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燕
新華社的前身，是1931年11月誕生于江西瑞金的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紅中社以編輯出版《紅色中華》報為主。《紅色中華》是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李一氓曾負責編輯《紅色中華》。
紅色中華通訊社舊址
《葉坪老樟樹》
原蘇維埃中央辦公廳後大樟樹數株，皆三數百年物，現仍極茂盛。一九三二年秋冬之際，兼理《紅色中華》編輯事，于發稿日必乘馬自瑞金至葉坪，常系馬樹下。
屋後百年樟，盤虬散木香。
随枝系戰馬，縱筆聽寒螀。
久别如親故，感懷益勁蒼。
重來綿水老，難以紀流光。
這首《葉坪老樟樹》是爺爺李一氓于1962年，三十年後重訪瑞金時所作（收于李一氓著《擊楫集》），舊地重遊，觸景生情，是對當年在葉坪編輯《紅色中華》情景的回憶和感懷。
李一氓于1932年10月，經黨組織安排從上海白區輾轉來到江西瑞金，接替李克農任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長，同時還兼任《紅色中華》的編輯工作。《紅色中華》從第36期至49期由李一氓負責編輯，曆時三個半月。
當時，李一氓住在國家保衛局所在的瑞金城，《紅色中華》編輯部在葉坪中央政府所在地，兩地相距約十裡。李一氓每星期六下午從瑞金騎馬去葉坪，所謂編輯部就是在中央政府大廳裡找個地方，晚上随便找一個空房間過夜，第二天再工作半天，吃完午飯發完稿兒，才又騎馬傳回瑞金。
那時，不僅條件簡陋，而且人員缺少，李一氓編輯《紅色中華》的這段時間，刊物處于草創中，還沒有成立編輯委員會，他實際上是一個光杆兒司令，從組稿、寫稿、校對、排版都是親力親為。當時還沒有無線電來接收國民黨中央社的新聞，國内外的消息來源都是從白區報紙剪下來，然後加以選擇、拆分或合并，再根據八個版面加以安排，加上标題和副标題，最後，根據新聞情況，選擇題目，寫一篇社論，例如，第37期的社論《在新的勝利面前—财政經濟問題》，第48期的社論《開展民族革命戰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國民黨統治》，除了編輯，李一氓共撰寫了8篇社論和2篇專論。如果有什麼疑難要解決就直接向項英報告，項英當時主管政府的日常工作。這期間李一氓曾染上了瘧疾，他後來回憶，“發病的時候，也還得去葉坪，因為不去就沒有别的人去編了。騎在馬背上有半個多鐘頭不是味道；到了葉坪，坐下來剪剪糊糊，抄抄寫寫，更不是味道。”好在那時年輕，最後堅持下來了。
瑞金時期，《紅色中華》的負責人先後有周以栗、王觀瀾、李一氓、沙可夫、楊尚昆、任質斌、瞿秋白，他們任職時平均年齡隻有30歲，年輕的他們懷着堅定的信念，以滿腔的熱忱，堅韌的毅力，克服困難，兢兢業業，為辦好這份報紙貢獻了青春才華，很好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紅色中華》從周刊逐漸辦成了三日刊直至雙日刊，到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共出版了240期，成為了蘇區時期報刊雜志中發行量最大、影響力最廣的報紙刊物。李富春在《“紅中”百期的戰鬥紀念》中稱贊說：“‘紅中’向困難作頑強鬥争的精神，值得全蘇區的黨和蘇維埃工作同志學習！”
《紅色中華》是中國共産黨早期紅色政權建設的記錄者、宣傳者，更是中國人民革命事業早期的見證者。
《紅色中華》從創刊起，就經常刊登毛澤東、周恩來、項英等蘇維埃中央政府上司人論述建設健全蘇維埃政權重要性的文章，指導基層蘇維埃政權建設工作的開展。其中，毛澤東同志發表的署名文章和以其名義簽發的政策檔案約有200篇。
自從1933年7月确定8月1号為中國工農紅軍建軍節後，《紅色中華》刊登了大量對“八一”節的宣傳紀念材料，許多八一南昌起義的親曆者也紛紛撰稿發表在《紅色中華》的“八一特刊”上。李一氓也撰寫了文章《南昌暴動的故事》，刊登在第97期。當時南昌起義僅僅過去六年，這些文章的論述或記述是真實可靠的，《紅色中華》為中共黨史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資料。
《紅色中華》對凝聚民心，喚起工農發揮了強大的力量。與此同時，《紅色中華》培養了許多工農通訊員，成為新聞幹部成長的搖籃。1933年8月10日《紅色中華》報創辦100期時，李一氓發表署名“氓”的文章《論目前“紅中”的任務》，鮮明地提出如何培養新聞幹部，開拓蘇維埃政府的新聞事業：“‘紅中’應建立自己能夠指揮和訓練的通訊員，及自己整個的通訊網……另外我們用函授方法，來教他們的新聞學，如何做社論，如何寫消息……要這樣來創造蘇維埃的新聞幹部……《紅色中華》不僅是報紙，而且是學校，從事這一部門工作的幹部的需要，已經放在了我們新聞政策的議事日程之上”。
原來人們一直認為，中央蘇區出版的《紅色中華》停在紅軍長征前的第240期，新中國成立後，一張殘破的《紅色中華》第264期被發現，這意味着紅軍長征後，中央蘇區至少又堅持出版了24期《紅色中華》報。時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中央分局宣傳部部長的瞿秋白作為蘇區時期最後一任紅中社負責人，在紅軍主力長征後，他依然堅守在蘇區，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上司從業人員繼續出版《紅色中華》，這樣可以表示中央還在這裡，以便迷惑敵人。這24期《紅色中華》，在穩定蘇區人心、迷惑敵人視聽、遲滞敵人行動、掩護主力紅軍轉移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表現了紅中社留守人員對黨的新聞事業的無限忠誠，是中國革命新聞史上永遠值得銘記的悲壯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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