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莉娜
【學人小傳】 嚴修（1860—1929），字範孫，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1860年出生在順天府三河縣一個在津門很有聲望的鹽商家庭，1882年鄉試中舉，次年中進士，改庶吉士，散館，1886年任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協修、會典館詳校官。1908年奏定各級學堂畢業生執照，這是我國最早為畢業生頒發的文憑。1909年拟定八年教育計劃，這是我國最早制定的國家教育計劃，還最早推行了學校文理分科。1918年籌辦私立南開大學，設立“嚴範孫獎學基金”，并捐三萬圖書給南開大學。南開大學的建立是嚴修從事教育事業的最高成就，培養出周恩來、陳省身、吳大猷、曹禺等一大批社會精英，個個風标獨立，自成一家。1929年3月，嚴修在天津病逝。在嚴修的追悼會上，張伯苓曾滿懷深情地追念：“南開之有今日，嚴先生之力尤多，嚴公逝世，在個人失一同志，在學校失一導師，應尊嚴先生為‘校父’。”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評稱嚴修“不愧為舊世紀一代完人”，哀其逝世“誠為學界之大不幸”。
嚴修不僅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同時他還是一位文人、書法家。也許在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與影響，或多或少掩蓋了他書法藝術的成就，但他仍不失為一位書法大家，與華世奎、孟廣慧、趙元禮共稱“近代天津四大書法家”。嚴修一生存世的書法作品多見于信劄、手稿、屏對、扇面、匾額中，無論是有意之作還是随意書寫，都成了嚴修的風格，以一手功力深厚的行楷名聞書壇。
嚴修廣博的視野、過人的學養使其書法藝術牢牢地把握住了傳統文化的命脈，他一生把傳承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作為己任，向世人弘揚中華的書法藝術經典，無論在文化教育事業還是書法藝術方面都作出了卓越成就。
“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黃庭堅語）嚴修的書法藝術背後是豐厚的國學作支撐。他6歲入私塾讀書，聰穎好學，博聞強記。8歲通律，9歲作對“有聲皆在樹，無處不驚秋”，師評曰：“句真驚人”。10歲師從沈季平讀“四書”，17歲師從舉人張紳經史，打下了深厚的國學根基。22歲以李鴻章為師，24歲進入翰林院庶常館學習，一生治學不辍，幾乎無日不讀書作文。
嚴修論及讀書時講道：“讀書時心馳于外，不可把捉，非痛下功夫不可。”他晚年倡組崇化學會，講授義理、訓诂之學，著述存稿中都有宏論卓見，成為當時天津文人群體的中堅人物，“開創文化事業的先驅、文學創作的帶頭人”。《天津嚴公範孫墓碑銘》中趙芾撰文贊其為人：“蔚然名德故為海内外賢士所宗。”
嚴修一生傳承中華經典，從事書法研習創作。從7歲師從孫竹泉先生習字，到69歲去世，一生對書法藝術孜孜不倦，臨池不辍，終日伏案揮毫習書，甚至在遠渡日本和歐美深入考察教育期間，閑暇之時也要“寫字十餘紙”，通常“寫屏聯至深夜”，與筆墨須臾不離，朝夕相伴，真正做到了“筆成冢，墨成池”“筆秃千管，墨磨萬铤”的境界。
在半個多世紀的習書、學書過程中，嚴修積極倡導新學，在擔任學部左侍郎時，籌辦私立南開大學，用畢生精力投身于教育改革。在戎馬倥偬、社會形勢千變萬化之時，作為天津教育界的引領者，他雖然日理萬機，但仍堅持每天書寫。這種無日不揮毫的韌勁以及勤奮治學的精神，不僅需要功力，更需要一種坐觀風雲起的定性，一種平靜的心态，一種超然物外的境界。
當一些書家處于競技互相争豔時，嚴修始終抱着一種平常心态對待書法藝術，淡泊自處，甘于寂寞，真可謂儒者風度。這種對其有意用功而無意成功的修煉，得力于嚴修在教育事業成就的互補，這是發自他内心對教育事業巋然不動的恒力與毅力，來自對教育的堅定信念。這恰恰也鑄就了他書法的成功。嚴修所具有的這種藝術氣節對于當代一些書法創作急功近利的傾向不乏重要的啟示意義。
自嚴修研習書法之始，便傳承中國傳統書體，堅持探本溯源的求書之路，恪守篆隸習秦漢、行楷承晉唐的學書之法。幾十年的書法研習，他遍臨曆代名碑，對《史晨碑》《曹全碑》《尹宙碑》《禮器碑》《城隍廟碑》等諸多秦漢碑刻進行深入揣摩、研習和傳承。同時，他對歐陽詢《皇甫誕碑》、柳公權《玄秘塔碑》和褚遂良《聖教序》精煉精透。
嚴修對碑學筆法領悟實多，但他言碑而又不拘執于碑。據《嚴修日記》中所載，其書法注重“循環式”練習，積極取衆家所長為己用，師造化，融會貫通，蓄積自己的藝術創造力，并與其人格襟抱和滿腹經綸相激相蕩，漸漸生發出自己的書風，從《嚴範孫先生遺墨》《嚴範孫先生手劄》《蟫香館手劄》中可見一斑。嚴修早年授翰林院庶吉士、編修，“館閣體”對他影響很大，但他極力擺脫其窠臼，在探究名碑之精妙的基礎上，不以古為我，而是化古為我，古為今用，為我所用。是以，他在謀篇、結體、用筆上更顯靜穆、穩重，嚴謹中富有變化，處處内含功力，點畫之間蘊含了中和之境、儒雅之概、清真高潔之氣，頗具大家風範。
嚴修書法功力深厚，為當時津門書壇所崇仰，為此許多人依附于門下，求教問藝，其中書法成就卓著的李叔同與袁克文深受嚴修的溉潤。嚴、李兩家系世交，雖非同時代人，但李叔同時常去拜見嚴修，談書論道，揮毫遣興，深獲講貫之益，不僅積蓄了李叔同深厚的藝術修養，同時嚴修對書法藝術的發憤精神也深深感染了李叔同。袁克文則自小師從嚴修，在書法、詩詞方面得到他的悉心指導和熏陶，字型雄健多姿，華贍流麗，所作大字楹聯作品，更顯筆墨淋漓，氣勢磅礴，成為天津近現代翰墨名流。嚴修的學生姚華也深受恩師影響，後連捷成進士，成為近世不可多得的書畫名家。嚴修在他們人格的形成與藝事的發展上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為書法藝術人才的培養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嚴修一生鐘情詩詞，晚年創立了城南詩社，在詩文方面的成就與趙元禮、王守恂同譽為“近代天津詩壇三傑”。詩詞與書法相伴，他在創作中傳達任其自然的心态、“物我兩忘”的境界，以獲得身心的愉悅，進而提升了書法藝術創作的境界。
《蟫香館詩鐘》是嚴修寬餘閑暇之時的遣興之作，詩詞皆從心底流出，傳達思想感情于尺素之上，輕重疾徐的節奏中顯示内心的波濤，時而文思泉湧、滔滔汩汩，時而阻澀塗改，一任自然，心手相應，筆到意縱。他書法藝術效果與詩詞内容的相契合可謂興之所至、情之所鐘，琴瑟共鳴。觀其書賞其詩，得到了超于形式的享受，達到了書法藝術的極佳境界，這種無意為書、妙手偶得的墨迹呈現出了嚴修高超的書法水準。
如果說，有意經營的書法創作更能調動各種積極因素，那麼楹聯作品則是嚴修的“有意為書”。他早年的行楷整體布局沒有過多的求新，安穩自在是其章法上的基調。單字的推進主要依字形的大小、字距的疏密而形成自然的起伏，從容舒緩，秀逸清潤。至中年後，字型遒勁開張，結字更加沉穩，筆畫舒和蕭散。行書作品不作遲澀之勢，爽快明朗，墨色勻淡，可見他在揮毫中意、筆、墨俱到，控縱自如，心靈合轍。
嚴修六十歲後幾乎每天在家裡或到俱樂部或城南詩社書寫立軸、尺牍、扇面、題寫畫軸等，是以單純的書作漸漸多起來，手法圓熟，得心應手，返歸于自然率真。尤其是他的扇面、楹聯作品，筆勢流暢無礙，逸筆縱橫，字字閃爍天機和性靈，魅力醇厚隽永。年複日久的書寫實踐與感悟使嚴修的書法藝術進入了百煉鋼成繞指柔的化境，他自己也感受到“如前而筆力稍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可謂人書俱老。
嚴修書作《六十自述》即是楷書經典，觀其概貌，隐有柳體迹象，但并非一味地模仿柳公權，而以獨具特色的藝術闡發，運筆獨到，中鋒、側筆轉化老練精妙，線條凝練，純剛不亢，踏實沉穩，法度森嚴，内斂氣厚，起收動作完整，單字型勢完美、端莊、深沉、博大、純樸。
我們看到，嚴修作為一個教育家，其傳統文人紮實的書法功底和在繼承中創新的變革精神以及對中國傳統書法藝術的傳承與擔當，他的書藝以及文學修養對于天津的書法文化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嚴修、張伯苓等在美國考察教育時合影（前排：居中為嚴範孫，右為張伯苓，左為範源濂）
在呵護國學的前提下，嚴修極力吸納西方先進的觀念和成果，是以在他身上展現了中、西學的交彙融合，并生發出燦爛的火花。嚴修一生把繼承與發展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作為己任，向世人弘揚中華的書法藝術，這是作為一個教育家的使命感所然。在日本訪學期間，他到高師附屬國小觀摩教學時親自指導學生習字練書，講解書法藝術，“畫一提筆之形，大字用大筆，小字用小筆，小字指執，大字掌推。”
嚴修的書法藝術也深受日本友人的喜愛與好評，求書者紛至沓來。河野君曾攜泰山及曲阜孔林寫真五十葉求嚴修題字，寫“萬古欽躅”四字橫幅。嚴修也曾為日本井上醫院書寫橫額，“為權謹堂書《東文法述略》封面”。是以，嚴修與不少日本名人建立了深厚友誼，為他順利深入考察、調研日本的教育情況提供了保障。
書法以藝術和實用相兼為基本特征，盡管嚴修對書法的社會功用觀沒有明确的論說，但他一生所從事的社會教育文化事業、公益事業都展現了其實用主義思想。他心系民生，慈善救濟，鬻字赈災。鬻字是他對自己書法藝術的一種自信和肯定。嚴修曾耗時一年寫出3000副楹聯，得潤筆費9000多元，全部現款捐獻以赈濟黃災群眾，故而穩定了社會。
周恩來曾贊揚嚴修：“嚴先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好人。”在嚴修身上展現出的浩然正氣、良知和人性，如同他的書法一樣純厚，心正筆正。“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離騷》），這“修能”是嚴修在書法中的用筆，而“内美”則是他心靈的高度修養，就是“真、善、美”。
超邁的學識、高潔的人品使嚴修的書法藝術牢牢地把握住了傳統文化的命脈。他不急功近利，不随波逐流，以平和自然的心态臨池、創作，不僅提升了書藝、磨砺了品格，也造就了其博大的胸襟。也許，嚴修無心做一個書法家，然而其學養、天賦和實踐，卻使他成了一位個性鮮明、為世人所公認的書法家，并堪稱書法史上的傑出典範。
嚴修日記
嚴修書法的可貴之處凸顯在他紮實的傳統功底上，這在《嚴修日記》中充分展現出來。《嚴修日記》是一部時間跨度長、内容涵蓋廣的大型日記，真實地記錄了嚴修的思想和行動，不僅表露出他超然的心态和情操，更展示出他精深的傳統文化修養，從中也感受到了他内藏的睿智和雄才，是以具有極高的曆史價值與藝術欣賞價值。
《嚴修日記》以小楷書寫，關于小楷書體，嚴修則充分肯定其實用價值。在給兒子智崇信中，他這樣講道：“字則小楷最切用，求速求勻，而能事畢矣。”而在給鏡虛的信中，他又講道，“律詩、小楷中者，皆莊子所謂大惑者也。”
《嚴修日記》早年書體秀勁，間帶少量行意，晚年筆緻更顯沉雄、靜穆和穩重。書寫日記時，嚴修沒有過多地考慮書法創作，沒有想到要把日記作為書法佳作傳諸後世，但恰恰因為沒有刻意書寫，而在書寫之時即興自然，一任文思湧動，心手雙暢，反而其作品得之天成，透漏出真才氣與真性情，成為妙手偶得的佳作。如果沒有堅實的學養功底和胸藏萬卷的氣勢，是達不到如此境界的。
嚴修對書法藝術如癡如醉，畢生殚精竭慮，其驚人的毅力常人難以企及。翻開《嚴修日記》中任意一頁，都可見他勤奮讀書、刻苦習字、鐵硯為穿、池水盡墨之情形。即使有生病之日，待痊愈後也要補上習字之課，有記載：甲申年四月初八“起晨病”，但在四月十六日“起晨寫大字三十六字補初八日”，四月十七日“起晨寫大字七十二字補初九、十日。”
這種嚴肅的治學精神堪為後人楷模。關于書寫日記，嚴修在《勸學文稿》中有論述：“先正讀書，無不劄記，日久積多，遂成著作，此最便之法。……若逐日登記，或以月次，或以年份，事後遺忘，便于檢閱；朋友讨論，便于傳觀。所費不過一舉筆之勞，何憚而不為也？”
作者：李莉娜，首都師範大學學前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畢業于南開大學曆史學院獲博士學位，後在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完成博士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