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9日晚上，大約九點鐘，一位頻頻豔聞纏身的影劇女明星，頭頂心境裡的隆冬天氣，在黯夜華燈裡前往上海國際飯店。
她自旋轉門穿行而入，在流光輝映間，悄默将一絲決絕神色匿藏眼底。
昔日，女明星于銀幕及舞台，已演繹浪漫豪情、凄楚哀婉的許多角色；此刻，她鄭重地在旅客登記簿上，填上定義自己人格與靈魂的名字——“幹淨”。（也有“甘潔”一說。）
這是一種早已剝離身心、她永遠喪失了的生命質感。今夜，女明星将用一種最極端的方式繳付代價，攫奪一個失而複得的可能性。
她決意把這兩個字，作為自己生平最權威的判詞，镌刻進即将閱讀到她最後的轟動新聞的人們的印象裡。
面對眼色生疑的侍役，女明星叮囑道：“我不按鈴，就别來打擾我。”随即她搭乘影星白鹭墜亡的那座老式鉸鍊電梯，登上十樓，走進708号客房。
圖｜上海國際飯店，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遠東第一高樓”之稱
半個鐘後，侍役在門外詢問她是否用晚餐時碰了一鼻子灰。他洞察力敏銳，女客人進門以來，即赴末路般、冷漠而乖違的态度，撥動了他警覺的神經。
随後幾番探問無果，他繼又發現房門反鎖，無法察看。一種強烈且兇險的直覺，惶惶然攥住侍役的責任心。
20日零點三十分，他撬開了708号客房。一股酒氣夾雜陳尿的莫名味道，幽浮在空氣裡。
床上仰躺的女人口吐白沫，床頭杯子裡剩着生鴉片與烈酒的混合物，刺激的怪氣味，正從這緻命的混合物裡散逸而出……
民國有俗語：大煙膏子就酒，小命立時沒有。
這是一種利用酒精加快血液循環，配合過量生鴉片中生物堿的毒性，迫使心髒加速衰竭、呼吸中樞麻痹的服毒方案，是一種逃避痛苦最迅捷的死法。
國際飯店立即電告捕房，自戕的女人被送至寶隆醫院，狼狽又潦草地放在穿廊裡排隊候診。
這個不省人事的服毒者，起初被醫院當作“捕房送來的無名女屍”實施了簡單灌腸，直到值班醫生認出了病人——她是英茵，上海灘影劇雙栖的女明星。
圖｜英茵
昨年，英茵于上海劇藝社演出的曹禺話劇《北京人》備獲嘉許，是繼《武則天》《日出》之後，她話劇生涯中又一聲名遠播的代表作。
然而，同年反響平平的愛情片《返魂香》，卻從一幹代表作脫穎而出，因名化身一則生機反卦，成為英茵自殺事件中倍受熱議且令人唏噓的談資。
英茵服毒的十一天前，即1942年１月８日，她的戀人平祖仁，被惡名昭彰的汪僞七十六号槍決于南京中山北路刑場。
平祖仁，時任國民黨江蘇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經濟特派員，另一重身份則是國民黨地下抗日特工，上海對日情報站負責人。
曾與平祖仁共事過的作家鄭振铎先生，在《蟄居散記》中《記平祖仁與英茵》一文記述道：
“平祖仁受盡了人類所能忍受的極刑，甚至他的濃密的頭發，也被刑者一根根一把把連根地生生地拔下來；滿頭是血淋淋的……但他始終傲态如常，不曾洩露過一句機密的話，一點秘要的消息。”
圖｜汪僞七十六号刑訊室曾使用的部分刑具，老虎凳等
平祖仁遇難十一天後，英茵照應曾飾演過的《日出》陳白露一角——鎖上旅館房門，在雞鳴之前，在陽光透入窗戶之前，咽下了生鴉片……
報紙媒體延續了對英茵近年撲朔绯聞的刊發熱情，紛紛報導她“為愛殉情”。
直到三年後抗戰勝利，部分戰時材料才開始披露一些鮮為人知的案卷，為這樁“殉情”舊聞，新添了華夏女兒肩扛民族大義潛行的悲壯底色：
其年，上海有七件重大諜報案涉及英茵，其中若幹件是她喬裝成舞女或妓女，誘騙日僞人員到預定秘密地點，由諜報人員予以處決，有９名日僞人員被以上述方式暗殺。
英茵，原名英潔卿，乳名鳳貞，1916年3月28日生于北平。她的生平資料大多記載着：父親是創辦了《大公報》及輔仁大學的英斂之先生，母親是愛新覺羅·淑仲。
經考證英若誠先生的自傳《水流雲在》，英斂之膝下惟有獨子英千裡。英茵其實是英斂之兄長的女兒，二人是叔侄，并非父女。
英茵父親在世時是個無業混混，擅長摔跤，常幫人打架消磨日子。一日夜晚，他被仇家用刀刺死，警察以其身微命賤為由，并未緝查兇手。
圖｜英斂之與愛新覺羅·淑仲
在兄長遇害後，英斂之承擔起一家之主的職責，分贈他的四個兄妹每戶一份地産，并盡力供養扶助英氏家族，在以經濟支撐為主的多個層面上，補償了英茵失怙蒙受的損害。
1931年初，十五歲的英茵，在北平弘達學院念書時，恰逢“中國流行音樂之父”黎錦晖的上海明月歌舞團，赴北平演出并公開招考藝員。
從小就對歌舞戲劇着迷的少女前往報考，與此後位列“上海灘七大歌後”之一的白虹，一同被錄取。英茵從此出走氛圍壓抑的貴族大家庭，隻身去往上海。
她将在這個二十世紀初期中華大地最摩登繁華的大都市，目睹一場前所未有的民族浩劫，見習所接觸和瞻仰的部分文藝人，在日僞統治下的文藝陣地——如何投機以生财有道，更甚者成為戰局中的附逆者。
英茵先加入聯華歌舞訓練班，随後轉入明月社，第二年參演歌舞片《芭蕉葉上詩》，十六歲的少女登上銀幕。彼時，明月社風頭無兩，傲踞上海歌舞團體峰巅。
圖｜明月社的練功房
“九一八事變”後，在民族危機空前加劇的時局下，明月社那“打着提倡群眾音樂的招牌，大唱淫蕩的小調，大作淺薄無聊的俗曲”的做派依舊。
如此累積群眾惡感以緻社員相繼退出，皓月逐漸黯淡，縱然黎錦晖引入西方爵士樂改革，得以短暫回光返照，明月社仍于英茵加入的第三個年頭，1933年，全面解散了。
明月社流散的社員，競相加入電影圈發展。1934年，英茵與白虹，合演了上海影戲公司拍攝的歌舞片《健美運動》。
有着“豔情片鼻祖”名号的但杜宇，是這間公司的老闆兼此片導演。
宣傳海報中簡介表明，這是一部以号召現代女性擺脫男性威力壓迫，強身健體，為挽國家民族于淪胥而出力作主題的影片。
《健美運動》以“女性中心的先決問題”為宣傳智語，演詞從原始時代、封建時代、現代金錢主義時代，一路洋洋灑灑地揭示啟發女性形象應當摒舊煥新。
可是，它同時又着力推介“兩百餘位健美少女的美底結晶、力底表現、膽底力作，無邪地為藝術顯露色相”為特别看點。
圖｜《健美運動》宣傳海報、劇照
與明月社無異，銀幕之上，旗袍浴袍褪換半體服，掩蓋肉感的俗名，美曰健康，一如既往地售賣高開叉的香豔視覺，用的還是吹揚啟示救國的甲袍，底下卻隐晦而酣暢地旋舞欲念遐想的老把式。
不過，個子高挑、身形勻美的英茵，得以此片在電影界嶄露頭角。
1936年，二十歲的英茵，加入當時的影業翹楚——張石川的明星影片公司。
圖｜張石川與明星影片公司演員集體合影
此間公司明星雲集，英茵的個人光芒不得耀顯。雖然她先後拍攝了《新舊上海》《女權》《小玲子》《清明時節》《海棠紅》《生死同心》《壓歲錢》《十字街頭》《社會之花》《夢裡乾坤》等多部電影，卻多為配角。
英茵自然而質樸的演技表達，在“會做戲”的評判角度下，往往為輿論界忽視。當時雖有零落褒揚，卻不曾作為鮮明的個人特色集獲大衆欣賞與追捧。
圖｜英茵在明星影片公司參演作品的部分宣傳資料
多年後，同時代獲封“電影皇帝”的影星趙丹，在回顧電影《十字街頭》時中肯評價：
相對包含自己在内的幾個歌舞名将，帶有不少做作、過火成分的表演，英茵略帶生澀、尚且需要前輩示範的本色表現，恰恰是更優的。
圖｜趙丹
圖 | 《十字街頭》劇照
不曾想，昔時銀幕上充當配角的“平庸”演繹，正為着英茵日後的諜報事業埋下了精妙的伏筆。
1937年6月，英茵主演了由宋之的（dì）編劇，沈西苓導演的四幕話劇《武則天》。
主角甄選過程中，英茵經曆不少波折終于獲選，但女主角仍暫定為AB制。Ｂ角是郁達夫的侄女，畫家郁風，當時借用了“聞郊”為假名。
首演日，英茵演畢即博滿堂喝彩，一再返場答謝。本該Ｂ角輪演，劇社出于聞郊缺乏獨挑大梁的舞台經驗等考量，決定由英茵一演到底。
這部由業餘實驗劇團排演的曆史劇相當賣座，在卡爾登戲院演足兩月。炎夏悶熱，戲服層層疊疊，每場演出英茵均在汗流浃背中謝幕。同時，緊密的場次安排，也讓她的嗓子不得不接受超負荷的挑戰。
圖｜左：位于派克路的上海卡爾登戲院 右：《武則天》舞台劇照
鑒于在電影圈成績平平，為了穩穩立足于這個話劇前途中尤其重要的岩點，她不敢懈怠。
不負所望，《武則天》讓英茵在話劇界炙手可熱。然而，時局不遂個人錦程。
“盧溝橋事變”、“八一三事變”相繼爆發，中華大地進入全面抗戰時期。
11月12日，曆時三月的淞滬血戰潰敗，國民革命軍傷亡33萬餘人，五倍之于日軍，日本占領上海。11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告遷都重慶。
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軍在城内開始了長達六個星期的“南京大屠殺”，超過三十萬平民及戰俘被殺害。同時，半陷落的上海成為“孤島”。
1938年，英茵應歐陽予倩邀請，在租界出演了由青鳥劇社籌劃的曹禺話劇《日出》中的交際花陳白露，亦獲好評。
爾後，英茵客串演畢《茶花女》，也随十三支救亡演劇隊中的一支，輾轉蘇州、無錫、漢口，奔赴大後方。年底，汪精衛公開發表《豔電》，投敵叛國。
圖｜左：《大阪每日新聞》關于《豔電》的報道 右：訪日的汪精衛與頭号甲級戰犯東條英機
在重慶，英茵參演了《上海屋檐下》《民族萬歲》《殘霧》等幾出話劇。劇團解散後，她加入當時随國民政府遷移而來，承擔抗日救亡宣傳工作的中國電影制片廠。
即便在山城的空襲警報下，英茵也不怠慢自己的生活。她不為周遭窮得樸素的圖景所同化，亦不在意旁人的目光。
據曾住同一宿舍的女演員秦怡回憶：英茵晨起煮咖啡，煎雞蛋，穿花枝招展的旗袍，一身珠圍翠繞。
她把秦怡當小妹妹，在演戲與交際方面，由衷地給予引導與幫助。對待貧友，猶如江湖豪俠般慷慨解囊，有時請客，有時送些美國進口的生活用品。
人們對于英茵的生活方式與裝扮，縱有異議，但談及她頗具俠氣的直率性格，意見倒是相當一緻。
曾與她共演《賽金花》《返魂香》的女演員丁芝憶述：“英茵是直爽的，熱情的，俠義的。總之她是一個十足的北方姑娘的代表。”
圖｜英茵拍攝的畫冊封面
有朋友評價英茵：
昂昂然猶如燕趙男兒，思量着或是北方人的緣故，或是長久過着流浪的生活，她不虛僞，腦子裡想什麼，嘴裡就說什麼，憑着高興做事，不懂得“顧忌”兩字作何解釋。
關于言無顧忌，英茵的一位密友，曾記叙了一個夏夜聚會中的片段：
“因為我是南方人，是以她（英茵）就沒法聽懂我的‘藍青官話’，突然的，她打斷了我的話對我說：‘要是我跟你軋起姘頭來，兩人之間還得請個翻譯呢’，笑得大家連腰都彎得直不起來。”
戲笑中的一詞“姘頭”不防成真，消遣了一把英茵現實中的绯聞。
據秦怡回憶，有一段時間，關于英茵與上海美心酒家老闆的戀情流言四起，他是一個有婦之夫。
英茵給她看過一些他們來往的信件，紙上的字已經被淚水染得模糊。那時候，英茵夜晚不能安寐，常借煙消愁。
圖｜秦怡
秦怡多少感覺得一點她不願傷害别人的愧疚心，以及不能自處的錯亂情緒，偶發詢問，英茵則說：“我所經曆的痛苦，你一個小姑娘是不會明白的。”
一天，英茵收到一封老闆太太寄來的信，裡頭非但沒有筆誅墨伐，反而婉言稱贊英茵淑美、名花解語，懇請英茵顧念她的兩個孩子，割愛釋懷。
閱畢，英茵淚流不止。當晚熄燈後，她照舊倚在床上，在黑暗裡将香煙一支續一支。秦怡擔心她過于損害健康，勸睡之言卻讓她誤以為是煙味嗆人，起身披衣去了屋外。
似乎是結束這段戀情後，英茵在重慶結識了平祖仁，亦是一位已婚人士，兩人一見傾心。
這是她的演藝導師黎錦晖最反感的一類兒戲愛情，顯然學生并未師承對感情的謹慎态度，以及自律于道德限制。
那位南方密友對英茵熾熱情感的結局走向，也仿佛早有預知：
“英茵，她很熱情，這是她的好處，但也是她的壞處。很多的朋友這樣替她擔心着，怕有一天她的熱情會把她自己燃毀或灼傷了的。”
圖｜英茵拍攝畫冊内頁
不過，英茵與平祖仁的邂逅，不止于發展為一段單純的熱戀。平祖仁并未隐瞞其上海對日情報站負責人的身份，反而吸納她開展地下情報收集與傳遞工作。
這是關于英平二人如情侶似戰友的聯結，廣為流傳的叙說之一。
詩人、出版家邵洵美的女兒，邵绡紅，在《英茵的故事的另一章》中，則提出了關于英平結識時間，更早更隐秘的一項猜測：
1938年，邵洵美為仍活躍在“孤島”的抗日同志——翁率平和儲東郊創辦的《大英夜報》投資，借洋招牌規避日僞的審查。
在報刊負責人頻收子彈恐吓信的情形下，報紙堅持發表文章反對日僞，平祖仁正是背後的經濟支援者。
當時上海租界尚未淪陷，邵洵美說服好友項美麗（美國女作家Emily Hahn)，出借她在霞飛路住宅樓上的一間後房，将攜帶發報機的一支三人諜報小組，安頓于内。
圖｜左：邵洵美 右：項美麗（Emily Hahn）
雖北房隐蔽，可發報機的動靜卻難以全然藏匿。
一日，項美麗的友人，英租界警察局的副局長馬爾考·史密斯，在樓下喝茶之際，突然發問：“你的收音機開着嗎？好像有人在開短波。”項悄摸打開收音機，連忙上樓警告後房人員。
項美麗下樓之後，又從馬爾考口中得知，日本人早已斷定租界裡有發報機，正嘗試用三角測量儀精确定位它。
馬爾考的貿然登門與日本人的警覺行動，讓諜報組對房子的安全性失去信心，個把月後便搬離了。臨别時，他們告訴項美麗，這般時常遷移，日本鬼逮不到。
多年後，項美麗說不出諜報組人員的名字，基于對邵洵美政見的信任，她不曾打擾，隻在第一次看見發報時，直覺他們是在跟重慶聯系。
邵绡紅之兄，邵祖丞，回憶并且笃定當年由父親安頓在項家的遊擊隊員——“就是平祖仁他們，平祖仁是國民黨江蘇省代表。”
邵绡紅綜合資訊，慨發聯想：諜報組中的女子，不知是否有英茵？
圖｜《清明時節》劇照 英茵（中）
其年，有期刊曾報道，英茵在每日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去一所私立英文學校補習，出入常捧着洋裝書。
同時，比較秦怡對英茵豔裝盛飾的印象，采訪過英茵的記者，則補充了外人難以窺見的形象：除非演出，平日裡英茵很少穿鮮豔觸目的旗袍，也很少化妝，淨素樸質。
霞飛路上，英茵是否時常穿行，走進項美麗的房子，與平祖仁并肩站在發報機前？如今線索已不可盡考聯系。
對情同姐弟的導演屠光啟，英茵隻說與平祖仁相識于重慶。
1939年9月1日，德國閃擊波蘭；９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９月5日，汪僞政權在上海建立特工組織，機構設在極司菲爾路76号，它将在兩年四個月後殺死平祖仁。
這一年，英茵在重慶主演了中國電影制片廠制作，何非光導演的《保家鄉》，這是一部揭露日寇侵華惡行的影片，期間由于她表演過于投入，在拍攝與日本軍官争奪刀的鏡頭時，竟不慎被對手演員劃破了血管。
拍完《保家鄉》，1939年底将近新年時，英茵在重慶行蹤成謎，1940年卻蓦地現身上海。
外界的讨論與猜測沸沸揚揚，一則說她生活嬌奢，不願忍受重慶環境的清苦；二則說她被黎莉莉搶了《塞上風雲》女主一角，于是不遵規章負氣出走。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則是懷疑她癡心情切，為着追逐某位戀人而返滬。
圖｜《電影周刊》報道英茵返滬
當時頗有聲望的中國電影制片廠廠長，鄭用之先生，對此發表聲明：“英茵行動浪漫，中制已予開除。”
這份聲明更似為“情奔”增添了有力佐證。渝、港、滬三地報紙，大肆報道英茵為愛私奔。
或為己辯護，或掩人耳目，英茵對外稱乃是應電影實業家吳性栽的影片邀約，才自重慶借道香港，飛抵“孤島”。
1940年，英茵的确主演了合衆影片公司制作的《賽金花》，影片以“北平名妓犧牲色相為國捐軀”為故事藍本，以“是弱女子在強鄰壓境下的偉大作為”當頌揚主旨。
清末名妓賽金花，傳言她為着挽救北京城百姓的性命，不惜獻身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曉以利弊理義，仰賴她的福蔭一萬餘北京人免遭塗炭，賽金花進而得名“議和人臣賽二爺”，四贈自己墨寶：“國家是人人的國家，救國是人人的本分。”
後來，諸多沖突事件證明，瓦德西并不曾與賽金花有過接觸，部分文人盛贊的“亂世佳人”，實際是履借婚姻攀附權貴，反複下海，因逼死手上妓女而獲罪，對着為她撰文著書的執筆者信口開河的蛇蠍女子。
中華疆土漫地硝煙，銀幕在讴歌和唏噓考據失實的風塵女子。許多制片公司一度青睐編寫、展現，失節女人意識覺醒的曲折人生故事，仿佛女子隻有失去貞潔，才能長出挺直的脊梁。
圖｜《賽金花》劇照、海報
曆史叙述的偏差或謬誤，并不妨礙影片公司利用豔色噱頭吸引觀衆，《賽金花》依然不負期許地熱映，英茵名氣大增。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的“僞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這個為日本人扶植的政權集團，完全淪為日軍侵華的工具。
在1946年2月的《快活林周刊》創刊号上，編輯胡禮在《英茵平祖仁之戀愛秘密》一文中，講述英平二位的結遇契機，正是英茵自渝返滬後——
1940年的一個夏夜，英茵在辣斐德路的寓所，忽然光臨了一老一少兩位客人，老者為趙志遊，少者為平祖仁。
平祖仁，畢業于上海暨南大學，湖南人，講上海話，西裝入時。
趙向英介紹并說明，平乃慕名而來，欲借她的藝人身份，隐蔽協助做些地下工作。
平祖仁的态度嚴肅，儀表軒昂，加之動機高尚，英茵初見他，便陡得十二分好感；同時，平亦為她的豐姿綽約，秉性爽直，典型的北國女兒風情所傾倒，二人半個鐘的談話很是投機。
此後，英茵演出之餘，以趙志遊組織的長風劇團為掩護，開始頻繁參與平祖仁上司的地下抗日工作，一經接獲情報，立刻約定地點，當面報告。霞飛路的咖啡館、酒吧，顧家宅公園，以及一些寂靜秘密的場所，都有二人的蹤影。
圖｜《快活林周刊》1946年２月２日文章
“人非草木，誰能為太上之忘情。”是編輯在贊頌愛國義舉的行文情緒裡，向大衆對故事裡的婚外情作出的最溫和的辯護。
二人的暧昧關系，必是經不住道德審判。公序良俗标準下，英茵的情愛轶事都将控訴——她是婚姻秩序裡的破壞者。
至此，暫且着眼于事件中，有關一位戰時女性的抗争意識蘇醒的關鍵推力。
英茵在一段越軌的戀情裡，由戀人啟發和指引，貌似是在熱情驅使下協助對方的工作，實則共同瞄準了漢奸撒播伏降迷霧深處中，抗擊侵略者的民族目标。
在身處社會階級上層，生活物資充裕的情況下，英茵的行動意志，并非來源于個體抵禦生存壓迫的層面，而是在愛情行為裡，通過參與和見識，逐漸誕生了本質是守衛民族生命的鬥争信念，踐行了不止于口号的殲敵職責。
圖｜《生死同心》劇照 英茵（右三）
在朱季琳（南市電力公司老闆，舅舅馬相伯為複旦大學創始人）長孫，朱兆和的回憶材料中得知，當年，英茵與平祖仁這對諜報戀人，選中囊括了半條紹興路的朱家，作為他們的秘密聯絡點。
朱家十四個兒女與幾十個孫輩，在朱季琳的要求下全都信奉天主教，是以特意在家中設立教堂，家庭成員裡教父、唱詩班、樂隊一應俱全。朱家人受法國教會學校西洋樂的影響，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家庭爵士樂隊。
朱家素來好客，每逢西洋盛節、家人生誕都要舉辦派對，加上這支家庭樂隊吸引了當時法租界的瑞典、美國、蘇聯的爵士發燒友陸續加入，放眼一派青春風流，演出頻頻傾倒衆生，在上海年輕一代中大受歡迎，逢必名流雲集。
平祖仁每個星期日上午在朱家現身，英茵每次也在差不多的時間到訪，因為每周日上午的樂隊排演，是朱家的固定日程。
彼時，上海正充斥着圍繞：
西方列強與日本關于瓜分在中國的未來利益；
列強與國名黨政府及汪僞政權關于治外法權；
日本與租界關于工部局權力；
日本軍隊與國名黨遊擊隊組織關于郊區地盤；
黑社會裡本土外地幫派間關于流氓控制權等多項争議，
而展開的激烈争奪。
除此之外，又以國民黨特工與汪僞政府特工，對銀行、報紙、法庭等控制區的狩獵最為血腥。
一邊是以戴笠為首的軍統，組織忠義救國軍，暗殺汪僞份子及親日者；一邊是汪僞設立的七十六号特工總部，對具有國民黨色彩的機構和人員進行偵篩與剿除。
作家陳丹燕曾寫道：“那時的上海，似乎随時都有暗殺。”
圖｜上海良友照片公司拍攝的英茵相片
1941年初，朱兆和則親眼目睹了一場暗殺，主角正是平祖仁。
一個周日早上，在朱家花園通往紹興路的大門口，平祖仁臨下車之際，對面金谷村弄堂口突然沖出兩名刺客，同時朝他開槍，平如子彈般彈出車門西向奔逃，躲過一劫。
風波後，平祖仁向朱兆和敞開大衣，展示刺客的槍法——左片口袋一個槍眼，右片下擺兩個槍眼。他嘲笑敵僞遣來的槍手是蹩足貨，自己竄來竄去他們打不準。
朱說：“平叔叔，侬本事真大，我佩服侬。”
平則笑言：“這真叫死裡逃生。”
無論是幸離霞飛路的項宅，還是僥生于紹興路的朱家，平祖仁總在譏蔑敵僞份子：逮不到，打不中。
然而，一隅“歹土”之上，轟炸與暗殺，齊力圍剿抗日有生力量，其血光洶湧，縱幸運之神，也難逃敵僞魔爪曠日長久的追索。
1941年4月15日中午，平祖仁與身懷六甲的妻子羅西紅，一同被日本憲兵隊本部特高科逮捕，關押至極司菲爾路76号。（也有平祖仁在英茵家中被捕的說法。）
得知平祖仁夫婦被捕的消息，震驚之餘，英茵随即趕往租住在淮海路漁陽裡弄堂的平家，安頓好被遺忘的孩子們。她憂心忡忡，曾對朱家的女主人透露，要去探望平祖仁。
圖 | 英茵
七十六号内，平太太被關進高洋房中的女監，在羁押期間生下一個嬰兒；平祖仁則被關進看守所，初期他被判作輕犯，保有一定限度的自由活動範圍，每日可在室外走動。
平祖仁利用這些機會，不僅在一同關押的政治犯、盜竊犯中廣泛啟悟，吸收支援者，還在七十六号的看守、打手、劊子手中間竭力遊說拉攏，勸人棄暗投明。
平祖仁在牢獄裡，非但沒有洩露機密，反而充分發揮組織才幹，就地展開隐秘工作。
牢獄外，顧慮平祖仁身份的牽連，地下戰線的同志不便妄動；往日有過聯系的人，更是憂懼招來災禍。唯有英茵為他積極走動權貴，想辦法保釋。
同時間，英茵不僅主演《世界兒女》《返魂香》《肉》（又名《靈與肉》）三部影片，還為着話劇《北京人》排練演出。《北京人》大獲好評的幕後，是女主角為着戀人焦心奔波的現實場景。
圖｜英茵人生最後主演的三部影片
兩頭的勞頓消耗，導緻她在公演期間病倒，由喉嚨嘶啞發展到一度咯血，休養一周後，行程依舊。
1937－1941年，是上海疫病肆虐程度居曆史之最的時期。霍亂、鼠疫、天花、白喉、瘧疾、猩紅熱、狂犬病等多達十二種傳染病，正瘋狂收割“孤島”的生命。
在漏報為常态的資料統計條件下，最高峰時發病率可達2121.6/10萬，死亡率565/10萬。城市之内，街道橫屍遍地，水域腐臭惡濁。
政權角力以緻雜亂無章的城市裡，地表上下世界的權貴，互相勾結，将政府禁煙令踏若廁紙，公然組織制造、販售可緻亡國的毒品。
英國作家保羅·法蘭奇曾寫道：“隻要這座城市還矗立在黃浦江兩岸，毒品就會沿着它的血管流動。”
青天白日下，窮人在戰争、饑餓與疫病的圍剿中，往生鴉片裡摻紅糖作為那甜蜜的斷頭飯，潦草堆屍于溝坑，認命而甘心成為一切可讨論層面中的失敗者。
社會階級的上層在合法犯罪，底層在違法被殘害，這些荒誕慘酷的真實曆史圖景，不光是法治社會的邊緣空間概貌，更是人類生存秩序的失控病變。
圖｜《世界兒女》劇照
虛弱至此，日軍戰鬥機當年在南京空投的勸降書，仿佛又等量播撒在上海。
被“招安”的十二家上海影片制作大公司合并，成立“僞中華聯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在日僞的引導與指教下：
或以“博愛、和平、共榮”之名，明目張膽地為敵僞鼓吹善行、迷惑群眾，反轉抵抗初心，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戰打頭陣；
或大拍恐怖、變态、色情故事，借由感官刺激，将觀衆愈加拽入對現實平民生存狀況的凄苦視而不見的逃避和麻木中。
混沌動蕩的時局裡，蕭條虛弱的土地上，面對異邦對我族人生存空間的野蠻侵占和生存權利的極限掠奪，族人本應齊心清醒抵抗麻痹愚化戰術：或在蒙昧奴化中堅定戰鬥理想，或克制物欲且扭轉私心自安的個人意識。
然而，懷揣着浩大聲量的宣傳機構，在民族存亡轉折點，沒有為戰士吹響沖鋒号，反而成了戰場上的附逆者。
平祖仁入獄後的生死轉折事件，則在作家高陽的《粉墨春秋汪精衛》一書中被提及：
原本依照七十六号的先例，關押者的危險期最多為三個月，三個月内不處決，便無性命危險，日後可以通融保釋。
圖｜汪僞七十六号特工總部原址
犯人們的生死裁度，也可從一啞巴勞役手勢比劃中預知訊息。一日，這個專為中山路刑場掘穴的啞巴歸來，帶來一人将被處決的消息，竟是平祖仁！
原來七十六号的李士群，認為平祖仁既為第三戰區經濟特派員，手裡必定掌握着大量資金及物資，是以獅口大開，索要四十萬美金，平祖仁以不管錢為答複，李士群自是不信。
至于物資，自平被捕已經轉移别處。後來，這些經過平祖仁之手的物資，以不為人知的手段，被七十六号内部人員侵吞。為着滅口，本來罪不至死的平祖仁，這下非死不可。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争爆發，美國對日宣戰；9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本宣戰。
隆冬，平祖仁畫了一幀梅花，題字：數點梅花天地心；由他帶頭，被拉攏團結而來的同志一道簽名，祈望将字畫寄給軍統首領戴笠。
此舉被李士群拟作“意圖造反”的罪狀，報汪精衛準許，于1942年1月8日，将平祖仁殺害于南京中山北路。
圖｜李士群
臨槍斃前，平祖仁遭受了慘酷的刑訊，可惜前文鄭振铎先生關于其在極刑殘害下的細節之全文《記平祖仁與英茵》，已于《蟄居散記》再版時撤下，文中曾寫道：
“平祖仁先生以自己的大無畏的勇氣，挺身受刑，來保全他們。不曾有一個人因他的緣故遭到不幸。”
平祖仁的死訊，宣告了英茵為其生還所作的一切努力與犧牲，付之東流。
從平祖仁入獄到赴刑，八個月以來，在他的親友匿迹噤聲，死生逐漸莫蔔的況景下，唯有英茵不懈地在權貴中間陪笑打探消息，設法營救。
傳言早時，“五重間諜”袁殊剛做軍統時，在一次政要名流的聚會上搭讪英茵，她反應平淡。袁殊提出請客也遭拒絕，于是他自嘲請不動大架子明星。
英茵忌憚他的身份，回請袁殊以示友和。然而，袁殊動作輕浮，甚至借酒勁賴在英家，行動恣肆放蕩。英茵礙于情面，暗自吞聲，此後仍有幾番來往。
不久，袁殊做了江蘇省僞教育廳廳長，英茵無奈之下加入了他顯擺興味下，邀遊蘇州的上海女作家之列。
不過，英茵此行，在受到袁殊冷遇，和她誤讀女作家蘇青對袁殊的調侃，認為“綠葉美人襯紅花男子”是在諷喻自己攀附權貴後，以獨自傷感傳回上海告終。
待到平祖仁被捕，英茵憶起袁殊與七十六号的上司人物李士群交情匪淺，于是主動聯系袁殊，在得到解救平祖仁的承諾後，她慨然委身。
數日後，袁殊的肥皂泡承諾被戳破，那不過是他獵豔的伎倆。
圖｜袁殊
平祖仁被槍決的噩耗傳來，可以設想英茵正中晴天霹靂，内心該當何等銳痛。她的計劃與希望全然落空，化為烏有。
但她很快克制悲恸，強作鎮定，為了避免平的親友同志成為日僞的線索，她隻身前往領取平祖仁那血覆頭面胸膛的屍體，雇人搬運至殡儀館，縫好他頭上的槍孔，整理遺容。
随後，英茵又出面在影劇圈募集了一些錢，将平祖仁安葬在虹橋公墓，餘錢交給他的遺孀作以後的生活費用。
當時不為外人知曉的是，英茵倚靠着“終當與同穴”的心願為精神支柱，在購置平祖仁的墓地時，在旁邊為自己也買了一塊。
知己一人誰是？已矣。榖則異室，死則同穴；待結個他生知己。她大抵是這樣籌劃來世的吧。
為了感謝合衆影片公司演職員在平祖仁後事上的幫助，英茵在家中置筵宴客。
這天距平祖仁遇害已過一周，她輕描淡寫地發表生死觀：“人家都說好死不如賴活着。依我看，賴活着不如好死。人死萬事清淨，不必再受精神之苦。”
在葬禮的悲抑餘韻裡審視生死，被當作人之常情。這句事後揣摩乃是飽含訣别意味的話，不為當時在場人所留意，更枉論警惕這是她自毀的預告。
甚至屠光啟在平祖仁被捕之初，還曾對英茵說：“萬一有一天你有不測，我肯定會盡一些力量，替你辦後事。”她則應答：“到時候你一定替我辦這個事。”
圖｜屠光啟
一語成谶。當屠光啟趕至寶隆醫院時，英茵的狀況可謂糟糕。
他要求将她轉入頭等病房，但由于沒帶現錢，要求被拒。直到值班醫生辨識了二人身份，向德國看護主任做了擔保，但為時已晚。
趕來陪護的是她的閨友李言，兩人合租一套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相交甚笃。
英茵的随身物件：一件大衣，一隻戒指，一百八十塊錢和一塊手表。依照遺書，手表便是留給這位李小姐的。
英茵的遺書内容，流傳着兩種版本：
其一，《申報》一位署名為“太虛”的記者，在探訪跟進的報道文中，提到英茵送醫之時，國際飯店708房桌上留下的遺書，被暫存在捕房。
據說，遺書的收信人是李言小姐，以“親愛的言”開頭，正文寫道：
“我身體多病，已成為廢人，留于世上，已無用場，故需要總休息。我死後，請向我公司陸先生借五千金，一千金畀家屬，四千金為治喪之用……”
這篇内容，在當年出版的《上海影訊》，李言的文章裡得到進一步證明。
李說：“因為她過去身體太壞，就受不住病魔的折磨，演《北京人》時既咯過血，又加以極度的心髒衰弱症。她對于自己的身體時常表示悲觀，最近或許又受到了一點感觸，就采用了這種不智的手段……”
關于英茵的健康狀況，女演員丁芝與不同時期采訪過英的記者，都曾聽她呼痛稱恙，羅列一身疾病。
但英茵因不堪忍受病痛摧殘，而了結生命的結論，并不全盤為人相信。
圖｜《申報》報道英茵自殺事件
在收到英茵自殺消息的二十四小時前，記者太虛才在英家門口淺聊少時，在他看來，那時英茵即便向他展示着醫生的藥方，她所表現出的神态，也絕沒有即将自害的征兆。
鑒于英茵在遺書中，附有合衆制片主任陸潔的電話，另一則更為盛傳的遺書内容為：
“陸先生：
我因為……
不能不來個總休息，我存在您處的兩萬元，作為我的醫藥葬費，我想可能夠了。”
較之英茵正值青年，卻為着常年的慢性疾病自絕的言辭，十一天前戀人平祖仁的暴死事實，則令這則晦澀莫名的遺言，流傳度遠超上一版本。
對于“我因為……”不能言明的後文，媒體與聞訊群眾，有着浪漫而悲壯的三類解讀：
其一，台灣電影史家杜雲之先生在《中國電影七十年》一書中說：英茵不惜自我犧牲，委身袁殊，結果平祖仁仍被槍決，英茵既痛惜夫妻慘死，又羞愧遇騙失身，遂自殺殉情。
其二，《快活林周刊》編輯胡禮表示，英茵在入監探視時，既知平祖仁此番兇多吉少，她在“士為知己者死”的沖動下，決意自殺殉友。
其三，傳言，平祖仁死後，李士群已偵知英茵的諜報人員身份，在她預備離滬之際，旁敲側擊：“還是待在這裡舒心，何必想不開？”
英茵得知身份暴露，既憂心日本人來調查，株連同志，又恐怕無法承受入獄後的酷刑。她于是決絕自裁，遺言也由此隐約其辭，陸潔會意，遺書閱後即焚。
雖然衆友人在病房外為英茵虔心祈禱，但她始終昏迷不醒，無聲度過一個日升日落後，1942年1月21日淩晨三時，她去世了，年華正當二十有六。
圖｜《申報》文章
英茵本是戰亂中可以偏安一隅的幸運者，但她選擇了兇險的戰鬥，最後以病之名，鴉片為介，在純粹的生理麻痹中，追随同袍而去。
古說以死明志，不論英茵過往人生中，有着怎樣意亂情迷的罪過及卑微低俗的附庸，她終于以赴死作為生平的颠覆與推翻。
證明自己的熱情可以真摯忠誠，靡曼的故事不曾玷污俠義的魂魄，并在侵略者蓋罩裡的麻醉空氣底下，埋藏一個待揭開的自我申訴的補充。
1月24日下午三時，英茵二姐英鳳鳴、影劇界同仁及劇影迷，集聚上海膠州路207号萬國殡儀館，共唱挽歌：“死的解脫，征服你那脆弱的心。安心吧，英茵！”
春前絲雨，鳳貞（英茵的乳名）的鬓間别插一朵白色薄絨花，身上輕蓋一床中央繡有展翅鳳凰的紅色綢被。
她安靜地躺在花叢，閉目觀看牧師主持“喪事禮拜”，傾聽費穆報告她的生平、緻悼詞，接受來賓瞻仰遺容，被新華影片公司攝進新聞紀錄片裡，最後睡進一口紅漆西式棺木裡，任摯友李言在外頭扶棺痛哭。
第二年，一位契友依照英茵的遺願，将她的靈柩安葬在虹橋公墓，平祖仁的墓穴旁邊。
契友為她立碑，镌文嗟歎：“雖獲成就于舞台銀幕，而不獲人間之至情，卒至悔其生涯。潔卿之痛，盍即曆史之悲乎！”
圖｜《世界兒女》劇照 英茵
距離英茵身故近八十年，在現世安穩中，評斷亂世裡人生姿态的雅俗，不免過于清高。況且，我們尤不知數十年後，子孫會将眼下的哪些流行行為，學我們的口吻，痛斥它們為曆史程序裡的“麻木現象”。
至少，英茵以勸降書為卷，認真書寫了兩道填空題：一空填本名，一空填入知己墓。
若前文不考來迹的戰時材料，在将來被證明并非信史，也尤願我輩——
不單隻熱衷于在曆史經驗中獵奇；不徘徊在将閃現的人性誇耀作人格的光芒的體裁裡；不沉迷于在淫邪鄙陋裡挖掘道義，僅滿足于一則則美人故事提供的暢快閱讀感。
更不忘閱時感慨士為知己者死、血雨洗俠骨的拳拳報國心；站定對暧昧的倒戈行徑一概發出明确道德追問的家國審視坐标；警醒于粉飾了“和平博愛”的侵略者的“教化”和陰謀。
文 | 凱風
原标題：《英茵：時以輕豔舞生平，史載隐俠扮妓女。恹恹病起，燃情殉知己，隻道一語“幹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