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紅紅火火，大有趕超美國之勢。美國為了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打壓世界第二，1985年逼迫、誘騙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廣場協定》，然後日元嘩嘩地升值，最終導緻日本經濟泡沫化，然後泡沫破裂，日本經濟再也沒有能力挑戰美國。
這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版本。
今天我要告訴大家的是：這是改編版的故事，你被騙了！
1989年9月22日星期天，這是安排召開廣場協定的日子。
9月20日，日方代表之一、大藏省（财政部）國際金融局局長行天豐雄已在紐約逗留多日，這天他在日本協會給美國商界做午宴演講，演講座無虛席，每個人都在認真傾聽，想提前知道點消息。
在問答環節，匯率是提問次數最多的問題，行天豐雄已經回答得有點不耐煩了，但是聽衆意猶未盡。當美國運通公司的瓊·斯佩羅問道：
“您不認為應有一次五國集團會議來對匯率做些什麼嗎？”
行天豐雄吓出了一身冷汗。
因為會議是秘密進行，五國集團會議一直都是這樣召開的，根本就沒有公布這次會議的消息。
行天豐雄在舉辦演講沙龍時，他的上級大藏大臣（财政部長）、長着一張娃娃臉的竹下登正在啟程飛來紐約。
竹下登也是秘密離開日本的。為了避免被日本其他官員和媒體發現，他就跟首相中曾根康弘商量以打高爾夫球掩人耳目。
這天，他帶着球具、穿着球衣，行李箱放在汽車後備箱，故作悠閑地來到成田機場附近的一個高爾夫球場。在慢悠悠地打了九個洞後，他沒有打回這九個洞，連球衣都沒有脫，就直奔機場的泛美航班客機。
星期天上午，行天豐雄和竹下登來到紐約中央公園對面，一座文藝複興式樣的“城堡”酒店出現在眼前，這是著名的廣場飯店。這個豪華飯店在1988年被意氣風發的特朗普買下，花了4.08億美元的他相當得瑟：“我來到辦公室，看到窗外最美麗的建築，結果是别人擁有，我感到很内疚，就買了。”結果，在1995年被破産的特朗普以3.25億美元低價甩賣給沙特王子。
22日中午11點，g5集團（美、日、英、德、法）的财政部長和央行行長齊聚一堂，讨論各國匯率和全球貿易平衡，目的是使美元有秩序性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作為東道主的美國财政部長貝克，到得最晚，因為他的飛機在芝加哥遭遇大霧延誤。貝克心裡一陣嘀咕：大事總是不那麼順利。
行天豐雄因為級别不夠，待在會議室的隔壁房間，但隔音效果不好，會議的發言他全程都聽得很清楚。
竹下登爽快地說：“可以升值20%，ok的。”
貝克當時很是吃驚，沒想到謹慎的日本人會這麼大方。
日本政府日元升值與美國政府美元貶值不謀而合，會議十分順利。
其實不止日本，英法德三國也希望美元貶值，緩解本國貨币貶值的壓力，他們對召開廣場會議的願望最迫切。
下午4點30分，會議在融洽的氣氛中結束，形成會議公告：美元有序貶值，另外4國對美元升值。史稱“廣場協定”。
在公告的措辭上還有過一個小争論，關于“非美元貨币對美元一定程度的進一步有序升值”，竹下登覺得不夠明确，建議删掉“一定程度”，但沒被采納，美英法德不希望表述太過直接。
随後的新聞釋出會，被安排在一個非常狹小且擁擠的小房間舉行，這樣的安排也是不希望現場有太多的媒體。記者提問：“為什麼能容忍日元 升值？”
竹下登用他那标志性的溫和笑臉回答：“因為我的名字裡有‘登’啊(日語中“登”與“升”相近)。就算日本升值到190日元兌換1美元（當時匯率是260日元兌換1美元），也無所謂啦。”
多年以後，行天豐雄回憶起此事，對媒體說了這麼一段話：
“日本在廣場會議上主動提出日元對美元升值，且幅度超出美國預期。至于逼迫和陰謀一說，隻是增加了故事性。根據當時日本首相和财經高官的計劃，這更像是美日兩國之間的合謀。”
是以，我們至少能看出兩個問題：
1、日本人當時對“廣場協定”挺歡迎，完全沒有屈辱感，這是一場各取所需的平等交易。廣場協定并不是美國強加給日本的，而是日本自己想要的。行天豐雄和竹下登在卸任後接受采訪時一直承認是日本主動。
你能找到的大部分嚴肅學術書籍，都能得到這個觀點。而你能看到的網文，大都是持相反觀點的陰謀論。是以，大家還是要多看書啊。
2、協定并非隻針對日本一家，英法德也參與進來了。并非隻有日元升值了，西歐三國的貨币也升值了。1985-1988年，日元升值1倍，德國馬克升值了1.4倍，法郎升值1.1倍，英鎊升值70%，像瑞士、意大利等歐洲重要貨币也都大幅升值。
這期間升值的貨币不止日元，而且日元升值幅度也不是最大的。
所謂歐美聯合給日本下套，這種陰謀論是站不住腳的。
那麼，為什麼日本對日元升值這麼積極？為什麼經濟失落的隻有日本呢？
1945年3月10日，行天豐雄終生難忘。
這天深夜，336架b-29轟炸機，每架攜帶近6噸的彈藥，從馬裡亞納島的空軍基地起飛，目的地是東京人口最稠密的淺草地區。空襲的美軍司令叫柯蒂斯.李梅，在年初剛剛将德國的德累斯頓夷為平地，轟炸東京十分有經驗。
400萬磅燃燒彈傾盆而下，10萬人瞬間死亡，44平方公裡的淺草地區化為灰燼，連河流都沸騰了，鋼鐵梁柱也融化了，破壞力可以和後來的原子彈爆炸相比，在250公裡外太平洋上仍可看到沖天火光。
人們争相跳入河中求生，結果隅田河漂滿如木炭一樣黑的屍體。人們争相躲入堅固的明治座劇院，院内窒息而死的屍體互疊有2米之高。大轟炸之後日本政府花了二十五天的時間才将燒焦的屍體清除完畢。
隻有14歲的行天豐雄，吓得全身顫栗。行天豐雄在他的回憶錄裡說：“燃燒、沸騰、燒烤到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行天豐雄親眼看到了戰争留下的滿目蒼夷，田野和村莊荒蕪，人們都處在極其困難的境地，靠吃草根、樹皮度日。
“人非人，物非物”，日本政府不知道國家前途在哪，行天豐雄也不知道個人前途在哪。如果這個時候有人跟他說，20年後日本是世界老二，你會在中央政府見證這個事實，他一定認為你是個瘋子，這怎麼可能呢？
麥克阿瑟緻力于重建日本，但困難重重，勞工罷工、“左翼分子”運動、榮民不滿……直到1949年，日本經濟毫無起色，1945年戰敗時的日元匯率是15：1，1949年日元匯率是270：1，狂貶18倍，消費品物價指數在1948年一年就飙升50%，戰後經濟崩潰！
日本人十分不滿，首相吉田茂催促美軍應該“趁早回家”，報紙嘲諷麥克阿瑟為“藍眼睛的幕府将軍”。
這個時候美國的對日援助金額已經達到20億美元，麥克阿瑟開始對占領日本感到失望和厭倦。
正在讀中學的行天豐雄不知道日本經濟發生了什麼，隻知道糧食越來越貴了、面包越來越難買了。好在他學習成績優異，1950年考上了日本最好的東京大學，改變了個人命運。這一年，日本命運也迎來大轉折，因為北韓戰争爆發，美國不再将日本當成戰敗國處理，而是看作抵禦共産主義的亞洲橋頭堡，開始拼命扶持日本。
美國首先送來兩件大禮：
1、美國索性将日元匯率鎖定為極低的360：1（這個資料很重要，要牢記！），以出口刺激日本經濟增長。360日元兌換1美元，這種人為的低估，極有利于日本的出口。
是以，在戰後經濟騰飛的曆程中，日本經濟有一個特點：低匯率。70年代以前，日元的匯率一直處于低估狀态。
美國也在這個過程中享受到了好處，日元的低匯率對應着美元的高匯率，那就可以低價（更少的美元）進口優質的日本産品。
2、美國将日本作為北韓戰争的物資供應庫，送來了高達35億美元的外貿訂單。要知道，1950年日本gdp才110億美元。
世界上每個國家從落後向先進發展，都是先以出口拉動。不管是日本，還是亞洲四小龍，包括中國，都是如此。日本的低匯率以及美國市場，再加上工業基礎好，使得出口極具優勢。
先普及一個知識：一個國家的貨币匯率無論是高還是低，都是一把雙刃劍，有利也有弊。低了對于出口是利好，對進口不利；高了對出口不利，但對進口利好。同時，高了有助于國内企業海外擴張。
本币貶值，外國人能用更少的外币買到你的出口商品，自然出口就增加了。本币升值，國人能兌換的外币更多了，自然就是買買買，要麼買進口商品，要麼買海外資産。
日本确立這麼低的匯率，就是為了用出口拉動經濟。日本确實做到了。
1953年北韓戰争結束，1954年日本gdp216億美元，出口總額16億美元，兩項資料都比1950年增加1倍。經過10年波折，日本經濟已基本恢複戰前水準。
1955年，行天豐雄以優異的成績從東京大學畢業，當時的大藏大臣（财政部長）一萬田尚登，是東京大學的知名校友，一眼相中了這個國小弟，行天豐雄就這樣被提前錄取進入大藏省（财政部）擔任公務員。此時，日本人平均工資是17美元/月，是美國的1/10。當時行天豐雄的工資是20美元/月，可見日本的公務員工資也不咋滴。
行天豐雄在大藏省頗受重用，1956年獲得了美國國務院的福布萊特獎學金，以公派的身份去普林斯頓大學讀研。當時坐飛機是一項極奢侈的消費，一張日本到美國的機票，抵得上行天豐雄大半年的薪水，如果沒有獎學金，甭說讀書了，他連美國都去不了。
到達紐澤西州後，行天豐雄被美國的繁榮震撼到了。滿街的汽車、摩登女郎廣告，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電冰箱和收音機，體育賽事、大衆情景劇、電影院……好多都是平生第一次見到。行天豐雄第一次到美國，正好是美國披頭士和搖滾樂興起的年代，那種躁動與快節奏，他怎麼也欣賞不來，就感覺：太吵了。而且他也難以了解：這些人好好的日子不過，天天這麼躁動幹嘛？
行天豐雄在普林斯頓待了兩年，當時楊振甯和李政道常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草坪上讨論學術，兩人尚未成名，行天豐雄可能和他兩有過幾次擦肩而過。
行天豐雄離開美國，回到大藏省繼續工作，強烈的對比使他感受到日本與美國的差距太大了，好在這時的日本延續了50年代上半期的快速發展。
50年代下半期，日本發揮自己的工業底子，gdp和出口總額再漲一倍，在此期間，松下電器攻占海外，銷量猛漲了7倍，成為日本經濟和貿易的縮影。
也就是說，整個50年代，日本gdp和出口都是5年翻一倍，10年翻兩番，之後的日本經濟如脫缰的野馬，一飛沖天，一步步逼近美國。
1961年，行天豐雄被派往華盛頓的國際貨币基金組（imf）織參加教育訓練，教育訓練的目的是混個熟臉，便于跟imf借款。日本需要imf的資金支援，是因為日本經常處于貿易逆差狀态。而這一年的逆差超過10億美元，日本的外匯存底也才20億美元，這被視為一次危機。
低匯率有利于出口，不利于進口，本來應該貿易順差才是。偏偏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國，原材料、能源非常依賴進口，石油99%都是靠進口。低匯率使得日本的出口産品具有價格優勢，但便宜的另一層意思是，單個産品能換回的美元是較少的。
但也沒有辦法，這個時候的日本還不夠強，隻能慢慢積蓄力量，直到25年後，日本的翅膀變硬了，才會在廣場協定上主動要求日元升值。
1962年4月，行天豐雄被緊急調往維也納。
imf正在維也納舉辦年會，大藏大臣（财政部長)水田三喜男趁機跟三家美國銀行協商貸款。上司總是不懂專業，需要專業人士的協助，這就是召喚行天豐雄的原因。與行天豐雄相反，水田三喜男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而不是技術官僚，他學生時期是個社會主義者，因為這個原因多次被警察逮捕入獄，以後成為一名保守派政治家，他三次出任大藏大臣，是日本經濟發展的功臣。
談判地點在一個酒店套房，水田三喜男非常緊張，他在不斷地抽煙，行天豐雄趁他不注意在他每個口袋裡裝滿了一盒煙。事情很順利，2億美元的貸款談下來了，這是日本央行首次借外債。水田三喜男回到酒店房間，長籲一口氣，将一杯威士忌一飲而盡，衣服都沒脫，就倒頭而睡。
國外借款，對60年代的日本經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使得日本在進口上不至于畏手畏腳。再加上越南戰争的東風，60年代的日本gdp再翻兩番，年均增長率超過11%，占美國gdp比例從1/15提升至1/6，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出口總額同樣翻兩番，達到160億美元，1969年中國出口總額是22億美元。
出口商品的結構也迎來根本性變化。1950年，紡織品占日本出口的一半，機械産品隻有10%，20年後完全倒過來了，紡織品占比隻有12%，機械品上升到46%。
1950年，日本城市化率隻有38%，到60年代末，城市化率達到70%，白色家電、彩電、轎車，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日本人的标配，行天豐雄第一次去美國看到的場景在日本成為現實。日本已基本成為工業大國，并成為工業發達國家俱樂部的一員，是裡面的首個非白人國家。
60年代日本青年的“流氓舞會”
希臘神話中有個“不死鳥”的傳說，講的是一隻名叫菲尼克斯的神鳥，在熊熊烈火焚燒中獲得新生，展翅騰空，很多人都以這個傳說來比喻戰後日本的浴火重生。
就在日本經濟在戰争廢墟中強勢複蘇時，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出問題了。
在過去，世界各國實行“金本位”：你有多少黃金，才能發行多少貨币。不像現在純靠政府信用，想發多少就發多少。
二戰結束後，美國大發戰争财，gdp占全球40%，擁有世界80%的黃金儲備，于是建立了美元的國際貨币地位：美元與黃金挂鈎，1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成員國貨币與美元挂鈎，實行固定匯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美元被稱為美金，就是這麼來的。
美國的黃金儲備怎麼來的呢？就是靠貿易順差（賣軍火）積累的外彙換來的。但是，随着日本和西歐的狂飙突進，美國的出口受到了打擊。1947年美國出口額占全球40%，1960年降至18.3%，1970年降至15.5%。
1970年，美國首次出現了貿易逆差。雖然隻有15億美元，但是卻引發美國舉國上下的震動。
美國在60年代參加越戰，直接耗費2000億美元，還在國内搞高福利，這都要花大把的銀子，直接導緻美國财政惡化，赤字嚴重，黃金儲備随之減少。1970年美國國債餘額達到2300億美元，是gdp的40%，其中短期債務就有250億美元，而黃金儲備隻剩下110億美元了，比巅峰時刻降了一半。
美國的黃金儲備，連短期債務的一半都覆寫不了。
是以，當貿易逆差出現後，美國就慌了，這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美聯儲國際業務負責人查爾斯·庫姆斯，與在日本财政部負責國際業務的行天豐雄的私交不錯。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維護布雷頓森林體系，随着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衰弱，他耿耿于懷，時常跟行天豐雄吐槽：美國政府真不是東西。
1971年8月13日上午，查爾斯·庫姆斯趕到美國财政部，要去說服部長康納利不能放棄布雷頓森林體系，但人還沒見到，中途的一個電話，讓他垂頭喪氣地回去了。這個電話是紐約外彙交易室打來的，英國要把自己持有的30億美元兌換成黃金。
與美國穿同一條褲子的英國，也要兌換黃金，查爾斯·庫姆斯明白：遊戲确實結束了。
當天下午，查爾斯·庫姆斯與其他幾個人，早早趕到戴維營，面見總統尼克松。戴維營是坐落在馬裡蘭州群山公園的一個度假勝地，美國總統們的專屬區域。當年羅斯福就在這兒養病，艾森豪威爾在這裡會見赫魯曉夫，還有克林頓躲在這裡逃避窮追不舍的娛樂記者。
結果早就注定了。
1971年8月15日，周日晚上，急切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等不到周一上班，就單方面宣布：美元不再綁定黃金，停止美元對黃金的兌換。話聲剛落，市場就被美元抛售淹沒了。
史稱“尼克松沖擊”，布雷頓森林體系壽終正寝。
美國終于踢開黃金這個絆腳石，可以放開手腳印美元了，什麼赤字、逆差，沒有什麼是印鈔機不能解決的。
結果，美元指數就從120下跌至1973年7月的90.53，美元貶值，意味着其他貨币升值。
但日本希望繼續躺在低匯率的搖籃裡，一點也不想美元貶值。當時的日本央行拿出了搏命的勁頭，拼命抛售日元，買進40億美元，這個資料接近日本外匯存底的一半！日本豁出老命也想守住360的匯率。
日本的做法，美國看在眼裡急在心裡。1971年11月初，美國财政部長康納利訪日，與大藏大臣水田三喜男進行談判。行天豐雄當時是大藏省國際金融局的局長助理，由于經常去國外出差，英語底子好，便擔任這次談判的專家顧問兼翻譯。
會議安排在一個安靜狹小的房間，房間裡面存放了很多标本，架子上擺放的瓶瓶罐罐中泡着各種有趣的東西，行天豐雄覺得這個環境挺有意思的，但康納利跟沒看到似的，開門見山要日元升值18%，水田三喜男一口咬定17%以下。康納利問為什麼。
水田三喜男回答：“因為17%是一個非常不吉利的數字。1930年日元升值了17%，結果經濟陷入蕭條，做出升值決定的那位大藏大臣被暗殺。”
行天豐雄心中暗自好笑：這上司真是個談判高手。康納利是肯尼迪總統遇刺的親曆者，他當時是德州州長，他的左肩、手臂和大腿也受傷，他因為這段經曆而被水田三喜男的這番話打動，就說：“好吧，那你能接受多少？”
“308，貶值16.88%。”這也是日本政界和商界在10月份的内部測算結果。水田三喜男顯然是有備而來。
“成交。非常感謝您，大藏大臣先生。”行天豐雄在國外各種場合見過康納利很多次，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康納利感謝談判對手。
日本認為這是一次成功的談判，但是1972年日本貿易順差創下曆史新高的52億美元，這很快引發進一步的升值。1972年一整年日元匯率都在300以上，但1973年2月，匯率就飙到265。也就是說，1971-1973年，日元匯率從360噌噌地升到265，20年匯率不變的日元，短短兩年升值25%！
更諷刺的是，由于”豬隊友“美國深陷通脹危機，整個70年代美元都極端疲軟，使得日元被動升值持續整個70年代，到1978年10月，日元匯率達到179，足足升值1倍！
美國終于慌了，是要你升值，但也不能這麼升啊，說好的升值16.88%呢？我的美元還要不要混了？10月26日周六，美國财政副部長所羅門撥通了行天豐雄的上司、大藏省國際金融局局長佐上武弘的電話，邀請他緊急來華盛頓，和歐洲官員一起商量匯率形勢。佐上武弘帶上智囊行天豐雄，當天下午就奔赴成田機場。
因為是周末，大藏省财務處沒人上班，行天豐雄不能預支機票錢，隻得刷自己的信用卡，他當時很擔心，萬一談崩了，财務處會不會不報帳費用？
他的擔心是多餘的。歐美日三方代表在周日就成立了300億美元的專項基金，用于從市場回收美元。到11月底，日元匯率就降到了200，79年底進一步降到了240。
美國舒了一口氣，日本也舒了一口氣。
但是，對于習慣了長期低匯率的日本而言，這場持續的大幅升值，從360升到240，仍然是一場不小的經濟考驗！
對于日本人而言，不要說普通國民，就連國會議員也對日元升值沒有概念。行天豐雄與一些國會議員抽煙閑聊時，會遇到完全搞反了的笑話：說是今後日元要不斷升值，等到1美元兌換1簽日元的時候，告訴我一聲！“
前面講過，貨币升值，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日本經濟依賴出口拉動，為了應對日元升值帶來的需求不足問題，日本政府采取了擴大内需的政策。
既然外國人買得少了，那我就發動本國人來購買。
1972年6月，首相田中角榮推出著名的《日本列島改造論》，要對國土進行大規模的城鎮化開發，以此作為田中角榮的施政綱領。之後，日本在“基建熱”的氛圍下，實施擴張性貨币政策，m2增長20%，股市和地價飛漲，短短兩年間，日經平均股指上升2.65 倍，地價上漲1.93倍。
貨币大幅升值、股價地價快速攀升，這種經濟過熱的劇情是不是很熟悉？對，這就是“廣場協定”劇情的提前預演。
但是，日本不斷沒有被擊倒，反而更加壯大起來，與“廣場協定”的結局截然相反。相同的劇本、不同的結局，我們就要來重點看看二者的差別。
可以提前劇透：實體經濟。70年代日本将實體經濟當做重點，而80年代日本經濟已經脫實向虛。
實際上，二者的劇本并不相同，因為70年代的日本更難些。
1973年10第四次中東戰争爆發，為了懲罰以色列和支援以色列的西方國家，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将油價從每桶3.01美元上調到5.12美元，漲幅高達70%，到了12月，再次上調到11.65美元。
短短兩個月，上漲了3倍！
這起恐怖的“黑天鵝事件”，立刻引發了西方國家的通脹危機。日本99%的石油都靠進口，于是批發物價指數和消費者物價指數均上漲30%以上，工業生産下降20%，還導緻了物資搶購潮。
當時大阪有一個千裡小區，一個超市打廣告宣傳自己，搞免費贈送手紙的活動，立刻就有200多名家庭主婦蜂擁而至，排起長隊，這家超市本來計劃廣告宣傳一周的，結果1個小時手紙就被搶購完畢。
日本人由強勁的經濟增長樹立起來的自信心被突然粉碎了，一下于重又出現了對經濟脆弱性的擔心：他們仍将回到貧窮的老日子去嗎？
科幻小說《日本沉沒》本來寫的是自然災難，由于契合了當時日本人的不安情緒，突然走紅，發行數量達到400萬冊，作者小松左京也是以獲得了1億2千萬日元的收入，跻身全球作家收入榜單前五名，這種運氣簡直是”祖墳冒青煙“的節奏。
小松左京的鴻運，反襯着日本政府的黴運。日本人開始議論紛紛：“田中角榮（首相）不行啊，趕緊換人吧。”當時的一家電視台，以這樣的開場白介紹首相：“首相的著作《日本列島沉沒》……哦，對不起，是《日本列島改造》……”
田中角榮很着急，怎麼辦？
壯士斷腕，準備戰鬥！
為了抑制通脹，防止經濟泡沫，日本政府立刻放棄貨币放水，進行産業更新：
1、實施史無前例的貨币緊縮政策，1973年連續5次提高利率、5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1974年連續4次提高央行再貼現率，從市場回籠貨币，防止脫實向虛，進行市場出清，倒逼企業進行轉型更新。
2、調整産業結構，将發展重點從石油、化工、鋼鐵等資金密集型行業，向汽車、機械、電子等技術密集型行業轉變。日本就是在這個時候集中發展半導體，日本汽車就是在70年代開始攻城略地。
3、鼓勵企業走出去。日元升值本來就有利于對外投資，日本政府順勢放開資本管制，為日本企業将勞動密集型等落後産能和過剩産能轉移海外創造條件。整個50和60年代，日本對外投資才10億美元，但是在1973-1980年，日本對外投資年均增幅30%，累計投資超過40億美元。
日本的這場脫胎換骨、轉型更新，是以暫時犧牲出口和經濟增長率為代價的。日本的出口總額依然在增加，但明顯趕不上進口，1973-1980年的8年間，日本有5年都是貿易逆差，完全抵消了另外3年的貿易順差。gdp增長率顯著下滑，1974年更是首次負增長1.23%，工業生産指數直到1978年才恢複至4年前的危機水準。
這确實需要勇氣。
但是，日本以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為目标的産業更新，為80年代的所向披靡創造了條件。
當時美國始終沒能走出通脹泥潭，此消彼長，敏銳的美國人很快就意識到日本的強大潛力，1979年，在日本經濟騰飛的前一刻，哈佛教授傅高義出版《日本第一》，成為美國和日本的暢銷書，傅高義也成為有名的”日吹“。
20年後，日本經濟停滞多年，傅高義又寫了本《日本還是第一嗎？》，自己”打“自己的臉。
傅高義是一個猶太人，一直對東亞很有興趣，還成為繼費正清之後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他寫了很多關于中國的書籍，又成為了”中吹“，還被中國某個高端論壇授予“世界中國學貢獻獎”。
從《日本沉沒》到《日本第一》，時間不過5年而已。這兩本書，行天豐雄都買過，他後來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日本是一個美麗的國家，有一群可愛的國民。”
行天豐雄和他的同僚們，即将迎來閃閃發亮的80年代！
1979年，轉型成功的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存儲器生産國，nec筆記本電腦的市場占有率超過ibm，而美國的通脹率達到19.5%的戰後最高水準；1980年，日本的汽車産量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而美國gdp居然出現負增長。
日本已經健壯起來，美國還深陷在通脹泥潭。
1981年，帥氣的裡根就任美國總統，即将帶領美國走出危機，日本已經勢不可擋地迎來爆發。
美國實施美元連續加息和大規模發行國債，在這期間，美元利率從5%猛拉至20%，國債餘額從5千億增加到2.6萬億。幾劑猛藥下來，通貨膨脹率很快降至4%的低水準，美國經濟迅速複蘇。
用激進的加息回籠資金，用激進的國債創造社會需求，思路與70年代的日本是一樣的，隻不過在創造需求上，日本用的是實體經濟，美國用的是金融手段。
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鄙視美國的這種騷操作，說道：
”這是自基督誕生以來最高的利率！“
但日本支援美國的劇烈政策。1980年，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訪日，大藏大臣金子一平攜行天豐雄一行，在太倉酒店接風。晚宴之後，他們喝着白蘭地閑聊，沃爾克一口酒氣地問道：”如果你是美聯儲主席，你還會繼續這種嚴格的緊縮政策嗎？“包括行天豐雄在内的七位進階官員都是回答”是“。
戰争被美國擊敗，經濟受美國幫助，日本人很明白，世界需要增長動力中心，一旦美國削減赤字并減緩經濟速度，誰又來代替美國作為經濟發動機呢？是以，日本默許了美國的罪過，因為某種程度上，大家都是罪人。
美國這一頓猛操作，美元利率狂升，美元快速升值，全球資金湧入美國，這就意味着其他主要國家的貨币大幅貶值。一個狂貶，一個狂升，1981-1985年，歐元貨币組合的匯率從1.6貶值到0.8，英鎊匯率從2.2貶值到1.05，美元4年升值了1倍。
美元指數
但是，此期間的日元匯率并無多大波動。1980年初，1美元=240日元；1985年8月（廣場協定簽訂時間是9月），1美元=239日元。
與歐洲貨币的迅速貶值不同，日元維持了币值的穩定。
是以，歐洲率先慌了。法國總統密特朗第一個坐不住了，要求緊急召開七國會議研究應對政策；德國忍痛抛售13億美元試圖延緩馬克貶值；撒切爾夫人連忙向裡根總統求救。
這個時候的美國，也是憂心忡忡。前面說過，美國依靠美元升值和發行國債來解除經濟危機，但也留下了後遺症。貨币急速升值，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使得美國貿易赤字急劇擴大，1984年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國債餘額在1984年突破1.5萬億美元，幾乎是一年增加1000億。
貿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雙雙在快速擴大，這是衰落的征兆啊。
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表達了這種擔憂：
“無論政府是否願意承認，美元匯率已經明顯太高，以緻成了大麻煩。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這看上去的确都不可持續。他們（歐洲、日本）的汽車、機械産品、電子産品，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美國大市場。”
一個想升值，一個想貶值，郎有情妾有意，美國和西歐一拍即合，各國财長和央行行長開始聯絡，研究應對匯率的方法。
但是，面對美元的走強，盡管歐洲貨币在快速貶值，但日元的匯率保持了穩定，歐美很擔心日本不配合。作為當時全球貿易順差最高的國家和全球老二，日本是美國最大的逆差來源國，1985年對日貿易逆差占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1/3！
當時的卡特彼勒總裁摩根給美國國會寫了一份報告：“隻要美元貶值20%，我的推土機就能推到日本帝國首都。”直接表達了美國企業對日本産品的積怨和日元匯率的不滿。
很顯然，如果日本不配合升值，歐美應對匯率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正所謂緣分來了擋也擋不住，日本不僅不拒絕，還是對日元升值最積極的，配合願望極其強烈，令美國喜出望外、歐洲長出一口氣。
我們接下來就要聊一聊，日本在80年代上半期做了什麼？為什麼70年代極力避免貨币升值，而現在又很想貨币升值？
先說一個日本的經濟特點。
1980-1985年，日本出口年均增速8%，不到50-70年代17%的一半，而且它的進口居然是負增長，1985年比1980年少了108億美元，由此導緻：貿易順差烈火烹油，從-108億增加到467億，年增速超過60%！
而日元的匯率是穩定的，很顯然，日本已經不是粗放型的出口拉動型經濟了。
它走的是高精尖和擴内需的路線，因為産品高技術和内需強大，是以不需要那麼多進口，培育生産高附加值産品，就足夠維持經濟健康運轉。1985年，日本經濟增長率5.23%，其中内需貢獻了6%，對外收支反而拖累了1%的增長。
可以肯定地說，日本的增長模式，已經由出口拉動轉變為内需拉動。
是以才能使日元跟得上美元的人為劇烈升值，保持币值穩定。
當裡根總統動用”301條款“限制進口日本産品時，日本不僅沒有硬碰硬，反而努力增加進口美國商品，首相中曾根康弘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每個日本人都應該購買價值100美元的進口商品。“他還在攝影師的陪同下，去一家百貨商店買了三條高檔的進口領帶。隻是他”弄巧成拙”，領帶是法國生産的。
但是，即使美國用貿易戰打壓日本産品，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卻不降反升，居然從1980年的76億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490億美元，足足增長了6倍！
這就說明，貿易戰隻能打壓低端産品，高端産品不是人為因素能擊敗的。日本那些年橫掃國際市場的産品，不是紡織、鋼鐵這些“我有别人也能有”的東西，而是汽車、半導體、晶片、精密機械這些“我有别人沒有”的不可替代品。
到1985年，日本貿易順差全球第一，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和資本輸出國，其銀行的國際資産總量世界第一，gdp1.4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10，全球第二，人均gdp1.1萬美元（這是80年代的美元），城市化率80%，它的産品技術獨步天下。
一個能搞高科技、内需旺盛的發達大國，發展到這個地步，它下一步會幹什麼呢？
貨币國際化！
征服制造業制高點後，它要征服金融制高點，那才是每個國家夢想的“鐵王座”啊。
“日元成為世界貨币，日本成為世界大國”，“日元強，則日本強”，日本的報刊頭條時常出現這樣醒目的标題。
早在1978年，行天豐雄所在的大藏省（财政部）就打出“正視日元國際化”的口号。在以前，日本政府是限制日元的國際使用的，當時日元在國際金融的結算量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1980年（當年日本貿易逆差），大藏省修訂頒布了全新的《外彙管理辦法》，提出日本對外投資自由化。這是日元國際化的第一步：日元能自由走出國門。
1984年，大藏省發表《關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國際化的現狀和展望》，允許外資自由進入日本。這是日元國際化的第二步：日元自由兌換。
這份報告一出來，令國内和國外的專家感到驚訝：這也太快了。然而，實施過程十分順利，日本政界和企業界幾乎沒有反對之聲，欣然接受。
第三步就是：日元升值。
日元國際化，為什麼必須升值？因為疲軟（匯率低）的貨币，對國際投資者沒有吸引力。比如說國際投資者在日本賺了100日元，如果日元匯率低，這100日元能兌換的美元就少，投資者賺得就少了。
是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才會說：”強大的日本，必須有強大的日元支援！“這個強大，就是指高匯率的日元。而且，日元匯率本來就偏低，當初美國指定的360匯率是人為的低估，1978日元匯率達到過179，現在日本更強了，但匯率是更低的240。
美元高估、日元低估，是以，當歐美抛出“美元貶值”的橄榄枝時，日本心裡是一萬頭小鹿在撞——激動死了。
這才有了本文開頭第一節的日本主動，與很多人的看法相反。
與1978年成立300億專項基金的華盛頓會議一樣，1985年的歐美日廣場會議也很順利，當天出結果。差別隻是，前者是日元貶值，後者是日元升值。
大藏大臣竹下登認為升值到190（190日元兌換1美元）也沒問題，1986年1月底，日元就升值到了190日元，距離廣場會議才4個月。到2月，達到180，一直到7月的154。
日本有點慌。已經升任大藏省國際金融局局長的行天豐雄告訴首相中曾根康弘：“外彙市場不相信美元已經跌透，我們最好靜觀。”首相稍微寬慰點，說：“我相信你們專家比我更懂得匯率。”
行天豐雄說得沒錯，美元指數直到1987年底才觸底到85，1988年才開始反彈到90。
美元指數是美元對一攬子貨币的匯率表現，而不是單單對日元。在一攬子貨币裡，歐洲貨币的權重最高，超過50%，其次是日元和英鎊，超過10%。
美元指數一直跌倒1987年底，日元匯率也一直升值到1987年底，為121，比廣場會議前升值1倍。在這個過程中，德國馬克升值了1.4倍，法郎升值1倍，英鎊升值70%。
經曆過70年代日元升值的日本，已經知道并适應了升值的好處：可以買到更便宜的進口牛肉，可以收購更便宜的酒店。日本旅遊團掃蕩全球的奢侈品，日本企業收購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紐約時代廣場和帝國大廈，美國10%的不動産成為日本的囊中之物。對于升值，日本人是開心的。
是以，絕對不能說，歐美聯手逼迫、引誘日元升值，這是日本自己選的
伴随這場劇烈升值過程的，是日元的加速國際化。
1985年12月，廣場協定才過去三個月，東京證券交易所放開了外國證券公司的會員資格；1986年，再次修改《外彙管理法》，允許設立日元離岸賬戶；1987年，提高債券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一系列眼花缭亂的政策，都是為了推動日元在國際中的使用。
在1990年泡沫破滅之前，在日本進出口額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為37.5%和14.5%，分别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個百分點；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存底中，日元的比重為8.0%，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德，超過了英鎊3.0%的1倍以上；在全世界外彙交易中，日元的比重為13.5%，全球第二。
美元、日元和德國馬克構成的“三極通貨體制”，一個新的貨币秩序開始在世界形成。
行天豐雄在一次國際論壇中，情不自禁地表達了自己的理想：三個國家取消所有的外彙和資本管制，然後同意這三種貨币都在彼此國家自由流通，進而建立全球穩定的匯率體系。當時，新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就在台下，始終保持眉頭緊鎖、不苟言笑的形象，也就無法從他的表情中讀到心理變化。
正當日本雄心壯志之時，隐患已經埋下。
廣場協定之後，日元升值已成定局。前面多次說過，升值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升值帶來了出口企業的勞工失業（主要是無需進口原材料的國内生産企業），1986年日本失業率突破3%大關，東京還爆發”反解雇、反降薪“的遊行示威。
手心手背都是肉，心軟的日本政府想減輕出口企業的壓力，就宣布降息：
1986年1月，廣場協定剛簽訂4個月，日本将銀行利率從5%降至4.5%；
1986年3月，降至4%；
1986年4月，降至3.5%；
1986年10月，降至3%；
1987年2月，降至2.5%；
1年的時間，銀行利率就降了1倍，比升值狠得多。
而且，日本政府還宣布了一個6萬億日元的财政刺激計劃，主要投向基建。
這個赤裸裸的貨币放水，就惹了大禍了。
經濟發展有其客觀規律，優勝劣汰，落後的不合時宜的企業，就該減産或破産，将空間留給更有前景的企業。70年代的日本轉型更新，就是這麼幹的。
強行續命，逆勢而行，必遭反噬。80年代的日本，就沒想明白，沒有堅持70年代的”市場出清“政策。直接導緻，貨币放水使得錢的确多了，但這些錢不會流向政府想救的那些過時企業，那些企業利潤率低，搞不好還虧損破産，有前景的好企業又不大缺錢，那些這些放水的錢會去哪呢？
肯定不會放在賬上不動啊，就隻剩下股市和樓市了。
這就是脫實向虛。這才是後來泡沫破滅的罪魁禍首，而不是區區廣場協定。
2012年，行天豐雄接受媒體采訪，記者提問：”《廣場協定》對日本的經濟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他說了很長一段話，結尾是這樣的：
”我認為90年代的日本經濟泡沫，是在“廣場協定”之後，應對日元升值的政策應對錯誤，或者說過度依賴貨币寬松政策造成的。“
1986-1989年，日本的樓市和股市均是三級跳，暴漲2倍！這些資料大家早就耳熟能詳，在此不再贅述。
1989年，行天豐雄在泡沫最繁盛的這一年退休，他在大藏省做了34年公務員，可以領到5000萬日元的終身俸，但是這筆錢在當時隻能買到一室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行天豐雄覺得太不可思議。第二年，泡沫開始崩潰。
如果你讀得認真，應該還會記得，前面我已經寫過，1971年的尼克松沖擊後，日本遇到了同樣的問題：貨币升值、股價地價暴漲。但是，日本在1973年及時進行嚴格的貨币緊縮，化解了那場危機。
盡管70年代的gdp增速和出口增速都受到較大影響，但日本完成了産業更新，為80年代的爆發打下基礎。
時隔多年，行天豐雄依然對日本政策耿耿于懷：”日本在當時，應該改革産業結構，更多地運用财政政策，但是當時采用的幾乎隻有貨币寬松政策。“
80年代泡沫的擴大終于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警惕。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央行連續5次加息，将利率由2.5%上調至6%，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機構控制不動産貸款規模。在泡沫破滅的過程中，大藏省和日本央行絲毫沒有心軟的意思，孜孜不倦地推行擠泡沫政策，不擠幹誓不罷休。
這就是國人喜歡讨論的”保房價還是保匯率？“，日本選擇了硬着陸，主動刺破泡沫，保匯率。泡沫破滅的90年代，日元仍然保持了升值，一直升到了95年6月的86！很不可思議。
手心手背都是肉，讓泡沫破滅，因為歐美都發生過泡沫破滅，這不是什麼稀奇事，泡沫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宿命，但貨币國際化，這種機會是很難碰到的。
日本必然知道泡沫破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但他們依然如此選擇，隻是為了山巅榮耀：日元國際化！實際上，當泡沫破滅後，日本社會普遍擔心泡沫死灰複燃，當大藏省在1991年解除不動産貸款的規模限制時，國會的反對聲音不絕于耳。
關于廣場協定，我們傳播的版本，避重就輕，總是透露出兩個意思：
1、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正是中國發展的三十年，一種幸災樂禍和莫名的民族自豪感躍然紙上；
2、”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陳詞濫調。
隻要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哪有那麼多陰謀論？
作為一個成熟發達的市場經濟大國，日本在廣場協定之後的命運，并非失策，而是選擇。
這就是我的故事版本。
下一篇，我将以日元國際化為主題，展現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而我要告訴你的是，日本沒有失去，隻是選擇。
無論成敗和結局，都不影響一個結論：日本，好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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