的發展緊密相關，既構成我們的生活，也深刻地改變世界。
作家許知遠在某次訪談中如此定義“外賣化生存”：“對我來說，‘外賣’就是個跳過過程的過程，它讓我們直接抵達一個終點。”還有學者覺得，加速時代的外賣想象，展現了現代人在社會交往中的焦慮，也在一定程度上導緻了社交的弱化。
英國攝影師尼基·漢密爾頓作品《帶我走》（ Take Me Away ），作品重制了人們在等待外賣時真實的情緒。/Nicky Hamilton
但問題是，和曆史上所有謹慎的技術警惕者相似，他們口中可怕而晦暗的未來從來沒有實作，我們的生存方式，總能在和時代精神的互相磨合中找到坐标。
外賣對中國傳統餐飲文化的沖擊，一如文化全球化背景之下的種種“滲透”，如洋節、大片、動漫，如消費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它們的進入總是一體兩面。
一味固守同一套文化标準，已經不是現代的生存方式了——不如了解、包容一種新生活方式，讓其進入，并取其精華，讓它豐富我們。
20年前，《新周刊》這樣定義“飄一代”：“他們不會高喊自由的口号，但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着‘自由’這一偉大理念。”今天，我們在嘗試定義“外賣化生存”時也秉持同一種價值：每個人都在餐食日常中構築一種不需要身體參與的參與感，借此高揚自由的精神。
無疑，現代社會在生産效率、資訊傳輸、生活步調、情緒感覺等方面不斷加速，但這是一個契機：我們或許可以借此“重新奪回自己的時間主權，争取更合理的工作日程、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更公正的勞動配置設定”（學者王行坤語）。
✎作者 | 鐘慧芊
原标題：《有一種自由叫外賣自由》
歡迎分享到朋友圈
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本 期 看 點
有一種自由叫外賣自由
在多變的世界裡“液态生存”
北京如何抓地鐵色狼
秦岚：不願活得太用力
森本祥司：我最擅長的是什麼也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