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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小吃來自哪裡?南京人真的對吃不講究嗎?

作者:酒死了

編者按:傳統風俗說,大年三十年夜飯,年初一大拜年,年初二外婆家……團圓和歡聚少不了美食,味蕾的生長總帶着記憶,而“年味”是不是就展現在飲食風俗裡呢?你的家鄉飯吃起來有什麼特色?界面文化(公衆号id:booksandfun)今天釋出的兩篇書摘,分别來自北京作家肖複興和南京作家葉兆言,讓我們看看這一南一北的飲食風俗有何不同。

北京小吃,絕大多數是清真的。無論是《故都食物雜詠》、《燕京小食品雜詠》等舊書中描寫過的那些名目繁多而令人垂涎的小吃,或是新近在什刹海開張的“九城”小吃城,還是傳統的隆福寺的小吃店,或者是原來門框胡同旁邊的小吃街,絕大多數都是清真的,回形清真文字的招牌,是必須要張挂出來标示的。即使是解放以前挑着小擔子穿街走巷賣小吃的,擔子上也都要挂着簡單的清真招牌。為什麼呢?回民,在北京城隻是一小部分,為什麼卻占據着幾乎全部的北京小吃的領地?清朝的時候,是北京小吃最紅火的時候,旗人并不是回民啊,為什麼從慈禧太後到平民百姓的胃口,都被回民改造成清真口味了呢?

那天,我遇到一位高人,他年輕時在北京城南著名的清真餐館兩益軒裡當過學徒,解放以後,曾經當過南來順的經理。沒有建菜市口大街的時候,南來順在菜市口丁字路口南,是當時北京最大的小吃店,幾乎囊括了所有的北京小吃。可以說他是一輩子和北京小吃打交道,不僅是知味人家,而且是知底人家。

老先生告訴我,北京小吃,清真打主牌,是有曆史淵源的,最早要上溯到唐永徽二年(651年)。那時候,第一位來自阿拉伯的回民使者來長安城拜見唐高宗,自此伊斯蘭教傳入中國,與此同時帶來清真口味的香料和調料。比如我們現在說的胡椒,明顯就是,胡椒的一個“胡”字,說的就是回民,其他如茴香、肉桂、豆蔻都是來自那裡。那琳琅滿目的衆多香料和調料,确實讓中原耳目一新,食欲大增。要說改變了我們中國人的口味,最早是從這時候開始,是從這樣的香料和調料入味,先從味蕾再到胃口的。

大量西域穆斯林流入并定居中國,是在元代。北京最著名的回民居住的牛街,就是在那時候形成的,他們同時便把回民的飲食文化帶到了北京,如水一樣蔓延進了人們的喉嚨,是比香料和調料還要厲害的一種耳濡目染和潛移默化。寫過《飲食正要》的忽思慧,本人是回民,又是當時的禦醫。《飲食正要》裡面寫的大多是回民食譜,宮廷裡和民間的都有,大概是最早的清真小吃乃至飲食的小百科了。比如現在我們還在吃的炸糕之類的油炸品,在老北京,在漢人中,以前是沒有吃過的,那是從古波斯人時代就愛吃的傳統清真小吃,如果不是牛街上的回民把它傳給我們,也許,我們還隻會吃年糕,而不會吃炸糕。

北京的小吃來自哪裡?南京人真的對吃不講究嗎?

應該說,牛街是北京小吃最早的發源地。

老先生說得有史有據有理,牛街的小吃,到現在也是非常有名的,即使在地下小作坊裡沒有衛生許可證做着黑小吃的,也要打着牛街的招牌,才好推銷。牛街确實是北京小吃的一種象征,一塊金字招牌。

過去說牛街的回民,“兩把刀,八根繩”,就可以做小吃的生意了,說的是本錢低,門檻不高。老先生問我,知道什麼叫做“兩把刀,八根繩”嗎?我說這我知道,所謂兩把刀,就是有一把賣切糕或一把切羊頭肉的刀,就可以闖蕩天下了。别看隻是普通的兩把刀,在賣小吃的回民中,是有講究的。切糕粘刀,切不好,弄得很邋遢,講究的就是切之前刀子上蘸點兒水,一刀切下來,糕平刀淨,而且分量一點兒不差(和後來張秉貴師傅賣糖“一把準”的意思一樣)。賣羊頭肉,更是得講究刀工。過去竹枝詞說:十月燕京冷朔風,羊頭上市味無窮,鹽花撒得如雪飛,薄薄切成與紙同。那切得紙一樣薄的羊頭肉,得是真功夫才行。粉碎“四人幫”之後的80年代初,斷檔多年的個體經營的傳統小吃又恢複了,在虎坊橋南原23路終點站,擺出賣羊頭肉的一個攤子,挂着“白水羊頭李家”的牌子。一位老頭,切——其實準确地應該叫片,片得那羊頭肉真的是飛快,唰唰飛出的肉片跟紙一樣薄。每天下午五點鐘左右,攤子擺出來,正是下班放學時間,圍着觀看的人很多,老頭刀上的功夫,跟表演一樣,讓老頭賣的羊頭肉不胫而走。

八根繩,說的是拴起一副挑子,就能夠走街串巷了,入門簡單,便很快普及,成了當時居住在牛街的貧苦回民的一種生存方式。是以,最早北京小吃是攤子,是走街串巷地吆喝着賣,有門臉兒,有門框胡同的小吃街,都是後來民國之初的事了。

回民自身的幹淨,講究衛生,更是當時強于漢人的方面,赢得了人們的放心和信任。過去老北京人買東西,經常會囑咐我們孩子:買清真的呀,不是清真的不要啊!在某種程度上,清真和衛生對仗工整,成了衛生的代名詞。

北京小吃,就是這樣在歲月的變遷中慢慢地蔓延開來,不僅深入尋常百姓之中,也打進紅牆之内的宮廷,成為了禦膳單的内容之一。可以這樣說,北京的名小吃,現在還在活躍着的爆肚馮、羊頭馬、年糕楊、餡餅周、奶酪魏、豆腐腦白……幾乎全是回民。民國時期和建國初期,北京最有名的小吃一條街——大栅欄裡的門框胡同,很多來自牛街的回民。有統計說,那時候全北京賣小吃的一半以上,都是來自牛街。開在天橋的爆肚滿的掌櫃的石昆生,就是牛街清真寺裡的阿訇石昆賓的大哥。北京小吃,真的是樹連樹,根連根,打斷了骨頭連着筋,和牛街,和清真,分也分不開。

這樣一捯根兒,會發現北京小吃,即使現在有些落伍,還真是不可小視的,它的根很深呢。懂得了它的曆史,才好珍惜它,挖掘并發揚它的傳統優勢。同時,也才會品位得到,别看北京古老,真正屬于北京自己的東西,除了藏在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的頭蓋骨,其實并不多,基本都是從外面傳進來的。開放的姿态和心理,才有了北京的小吃,也才能夠形成北京的性格。

北京的小吃來自哪裡?南京人真的對吃不講究嗎?

選自《北京人》,肖複興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月版

在我的周圍,聚集着一大幫定居南京,卻并非在這裡長大的準南京人。他們都是因為自己的出息和能耐,從全國各地尤其是江蘇各地到南京來定居,成為南京的榮譽公民。和他們一起談到吃,談到南京的吃,無不義憤填膺,無不嗤之以鼻。南京的吃,在這些南京的外地人眼裡,十分糟糕。

作為土生土長的南京人,我感到害臊。我不是一個善辯的人,而且實事求是地說,南京現在的吃,實在不怎麼樣。事實總是勝于雄辯,我也沒必要打腫臉稱胖子,硬跳出來,為南京的吃辯護。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反正南京的吃,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麼差勁、這麼昂貴、這麼不值得一提過。記憶中南京的吃,完全不應該是現在這樣。

今年暮春,有機會去蘇北的高郵,自然要品味當地的美食佳肴。8年前,高郵的吃,仿佛汪曾祺先生的小說,曾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揚州的吃。當時的印象,揚州人比南京人會吃,高郵人又比揚州人會吃。就是到了今日,我這種觀點仍然不變。然而感到遺憾的,是今天的高郵和往日相比,也就這麼短短的幾年,水準已經下降了許多,而揚州更糟糕。

高郵隻是揚州屬下的一個小縣城,揚州似乎又歸南京管轄,于是一個極簡單的結論就得出來,這就是越往下走,離大城市越遠,越講究吃。換句話說,越往小地方去,好吃的東西就越多,品嘗美味的可能性就越大。這種簡單化的結論,肯定會得到城市沙文主義者的抨擊,首先南京人自己就不會認同,比南京大的城市也不願意答應。北京人是不會服氣的,盡管北京的吃的确比南京還糟糕,在南京請北京的朋友上館子,他們很少會對南京的菜肴進行挑剔,但是指着北京人的鼻子硬說他不懂得吃,他非跟你急不可。至于上海人和廣州人,他們本來就比今天的南京人會吃,跟他們說這個道理,那是找不自在。

還是換一個角度來談吃。城市越大,越容易喪失掉優秀的吃的傳統。吃首先應該是一個傳統,沒有這個傳統無從談吃,沒有這個傳統也不可能會有品位。吃不僅僅是為了嘗鮮,吃還可以懷舊。廣州人和上海人沒必要跟南京人賭氣,比誰更講究吃、更懂得吃的真谛。他們應該跟過去的老廣州和老上海相比較。雖然現在的館子越來越多,檔次越來越豪華,可是我們不得不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吃的水準已經越來越糟糕。我們正面臨着一個吃的水準的普遍退化的問題。曆史上南京的吃,絕不比揚州遜色,同樣揚州也絕不會比高郵差。這些年出現的這種水準颠倒,最重要的原因,

是大城市們以太快的速度,火燒火燎地喪失了在吃方面的優秀傳統。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用不了太久,在小城市裡怕是也很難吃到什麼好東西了。

說南京人不講究吃,真是冤枉南京人。當年夫子廟的一家茶樓上,迎面壁上有一副對聯:

近夫子之居,食不厭精,脍不厭細;

傍秦淮左岸,與花長好,與月同圓。

這副對聯非常傳神地寫出了南京人的閑适,也形象地找到了南京人沒出息的根源。傳統的南京人,永遠是一群會享受的人。這種享樂之風造就了六朝金粉,促進了秦淮河文化的繁榮,自然也附帶了一次次的亡國。唐朝杜牧隻是在“夜泊秦淮近酒家”之後,才會有感歌女“隔江猶唱後庭花”。《儒林外史》中記載,秦淮兩岸酒家晝夜經營,“每天五鼓開張營業,直至夜晚三更方才停止”。由此可見,隻要是沒什麼戰亂,南京人口袋裡隻要有些錢,一個個都是能吃會喝的好手。在那些歌舞升平的日子裡,南京酒肆林立,食店栉比,實在是饞嘴人的天下。難怪清朝的袁枚寫詩之餘,會在這裡一本正經地撰寫“随園食單”。

南京人在曆史上真是太講究吃了。會吃在六朝古都這塊地盤上,從來就是一件雅事和樂事。饕餮之徒,談起吃的掌故,如數家珍。這種對吃持一種玩賞态度的傳統,直到解放後,仍然被頑強地保持着。南京大學中文系的名教授胡小石先生,就是著名的美食家,多少年來,南京大三元、六華春的招牌都是他老人家的手筆。胡先生是近代聞名遐迩的大學者大書家,可是因為他老人家嘴饞,那些開飯館酒家的老闆,隻要把菜做好做絕,想得到胡先生的字并不難。

過去的名人往往以會吃為自豪。譬如“胡先生豆腐”,據說就是因為胡小石先生愛吃,而成為店家招攬顧客的拿手菜。南京吃的傳統,好就好在兼收并蓄,愛創新而不守舊,愛嘗鮮又愛懷古,對各地的名菜佳肴,都能品味,都能得其意而忘其形。是以南京才是真正應該出博大精深的美食家的地方。南京人不像四川湖南等地那樣固執,沒有辣就沒有胃口,也不像蘇南人那樣,有了辣就沒辦法下筷。南京人深得中庸之道,在品滋味時,沒有地方主義的思想在作怪。南京人總是非常虛心,非常認真地琢磨每一道名菜的真實含義。要吃就吃出個名堂來,要吃就吃出品位。南京人難免附庸風雅的嫌疑,太愛嘗鮮,太愛吃沒吃過的,太愛吃名氣大的,一句話,南京人嘴饞,饞得十分純粹。

北京的小吃來自哪裡?南京人真的對吃不講究嗎?

南京曾是食客的天下,那些老饕們總是找各種名目,狠狠地大啜一頓。湘人譚延在南京當行政院長時,曾以120元一席的粵菜,往六首山緻祭清道人李瑞清。醉翁之意不在酒,譚延設豪筵祭清道人,與祭者當然都是詩人名士加上饞嘴,此項活動的高潮不是祭,而是祭過之後的活人大飽口福。當時一石米也不過才8塊錢。120元一桌的酒席如何了得!都是一些能吃會吃的食客,其場面何等壯觀。清道人李瑞清是胡小石的恩師,清末民初,學術界、教育界無不知清道人之名,其書法作品更是聲震海内外。有趣的是,清道人不僅是飽學之士,而且是著名的饞嘴,非常會吃能吃,且能親手下廚,是以他調教出來的徒子徒孫,一個個也都是飽學而兼饞嘴之土,譬如胡小石先生。我生也晚,雖然在胡先生執教的中文系讀了7年書,無緣見到胡先生,但是卻有緣和胡的弟子吳伯教授一起上過館子,吳不僅在戲曲研究方面很有成就,也是我有幸見過的最會吃的老先生。

曆史上的南京,可以找到許多像祭清道人這樣的“雅披士”之舉。在南京,會吃不是丢人的事情,相反,不會吃,反而顯得沒情調。據說蔣委員長就不怎麼會吃,我曾聽一位侍候過他的老人說過,蔣因為牙不好,隻愛吃軟爛的食物,他喜歡吃的菜中,隻有甯波“大湯黃魚”有些品味。與蔣相比,汪精衛便有情趣得多。譬如馬祥興的名菜“美人肝”就曾深得汪的喜愛,汪在南京當大漢奸的時候,常深更半夜以榮寶齋小箋,自書“汪公館點菜,軍警一律放行”字樣,派汽車去買“美人肝”回來大快朵頤。其實“美人肝”本身并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東西,隻是鴨子的胰髒,南京的土語叫“胰子白”。在傳統的清真菜中,這玩意一直派不上什麼用場,可是馬祥興的名廚化腐朽為神奇,使這道菜大放異彩,一躍為名菜之冠。當然,“美人肝”的制作絕非易事,不說一鴨一胰,做一小盤得四五十隻鴨子,就說那火候,就講究得不能再講究,火候不足軟而不酥,火候太過皮而不嫩,能把這道菜伺候好的,非名廚不可。

如果僅僅以為南京的吃,在曆史上,隻是為那些名人大腕服務,就大錯特錯。名人常常隻能是帶一個頭,煽風點火推波助瀾,人民群衆才是真正推動曆史的動力。南京的吃,是以值得寫一寫,不是因為有幾位名人會吃,而是因為南京這地方有廣泛的會吃的群衆基礎。民以食為天,飲食文化,隻有在普及的基礎上,才可能提高,隻有得到人民群衆的積極參與,才會發展。南京的吃,在曆史上是以能輝煌,究其根本,是因為有人能認真地做,有人能認真地吃。天底下怕就怕認真二字。一般人概念中,吃總是在鬧市,其實這是一個大大的誤會。今日鬧市的吃,和過去相比,錯就錯在吃已經淪為一種附帶的東西。吃已經不僅僅是吃了。吃不是人們來到鬧市的首要目的。吃變得越來越不純粹,這是人們的美食水準大大下降的重要原因。繁忙的鬧市中,當人們為購物已經精疲力竭的時候,最理想的食物,是簡單省事的快餐,是以快餐文化很快風行起來。

吃不純粹還表現在太多的請客,無論是公款請客,還是個人掏腰包放血,吃本身都退居到第二位。出于各種目的的請客,已經使得上館子失去了審美的趣味。吃成了交際的手段,成為一種别有用心的投資和回報,吃是以也變得庸俗不堪。吃不純粹造成了一系列的惡性循環,消費者不是為了吃而破費,經營者也就沒必要在吃上面痛下功夫,于是不得不光想着如何賺錢。

馬祥興是在1958年以後,才從偏僻的中華門外,遷往今日的鬧市鼓樓。它的黃金時代,大有一去不複返之勢。人們感到疑惑不解的,是它并不因為遷居鬧市後,就再造昔日的輝煌。馬祥興現在已經很難成為話題,天天有那麼多的人,從它身邊走過,但是人們甚至都懶得看它一眼。世态炎涼,此一時,彼一時,往事真不堪回首。想當年的馬祥興,酒香不怕巷子深,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裝潢,也不成天在報紙上做廣告,生意卻始終那麼火爆。到這裡來享受的,不僅僅有那些達官貴人,身着短衫的販夫走卒也坐在這裡,和顯赫們一樣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人們大老遠地到這裡來,目的非常純粹,是想吃和愛吃,就沖着馬祥興的牌子,就為了來這裡來吃蛋燒賣,就為了來這裡吃鳳尾蝦、吃燴鴨舌掌。“美人肝”貴了些,不吃也罷。

南京吃的價格,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昂貴,這麼不合理。南京今天的餐飲費絕對高于廣州和上海,而南京人的收入,卻遠不能和這兩個地方的人相比。

想當年,大三元的紅燒鮑翅,隻賣2.5元,陳皮鴨掌更便宜,隻要8角。抗戰前夕的新街口附近的瘦西湖食堂,四冷盤四熱炒五大件的一桌宴席,才5元錢。人們去奇芳閣喝茶、聊天,肚子餓了,花5分錢就可以吃一份幹絲,花7分錢,可以吃大碗面條。賣醬牛肉的,帶着小刀砧闆,切了極薄的片,用新摘下來的荷葉托着遞給你,那價格便宜得簡直不值一提。

就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四川酒家聚一聚,有個10塊錢已經很過瘾。那時候的人,在吃之外,不像今天這樣有許多别的消費,人們口袋裡不多的錢,大啖一頓往往綽綽有餘。吃于是變得嚴肅認真,既簡單也很有品味,人們為了吃而吃,越吃越精。

今日之人,很難再為吃下過多的功夫。和過去比較,大家生活富裕了,吃似乎不再成為問題。不成問題,卻又成了新的問題。今日的吃動辄吃裝潢,吃檔次,吃人情,吃公款,吃獎金,吃奇吃怪,唯一遺憾的就是吃不到滋味。但是人們上館子終極的目的,還是應該為了吃滋味,否則南京的吃永遠輝煌不了。事實上,南京今日的吃,已得到了狠狠的懲罰。我住在熱鬧的湖南路附近,晚上散步時,屢屢看見一排一排的館子燈火輝煌,迎賓小姐臉色尴尬地站在門口,客人卻見不到一位。如果開館子的人,僅僅是想算計别人口袋裡的錢,人們便可以毫不猶豫地拒絕。真以為南京人不懂得吃,實在太蠢了。

忘不了小時候的事,20多年前,我住的那條巷口有賣小馄饨的,小小的一個門面,一大鍋骨頭湯,長年累月地在那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鮮。當年南京這樣普通卻非常可口的小吃,真不知有多少,今天說起來都忍不住流口水。

北京的小吃來自哪裡?南京人真的對吃不講究嗎?

選自《南京人》,葉兆言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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