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三天的“新發展格局與十四五大趨勢——2021新京智庫春季峰會”進入最後一天。4月17日，在“國内大循環和經濟複蘇紅利”主題論壇上，中國社會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談到國内大循環和擴大内需時表示，更傾向于用貨币政策去支援需求增長，通過降低利率讓企業、居民的債務成本下降。
而說到降利率，很多人會擔心房價。張斌表示，貨币政策對遏制房價有短期效果，但房價的真正沖突在供給端，都市圈的房價還有下降空間。
談到外部環境對我國經濟有哪些影響，張斌表示，我國供給能力強，不是特别擔心外部沖擊。他還提到，我國經濟資料有短闆，背後反映出很多公共服務、公共管理還沒到位，政府應把提供和改善服務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更傾向于用貨币政策支援需求增長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如何擴大内需是關鍵，而國内大循環和擴大内需需要怎樣的貨币政策？
張斌表示，我們講擴大内需其實是兩類，一類立足長遠，另一類立足當下，要讓總需求保持在合理水準上。之是以強調總需求，非常重要的一個考慮是低收入群體。經濟不景氣時，中等收入和富人可以過下去，但窮人會受到非常大傷害，他們會最先失業。從這一點看保持總需求的穩定非常重要。
他進一步稱，日前出爐的一季度gdp資料雖然亮眼（同比增長18.3%），但環比增速不那麼高。從政策調整方向看，我國财政支出有很大收縮，廣義财政在收緊，地方平台治理也處于關鍵時期。“政策都在收，但現在經濟增長動力并不強，結構意義上我們還沒有恢複到正常狀态，而我們的财政狀況和金融市場的減法已做了很多，這就要求貨币政策要保持足夠的靈活，給經濟更多的支撐。”張斌稱。
怎樣是靈活的貨币政策？張斌稱，主要是利率，貨币政策要發揮作用，通過降低利率讓企業、居民的債務成本下降，同時持有資産的估值提高，這樣居民的資産負債表更強。
相比财政政策，張斌更傾向于用更積極的貨币政策、利率政策調整去支援需求增長。他解釋稱，财政政策是政府借錢、政府花錢，貨币政策更好的地方在于更多地借助私人的力量、借助市場自身的力量擴大需求。
貨币政策對遏制房價有短期效果，但房價的真正沖突在供給端
而說到降利率，一方面會讓人聯系到通脹。簡單來說，“錢不值錢”就是通貨膨脹。
今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較大，市場通脹預期持續上行。不過張斌表示，個别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但整體通脹并不是太高。從全球範圍看，個别國家有一些通脹，但對于一些供給能力較強的工業化國家，通脹不是大問題，不過是基于部分短期因素向上沖而已。
說到降利率，也有很多人會擔心使用成本降低後，資金會流向樓市，進而推升房價。張斌分析稱，房價問題有兩個考慮需要大家關注，一是要不要為了控制房價犧牲經濟景氣度，犧牲大部分人的錢包，犧牲很多人的就業機會，保持個别幾個城市的房價。
二是貨币政策能不能有效遏制房價。“短期來看可以，大家沒錢了，肯定房價就不漲了。但我們也知道房價真正的沖突在供給端，在土地供應、住房公共服務。”他說道。
張斌還表示，要澄清的是，我國大城市房價很高，但不等于房價泡沫，而且房價高不是中心城區房價高，而是都市圈（郊區）的房價整體都高，這是絕大多數中産階級不能接受的，這意味着喪失了大量的人進入大城市改變命運的機會。
“大部分人關心的是都市圈房價降下來，這是有空間的，我們有地，也可以把基礎設施做的更好一點，這些都不是（隻通過）貨币政策就可以解決的。”張斌稱。
我國供給能力強，不是特别擔心外部沖擊
談及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展現在哪些方面，張斌表示，部分發達國家的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這對中國出口、制造業有一定利好作用。
“不少人還對國際市場方面有很多顧慮，如果再發生一些調整，可能還會沖擊我們。但我個人不太擔心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的機制設計可以應對沖擊。”張斌進一步稱，我國經濟基本面比其他國家也好很多，工業化能力、供給彈性都相對較好。面臨同樣一個沖擊，很多開發中國家就會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因為需求稍微提高一點，供給沒有，價格就上漲，但工業化國家供給彈性很夠。
他強調，現在我國的供給、特别是制造業上的供給能力是很強的，彈性很大。是以我們應對沖擊的能力很好，不是特别擔心。
政府應把提供和改善服務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在擴大内需背景下，産業結構如何調整配合？張斌認為，要從中長期、從整體角度看這個問題，擴大内需一定要有更好的供應體系。
“現階段我國經濟存在最大的短闆不是制造業，也不是旅遊等競争充分的行業，而是還面臨高度管制、市場化程度較低的服務業，這裡包括政府公共服務。”張斌指出。
據他觀察，我國經濟資料短闆在于，一是目前我國還有近3億農民工沒辦法真正進入城市生活；二是我們講新城市病（住房貴、看病貴），這也是我們生活中普遍遇到的痛點。而這些現象背後反映出來的就是很多公共服務、公共管理沒到位，醫療、教育、金融服務等很多沒跟上，不是這些行業不努力，而是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管制政策不到位，要麼管得過死，要麼就是該管的沒有管。
張斌建議政府轉型，不一定在全國，但一部分政府要從發展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把提供服務、改善服務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同時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即問責機制，相當于市場的價值評估。“一方面告訴我們政府需要做什麼，另一方面告訴政府，如果做得不好要承擔責任。由上而下的問責機制也需要建立健全。”
新京報貝殼财經記者 程維妙 胡萌 編輯 王進雨 校對 李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