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夜食堂》的主題曲中，鈴木常吉唱了一朵雲的旅行，從河面到屋檐，從氣息到指尖，最後消失在眼前。
記者/黑麥
2018年，鈴木常吉在北京舉辦了個人首場劇院演出——《春望》音樂會
穿着米色的外衣，戴着漁夫帽，倒八字眉下架着一副圓框眼鏡，聊到音樂時，鈴木常吉會給他的語氣配上各種手勢。眼前這位65歲的老家夥偶爾掩飾不住身體裡的“不良少年”，講出一些怪話，這與他領口間的花色沙灘襯衫意外地形成配搭。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生在日本的人，大都在青年時期經曆過日本的經濟低迷。從北野武到東野圭吾，失落的10年（lost decade）和多年的經濟不振，卻成為他們的創作加速器，時代是他們的創作靈感，也是他們打破規則的最佳理由。在北野武的回憶中，無論是充滿假貨的複古服裝店，還是充斥着大量舶來品的唱片店，都無一例外地打出“面向年輕人”的招牌。在那個時期，這些身無分文的“淺草小子”們被各個階層接納，頭頂上的光環也像緊箍咒一樣，把他們壓得氣喘籲籲。
90年代初，鈴木常吉抱着他最愛的epiphone byrdland elitist吉他，穿着破洞的牛仔褲，出現在各種電視台的綜藝節目現場，那時他還叫鈴木常之，“不良少年”的氣息是他最擅長賣弄的姿态。他喜歡唱歌，卻總是找不到屬于自己的聲音，于是他不得不把那些青春瑣事與荷爾蒙混寫成關于躁動的挽歌。《赤色的夕陽在燃燒》是他當時最經典的一曲，舞動的節奏很快席卷了東京的年輕俱樂部。在鈴木常吉看來，“泡沫時代”形成了典型的文化特征，像是一種末日狂歡，他說，當年輕人試圖模仿光鮮的生活時，卻被兜裡的預算限制得很緊。
看不到未來的“末日”卻毫無疑問是最佳的創作土壤，新的風格和類型接踵而至，時間殘酷地篩選着跨時代的作品。彼時的鈴木常吉，組建了一支新的樂隊，起名為“肉屋”。在那個多媒體剛剛興起的時期，他們把城市民謠、東歐音樂、新潮電子等五顔六色的音樂攪在一起，試圖讓它走進新的世紀。然而，這支樂隊在發行過一張專輯後，便煙消雲散了。
這張已經很少有人能記起的唱片名為《雲》，鈴木常吉給它起了一個平淡的名字是想讓它和前衛的聲音形成反差，然而，這一想法并沒有在1997年得到呼應，或者說，世紀末的經濟回溫，似乎并沒有給一張前衛搖滾唱片帶來更多的機會。不過，“雲”的概念也由此深植于鈴木的腦海之中。
一切都随着經濟的好轉變得平淡。經濟帶來了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産，主流價值觀當道，不良少年們漸漸消失、老去，變成謝頂、養家的中年危機分子。北野武曾為此寫道：那時候，大量的物質被傾銷給人群，賺錢取代了創作，變成了基本原則，無論是影視、音樂還是餐飲，所有的行業都變得淺薄而毫無生命。在澎湃的潮流中，真正的藝術家選擇逆流而進，他們開始意識到細節的存在，而栖息、專注在這些微小的東西上。
鈴木常吉翻出了他多年的積累，開始用音樂恢複漫長的關于“雲”的記憶。像很多日本的城市民謠一樣，鈴木的音樂也像是一張凝固的相片，他喜歡刻畫事物、刻畫情感，更多的，是刻畫自己的内心。在《香煙》中，他這樣唱道：煙霧籠罩，這世界像是要發火了，不過一切都是煙，過眼雲煙。《石》如同他内心的獨白，劃過夜空的流星，終要變成一顆堅石。在這一批民謠聲中，他們的音樂是靜态的，那如石塊粗糙的歌聲表面似乎還覆寫着些斑駁的青苔，微小的生命，是創作者細膩的心思。
《在回憶中》在食物和清酒之間反複鳴奏、傳唱，從居酒屋的酒客傳到《深夜食堂》的作者安倍夜郎手裡，幾經轉手落入導演的編輯器中，最終成為主題曲。鈴木覺得順其自然，像是一片雲跌跌撞撞地落入了最适宜積雨的山谷間。
鈴木說居酒屋是一個濃縮的社群，也是一個小型的社會，它之是以讓人留戀，就像日劇《半澤直樹》的台詞——要珍惜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啊！
鈴木常吉偶爾會想到自己的喫茶店，咖喱飯和炸豬排讓東京的小市民感到了某種富足，“那并非物質上的富裕，其實是腸胃和心裡的滿足”，即便是有些客人已經吃遍了山珍海味，他們最終還是要找回自己大口喝紮啤時佐食的小菜，因為在那裡，一個人的靈魂才能得到放松。就像池波正太郎在《昔日的味道》中表述的，無論人還是味道，都是時代的産物。年輕時，對于上了年紀的人凡事都要冠以“還是過去的好”這種說法十分反感，最近，我也到了被年輕人如此抨擊的年齡，于是我在心裡琢磨，我年輕時老人們所說的過去，究竟會有多好呢？
鈴木常吉說，3月末，他要再一次開啟中國的巡演，聽聞将要抵達的城市都有令人垂涎的美食，他希望能找到一種食物做靈感，寫出一首關于中國的深夜故事。
鈴木常吉
“深夜的味道，是一種慰藉”
——專訪鈴木常吉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年輕時曾組建過一支ska風格的樂隊，當時是90年代，正是日本朋克音樂開始興起的歲月，樂隊的名字sement mixers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嗎？當時你們的創作都是關于什麼的？後來樂隊的其他成員都去做了什麼？
鈴木常吉：其實這個樂隊的名字來自于一首早期美國布魯斯歌曲《水泥攪拌機》（concrete mixers），歌手是嗓音獨特，還帶有一點口音的slim gaillard，他的音樂在上世紀40年代可稱之為傳奇，但是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他了。我之是以取這個名字，就是希望樂隊可以把很多風格攪拌在一起。ska音樂在80年代傳到日本，因為聽起來很歡樂，似乎對當時的低迷經濟和社會氣氛都很應景。我們那支樂隊在80年代末出道，唱了很多這種音樂，可能是因為年輕吧，總是想做些不一樣的事。樂隊解散以後，成員們都在做着一些和音樂無關的事，一直把理想堅持到今天的，好像隻有我一人。
三聯生活周刊：當時專輯裡還有首挺受歡迎的歌，名叫《再來一杯》，這首歌講的是關于喝酒的事嗎？
鈴木常吉：是，但不僅僅是關于喝酒的。我覺得喝酒是一種思考的方式，很多人會在喝酒的時候才會說些難以啟齒的事情，或是在喝酒的時候開始思考，我就是這樣的。
三聯生活周刊：據說你在那段時間曾開過一家喫茶店。
鈴木常吉：是的，我在出版公司工作的時候和同僚大吵一架，憤而辭職，我又不想繼續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是以自己開始做生意了。開了一家輕食店，因為時間可以輕松些，也正是在那段時間，我開始組建自己的樂隊，也嘗試着寫一些東西，用音樂記錄自己的想法。那時候店裡的客人形形色色，雖然沒有《深夜食堂》裡那麼典型，但是印象中确有些麻煩的客人。前幾天，我還碰到了當時常來店裡光顧的學生客人，我們一見面他就對我說：“我大學的時候經常去你店裡喲！”真有意思，他現在已經成為日本著名的劇作家了。
三聯生活周刊：你們當時有一首歌名叫《赤色的夕陽在燃燒》，你是否知道它曾經被當時的香港歌手翻唱過，歌名被改為《護花使者》？
鈴木常吉：其實我們的樂隊也是對原曲做了改編的，這首歌的英文版名叫“ubangi stomp”，不過關于它的翻唱版本太多了。
三聯生活周刊：你與上野茂都、桑畑繭太郎的“肉屋”音樂是怎麼開始的？那些民謠聽起來有一點市儈，有一點民間小調。
鈴木常吉：我們三個是在電影拍攝現場認識的，因為氣味相投，是以就組了樂隊，有人說我們的樂隊就是三個屠夫，其實我們就是想接地氣，讓它聽起來沒有什麼距離感。我們的這個組合在1997年發行了《雲》，其實裡面除了民謠還有一些前衛搖滾，三味線、小号、曼陀林、手風琴都會出現在音樂中，風格上可能會受到高田渡、早川義夫、忌野清志郎這些人的影響。在粉絲們制作的mtv裡，還能看到“鈴木精肉店”這樣的鏡頭，蠻有趣的。比較可惜的是，我們在這張專輯發行後，大家就各奔西東了，真的像雲一樣散了。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沉澱了很久以後，是因為哪些契機重新開始了自己的音樂創作的？
鈴木常吉：那段時間，雖然沒有發行專輯，但是我一直沒有停止創作，我自己積累了很多非團體的音樂作品，這些音樂聽起來比較随性、緩慢，因為我沒有給自己規定風格，我也不是一個很喜歡模式的人，是以就這樣慢慢積累，精挑細選之後，就發出來一張我覺得還不錯的專輯。
三聯生活周刊：《深夜食堂》的主題曲《在回憶中》是怎麼創作出來的？
鈴木常吉：我有個吹薩克斯的朋友，在去世前常常去一個公園練習演奏，他走了以後，我就常常去那個公園散步，好像能見到面一樣。我以前是一個很喜歡熱鬧的人，和很多人在一起就會感到開心，後來我覺得這個朋友再也見不到我們了，可能會感到很孤獨吧，是以我就寫了首歌去陪他。
三聯生活周刊：你覺得音樂和食物有什麼關系？
鈴木常吉：雖然不覺得完全沒有關系，但是我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别。料理也是一種生活，将不同的食材通過各種的手法組合起來，撫慰人們的胃。音樂也是如此，不過是慰藉心靈。
三聯生活周刊：人生中最先接觸到的樂器是什麼？這個樂器是否成為你日後創作的主要樂器？
鈴木常吉：應該是我在國小音樂課上接觸到的口琴。但口琴并沒有成為主要創作的樂器，也可能因為樂器本身構造和功能的限制吧。大家可能也在我的演出現場看到了，我最順手的樂器是吉他和手風琴。
三聯生活周刊：如果提到東京，你會想到某種樂器的聲響嗎？有沒有一種聲音或者是一種樂器的聲響很容易吸引到你？
鈴木常吉：一個城市有太多面孔了，我覺得它沒有一個聲音那麼單純。最吸引我的聲音還是吉他、口琴、手風琴，不過，我喜歡鋼琴和木吉他那種，可以自然地慢慢地消音的樂器。
三聯生活周刊：作為《深夜食堂》的觀衆，你怎麼看這部劇？在劇中你最喜歡的人物是誰？
鈴木常吉：可能是因為自己的音樂參與到其中吧，也可能和自己開過小吃店有關，我很喜歡這個故事的背景，因為我覺得居酒屋是一個特别有生活的地方。我喜歡聽小人物的故事，因為總會感到一種生動，他們古怪或是無趣的生活，比那些偉大的故事要更吸引我。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深夜食堂》的原因。每個角色都很有意思，黑幫大哥、患絕症的歌手美幸，要說我最喜歡的肯定是老闆這個角色。
不過，現實中的東京新宿黃金街可不是這個樣子，這條街有很長很長的曆史，最早的時候，這條街妖豔得很，但它确實是一個生産故事的好地方，因為總有些失魂落魄的人來到這裡找安慰。可能就是因為這種共鳴和相似，這部劇才會出現華語版和韓語版，比較可惜的是我還沒有看過這兩個版本，我倒是很想聽聽中國人對于《深夜食堂》的感受。
三聯生活周刊：3月份，你又一次來到中國演出，這次有什麼期待？
鈴木常吉：我希望可以在北京或上海找到一家深夜食堂。
三聯生活周刊：《深夜食堂》所反映的時代是日本經濟低迷的時期，我們似乎也在經曆一個相似的時期，你覺得劇中人所需要的是怎樣一種慰藉？
鈴木常吉：食物？肯定不是。嗯，我覺得可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吧，應該就是這種交流和了解。經濟低迷也好，快速發展也好，不論是什麼時候都會有工薪、白領、藍領這些階層，當人們擠在一個檔口吃飯的時候，他們看起來會變得平等一些，聊天，或者說傾訴，會給每個人帶來安慰，可能還有勇氣和希望。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日本有沒有固定會去的居酒屋？在那裡你通常都點些什麼吃食？
鈴木常吉：有幾家經常去的居酒屋，沒事的時候我會去坐一坐，約一些固定的朋友喝上一杯，我點的比較多的是天婦羅和荞麥面，也會點啤酒和炖牛雜，簡稱歡樂套餐。巡演的時候，我想去北京試試羊雜湯。
三聯生活周刊：如果某一天，你遇到了80年代的那個喜歡朋克音樂的自己，你會對他說什麼？
鈴木常吉：如果你喜歡音樂，想要做音樂，就不要有太多顧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