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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朝雙方圍繞是否繼續南進展開争論時，美國軍政首腦也在苦苦探尋戰場上連遭敗績後出路何在的問題。
1、誰在“和稀泥”？
1951年1月9日，經杜魯門總統準許，參聯會正式拒絕了麥克阿瑟提出的對中國采取大規模報複行動的建議，并再次訓示麥克阿瑟：
在“首先考慮到你的軍隊安全和你的保護日本的基本任務”的前提下，“防守每個陣地”，“最大限度地重創在北韓的敵方軍隊”；“當根據你的判斷認為顯然有必要撤退以避免人員和物資的重大損失時，你可将部隊從北韓撤至日本”。
麥克阿瑟認為，華盛頓這一指令“是個陷阱”，因為它“怯懦地逃避”了作出撤出北韓這一“令人不快的決定”的責任。
他立即回電，提出兩個诘問：
第一，在美軍現有兵力不足以完成既守住北韓又保護日本的任務時，究竟以哪個為重點？
第二，雖然華盛頓說授權給他，讓他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在必要時決定從北韓撤出以防止重大損失，但是，對于何種程度的損失才可視為“重大損失”并沒有作出界定。
顯然，對此可有種種不同的了解，而這是不應該由他來決斷的。
這樣，麥克阿瑟又把“球”扔回了華盛頓。
他提出，是否從北韓撤出，應該由華盛頓下決心。
無非是三種情況：
一是努力在北韓長期保有陣地；二是在有限的時間内在北韓停留；三是迅速離開半島進而使損失降至最小。
他要求，華盛頓應該給個準話兒，“從以上三種情況中選擇一種”。
參聯會答複：
基于我們所了解的情況，“我們不得不認為，在目前條件下，加上中共的不停進攻，要想長時期占據在北韓的陣地已經不可能了”。
與此同時，杜魯門還以“個人名義”給麥克阿瑟寫了一封長信，一方面強調要堅持在北韓作戰，并列舉了要在北韓堅持下去的十大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也承認在軍事上可能出現被迫撤出北韓的情況。
這封信由前往東京傳達指令的陸軍參謀長柯林斯和空軍參謀長範登堡，直接送到麥克阿瑟的手裡。
在信中，杜魯門給麥克阿瑟交了這樣一個“底”：
如果在北韓本土據守一個重要地區已不可能，同時你又認為某些上述重要的目的是适當而又切實可行的，那麼你就可以在北韓沿海諸島，特别是濟州島，繼續抵抗以支援上述這些目的。
在最壞的情況下，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必須撤離北韓，我們得向全世界表明，我們是出于軍事上的必要而被迫采取這樣的行動，除非侵略者的行為得到糾正，在政治上或軍事上我們将不承認撤離的後果。
艾奇遜評論，這封“措辭圓滑”的信件是“總統發揮想象力給自己的戰區指揮官書寫的親切、周到的書信”，而另一些美國人則稱這封信是“虛以委蛇的典型”，它“模棱兩可，暧昧不清”。
2、撤退的“理由”
其實，杜魯門在信中還是把他的意圖交代清楚了，這就是：
在不擴大戰争的前提下，美國還是要在北韓戰場上堅持打下去，這對于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除非出現軍事上實在挺不住的極端情況，否則，美軍決不能從北韓撤離。
對此，麥克阿瑟按自己的了解作了表态：“我們一定盡最大努力去執行。”
同時告訴其部下：
“先生們，我們要不要撤離北韓的問題終于解決了。不撤退了。”
然而，麥克阿瑟對這場戰争的了解始終沒有達到杜魯門所期待的水準。
在志願軍第三次戰役期間，麥克阿瑟的言論始終是一個基調：除非擴大戰争，否則就守不住北韓的陣地。這與華盛頓既不能放棄北韓，又竭力避免擴大戰争的立場迥異。
不知為什麼，麥克阿瑟本人卻認為他的立場與參聯會“完全吻合”。這讓參聯會主席布萊德雷大為不滿，指責他是“厚顔無恥地擰着我們的鼻子”自說自話。
雖然麥克阿瑟宣稱“不撤退了”，但他的司令部仍然沒有停止為撤退作計劃方面的準備。根據麥克阿瑟的訓示，遠東司令部的參謀們拟制了撤退方案，内容包括撤離的地點、完成撤離需要的時間、撤離的人員數量及其撤離後的安置地等，并确定了最後一道防禦圈的掩護任務将由哪一支美軍部隊擔任。
可見，無論是華盛頓的決策者，還是東京的遠東司令部，準備從北韓撤出，當時都是一個具有現實性的選項。
3、李奇微的“意外”
但是，關于美軍是否應該撤出北韓的争論，主要發生在北韓以外的政治——戰略高層，而在北韓戰場指揮官李奇微眼裡，當時并不存在，以後也不會出現那種讓美軍不得不從北韓撤出的最壞局面。
盡管中國軍隊發起攻勢後，李奇微本人部署了一系列撤退行動，包括撤出漢城，放棄漢江南岸陣地等，但他從來沒有真正考慮過撤出北韓的問題，而是一直在努力尋找一條能讓美軍站住腳，并能在稍作喘息整理後再度發起反攻的陣地線。
開始時，他從西南向東北，沿水原、楊平、洪川劃了一條斜線，作為預想的陣地線，但很快發現對手在洪川方向撕開了一個大缺口，于是再退一步，以沃克劃定的“D線”為基礎，沿平澤-安城-長湖院裡-原州，向東延伸到海岸，劃了一條新的陣地線，令美軍第1軍在平澤至安城之線占領陣地，第9軍在竹山裡至長湖院北側之線占領陣地。李奇微決定，就在這條線上擊退中國軍隊的進攻。
出乎李奇微的意料，中國軍隊并沒有繼續南下，而是與“聯合國軍”脫離了接觸。
有着靈敏戰場嗅覺的李奇微立即覺察到這一動向的含義。
他判定：
中國軍隊的攻勢可能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極限。用他的話說，中國軍隊攻勢好比一隻“鼓起的氣球”，如果“看準隻能鼓起一周左右時間的地方，用大頭針刺破一點，就會立即癟了”。
在美軍将領中，李奇微稱得上是真正發現中國軍隊弱點并緊緊抓住不放、趁勢大做文章的第一人。
志願軍後來作戰屢遭挫折，無不與在對手面前暴露了自身弱點，而一時無法有效彌補有直接關系。
4、美國在聯合國的“抉擇”
也就在這個時候，圍繞北韓停火問題，在聯合國舞台上上演了一出意味深長的活劇。
這出活劇是以聯合國“北韓停火三人委員會”提出一個新方案開場的。
這個三人委員會，又稱三人小組，成立于1950年12月14日，由聯合國本屆大會主席安迪（伊朗人）和印度代表勞氏、加拿大代表皮爾遜三人組成。
根據聯合國大會決議，該委員會的任務是就“是否可能準備在北韓停戰的适當的和滿意的條件”進行商議，然後向聯大提出建議。
1951年1月11日，三人委員會向聯大政治委員會提出一項在北韓實作停火的方案，要點為：
（1）立即在北韓安排停火；（2）一旦停火實作，即應考慮為恢複和平所應采取的進一步措施；（3）一切非北韓軍隊分階段撤出北韓，并做出适當安排，以使北韓人民能表達他們對未來政府的自由意願；（4）訂立适當的臨時措置，以管理北韓和維持北韓境内的和平與安全；（5）停火協定達成後，将召開一次由英國、美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會議，以解決遠東問題，其中包括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這一方案反映了包括英法等國在内的多數國家，想盡快結束北韓戰争的意願，也或多或少參考了中國政府此前提出的解決北韓問題的某些條件，如一切外國軍隊撤出北韓，召開有中國參加的國際會議，讨論解決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等。事後看，如果這個方案提出的内容真的能夠實作，對中國方面來說是有利的。
美國在“三人委員會”方案送出前幾小時才得知其内容，一時間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
對于方案提出先實作停火，然後再考慮其他問題的安排，美國是贊成的，因為在目前戰場形勢下，這樣做有利于美軍穩住防線、收拾敗局。但是，方案中關于停火之外的其他安排，卻是美國不能接受的，特别是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更是在美國内定的任何時候都不予讨論的範圍内。
這樣，美國決策者便面臨着艾奇遜所說的一個“要命的抉擇”。
艾奇遜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當時的兩難處境：
要在支援或反對這個計劃之間作出選擇是十分棘手的，任何一種選擇都具有危險性：一方面是失去北韓人的信心，并引起國會和與論界的憤怒；另一方面是失去我們在聯合國中的多數和支援。
5、停戰的“圈套”
艾奇遜“用他那律師的腦袋”考慮再三，最後決定冒險設下一個外交圈套。
他斷定，中國人肯定不會接受這個方案，既然如此，美國就不妨先投個贊成票，這樣，既照顧了盟友的意見，又不緻使美國接受其不願接受的條件，更為重要的是，還可将拒絕和平的責任完全推給中國人。
應該說，艾奇遜對中國方面的心理研判是準确的，他設下的這個外交圈套果真取得了成效。
對于聯合國“三人委員會”，中國方面一開始就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
該委員會成立時，周恩來就宣布：
聯合國成立的這個委員會，中國代表既未參加讨論也未表示同意，是以，它是非法的，中國政府不準備與它進行任何接觸。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十分自然地聯想到抗日戰争結束後，美國曾派馬歇爾将軍組成“三人小組”調解國共沖突，最終導緻國民黨發動全面内戰的曆史教訓，指出“三人小組-就地停戰-和平談判-大舉進攻”，這個馬歇爾公式“我們很熟悉，絕不會上當”。
對于“三人委員會”的停火方案，中國上司人的判斷是：
美國并沒有實作北韓和平的誠意，它隻是在玩弄停火騙局，企圖利用先停火再談判的方案，來阻止中朝軍隊的進攻，挽救頹勢，確定在南北韓保持一些地區，并武裝日本；至于方案提出停火後再通過談判解決其他問題，美國一定會采取無限期拖延的态度，不會産生任何實質性成果。
中國上司人将以上判斷電告斯大林征求意見。斯大林複電，支援中國政府提議，并建議也應讓北韓方面知道中國政府的這些提議。
1月13日晚，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
對北韓問題，可以進行談判，但我們的主張是先談後停，不能如美帝所想的“先停後談”。
14日，周恩來起草緻北韓政府的備忘錄，就中國的立場向朝方作出說明：
目前美國由于在北韓的失敗，急想求一出路，最好是“光榮停戰”，否則，就是“有限制的戰争”。
但前者是我們所不允許的，而後者又為英國、法國、印度等國所畏懼。故聯合國北韓停戰三人委員會直至一月十一日才提出先停戰後談判的議案。聯合國政治委員會可能通過這一議案，因為隻要先停戰，美國就有可能儲存實力并使李承晚保有若幹地區和武裝資本，而談判則可無限期地拖下去。
如果聯合國政治委員會通過這一議案，我們拟在拒絕先停戰後談判這一點之後，主動地提出和平解決北韓問題的四項主張。
周恩來訓示柴軍武将這個備忘錄送金日成時加以說明：
備忘錄内容“已得蘇聯政府的同意并願予支援，毛主席深願得知金首相的意見”。
這個備忘錄也于同一時間送到彭德懷處。彭德懷在對備忘錄闡釋的政策立場表示同意的同時，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他在給周恩來的複電中指出：
“如果停戰限期至三月底止，不會妨礙北韓作戰，反而有益，可減少敵機活動，便于進行各項準備。”
不難看出，彭德懷對實作停火的看法與備忘錄的觀點并不完全相同。
作為前方大軍主帥，彭德懷更為重視實際的戰場态勢。
他認為，此時實作停火并不單單對美國一方有利，它同樣也有利于急需休整的志願軍部隊；如果此時能夠實作停火，可以為志願軍争取到兩三個月的休整準備時間，這對下一步作戰是大有益處的。
然而，彭德懷從軍事角度提出的這個意見未能得到中央的注意，因為此時起主導作用的還是政治上的考慮。
2月1日，周恩來以外交部長名義複電聯合國，宣布中國政府不能同意先停火後談判的原則，進而實際上拒絕了已在聯合國獲得通過的三人委員會方案。
中國方面的這一反應可以說正中美國下懷。
艾奇遜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殷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國會拒絕這個決議（他們果然是這樣的），進而我們的盟國會回到比較清醒的立場（他們也果然是這樣的）”，這就使“美國在東西兩個世界中都得到了好處”。
艾奇遜一手設定的外交圈套獲得了成功。
接下來，美國采取一系列行動：
在聯合國内，操縱聯大提出誣蔑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在歐洲，加快組建北約組織一體化軍事力量；在日本，加緊策劃單獨對日簽訂和約，并加速對日本的重新武裝；在國内，加緊推行各項擴軍備戰措施，全面增強繼續進行戰争的力量基礎。
6、帶來的不利後果
這期間，李奇微在北韓重整陣勢的工作也取得了明顯成效。第8集團軍不僅在現有陣地站穩了腳跟，而且開始轉入反攻準備。
中國方面則因外交上的應對失當，而造成諸多不利。雖然中方一開始就看穿了美國鼓吹先停火後談判的真實意圖，但未能緊緊抓住三人委員會方案對美國不利的一面“伐謀”“伐交”，而采取了較為簡單的處理手法。
其實，在這之前，中國上司人曾作出“打過三八線好談”的判斷，然而，當志願軍取得第三次戰役勝利，打過了三八線并占領了漢城之後，卻沒有立即按此判斷行事，其結果，不僅未能有效地利用西方陣營内部沖突和民族主義國家希望和平的願望，給美國進一步制造外交上的困局，反倒減緩了對方的外交危機，并使自己陷入某種孤立境地。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失策。
從軍事上看，拒絕停火而造成的不利局面很快就顯現出來。中國上司人一再強調，先停火後談判将使美軍得到喘息之機，因而是個陰謀。
但當時情況下，戰場上迫切需要喘息的不隻是美軍，從某種程度上講，近乎強弩之末的志願軍更需要一個喘息休整的機會。
第三次戰役結束後，地面戰場上因雙方軍隊脫離接觸而出現暫時沉寂，但美國空中力量打擊一刻也沒有停止，志願軍後方運輸和部隊調動每天都面臨重大威脅，這時若能實作停火，中朝方面至少可以獲得一個較為安全的休整補充時期，這對志願軍準備下一步作戰無疑更為有利。
此次外交上處置不當，從指導思想上說，與志願軍入朝後連續戰三捷而滋生的樂觀情緒有很大關系。雖然毛澤東、彭德懷一再強調戰争的長期性和艱巨性，但包括主要上司人在内的許多人在認識上并沒有完全到位。這一帶有普遍性的傾向，是在停火問題上措置失當的主觀原因。
不管怎麼說，中國方面是以而失去一次争取外交上和軍事上重要利益的機會，不能不說是相當可惜的。
美國戰史作家約瑟夫·格登對此有如下評述：
對中國人來說，反對停火造成了極大的人為的災難。由于他們自視過高，顯然相信聯合國的大多數将支援他們的要求，于是中國人拒絕了一個遠比他們在兩年半之後所接受的更為優越的條件下結束戰争的機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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