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阳西北塬三十年代一直不安宁，“十八年馑”是最直接的原因，西北塬在年馑中所受灾难远要比平原地区大得多，饿死的也多，逃难的更多，贫穷与饥饿让不甘饿死的彪悍乡民铤而走险，化身土匪抢劫四方。奇葩县长孙国庆，更是放纵土匪为害四乡，背后分肥。孙县长助长的歪风在其离任之后才发展到极致。民间拉肉票抢劫俨然成风，据船头村民回忆，村里在泾惠渠工地干活的，发工资之日，就是被抢劫之时，基本无人幸免。泾阳不仅西北塬上很乱，整个区域基本都处于混乱之中，祸乱四乡的土匪甚至敢于在县城周边大肆劫掠，民国报纸记载泾阳县东北的鲁桥镇甚至被数名土匪白日劫掠一空，大村堡寨还曾收到土匪的恐吓信，公开要求村民上交钱粮若干，不然将有土石俱焚之祸。民国政府当时在民间设立保甲制度，在各乡设立民团组织，借以巩固治安，然而各地民团组织甚至不能保证自身安全，地方民团团长本人、家属甚至也成为绑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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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阳西北王桥镇民团团长、联保主任甚至也被暗杀，成为一时轰动渭北的大案。1934年10月2日《西京日报》报道王桥镇民团被杀于该镇内：“泾阳王桥镇通讯：……杨匪尚能协助，许以悔过自新，遂请以副之，讵张匪性不改，抢劫时闻，刘秉性憨直，视匪如仇，正拟有以惩治，不料事泄，被刺于中秋节夜，张已率众离镇雄据北垣一带……。”（新闻报道内张、杨姓时出差讹）
王桥民团团长刘子元（或名刘次元），仅据报道知其曾参加过靖国军，受过中等教育，具有相当军事经验，在当时泾阳民团团长中，算是佼佼者。该人在王桥镇表现如何，与当地群众关系怎样，难以详细调查，也很难作出公正评价。刘子元（次）被暗杀，冯日乾先生在《乱世红白黑》讲道：“刘子元是保安系统的，陈沛是联保主任，剿匪是他们的本分，而且，早在苗家祥时期，红二十六军就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攻过王桥民团，所以刘陈与塬上的‘土匪’是结怨甚深的宿敌。……不多天，刘子元团长决定在王桥逢集时的阴历十四枪决几名坏人，其中就有九支队的成员。先一天晚上……刘子元正与陈沛在陈家沟高七家南窑抽烟喝茶，杨成信几个进来报告：杨副团长说有点要紧事要我们几个出去一下，刘不在意地说，既是杨团长叫你们就去吧，一定早点回来，明天有要紧事。几个人齐声回答：‘明白！’紧跟着也响起啪啪嘭嘭的枪声，刘子元和陈沛同时中弹倒下。《第二十二章 将计就计》”
与刘子元一同被暗杀的，还有王桥人陈沛。陈沛据说也受过现代教育，算是王桥百谷一带活动能量很大的士绅，身居百谷里、范村里联保主任一职，在地方政府是得力骨干。另据报道安立森被绑期间，他“即设法磋商，投鼠不免忌器，自应谨慎进行，始则使民众代表，迭以全县民众名义，密往疏通，继则釜底抽薪抽底，屡派熟悉匪窟之人，分投探问（西京日报1933.5.30.6）”。陈沛被刺后，受了重伤幸而未死，据“红白黑”情节，陈沛缓过神之后，竟然戏称自己是铁脑袋，打不死。讵料在1936年9月又一次遭遇枪杀，这次可能是运气用完了吧，号称铁脑袋的陈沛被打死了。《西京日报》载：“本县范百联保（即王桥镇一带）主任陈植山，被惯匪广儿老五即杨得林，于上月间枪杀。”《乱世红白黑》讲道：杨成信突然向陈沛开枪，陈应声倒地。李耀林骇诧失色，四座惊呆。杨德林问：‘咋啦？’答说枪走火了。杨拔出手枪喊道：‘不要动，也不要怕。枪走火了，不能怪人。陈团长既然不行了，就不要叫人活受罪；拿我再试两下看他是不是铁sa……冤有头，债有主，今日这事与别人无涉。不过，谁的头也不是铁箍的！’”。
陈次元与陈沛之死据后来人回忆，多言俱属当有一劫，他们与革命力量势同水火，并为游击队（原成员）所杀。“红白黑”中说：“陈沛是个很尽职的人，当地群众说，他是国民党的忠臣，他给王桥街道的重要路口都安了栅拉门，以保安全。他“剿匪”很认真，曾多次与九支队接火。无奈他在明处，对方在暗处，他用普通战法，对方是游击战术。结果事倍功半，很不满意。”（《乱世红白黑》：第二十五章）
从当时报道来看，确有些疑点不好解释。从1935年《西北文化日报》报道来看，刘子（次）元之死可能与陈沛有关，兹录如下：“于是垣上势力半属于杨，旋杨被泾阳保卫团收编为王桥民团，匪患始平，去秋因误听陈某之言枪杀正团长刘子元，率领团丁哗变。”该文言明是杨广娃（广娃老五）与陈沛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也有可能出于私人矛盾，报道还说：“因杨与联保主任陈培有旧，暗通消息，迄未捕获，后陈培不知何故与杨失和，陈旋买通老匪李生云等阴谋暗杀杨匪，事机不密，被杨知觉，暗使党羽持折腰枪往刺陈培，连击三枪，未中要害，幸未殒命，杨知祸已闯大，难容于法，乃率部投入共匪，编为支队。”从报道来看，刘次元之死似有隐情，西北乡（塬）的各势力关系太复杂了，由此也就能理解陈沛必死的原因了。《西京日报》在刘次元死后对泾阳当局表示不满，“张已率众离镇雄据北垣一带，总闻团长张修之，事后新至王桥为刘治丧，开追悼会，并派人与张广（广娃老五）商洽善后，未加追剿。据知其内幕者云，刘被刺后，张不远飙，此中情形大堪寻味，深望当局对于阴谋暗杀善良者，有以究治之。”
有意思的是，陈沛死在与九支队和解的宴会之上，“红白黑”说是由于陈沛、李耀林为了缓和与杨德林的关系，邀请李寒梅（雪亭）与高兰亭两人调和与杨德林的矛盾，结果杨德林发难，陈沛死于其枪下。事实上自苗家祥牺牲之后，原渭北第二游击大队长期处于混乱之中，在国民党高压态势下，原部队很快分裂，部分逃亡，部分又恢复过去的生活状态中，剩下成员多以暴力解决内部纠纷，“红白黑”里面有详细叙述，仅以当时官方报纸予以总结：“匪部内讧不已，互争领袖，自相残杀，先是孔娃枪杀刘清和等，欲充首领，后孔娃被被杨广娃打死，于是垣上势力半属于杨，旋杨被泾阳保卫团收编为王桥民团，匪患始平”。
刘子元之死，泾阳县长、保卫总团至王桥开追悼大会，省报给予大幅报道。不足两年，陈沛又死，泾阳县当局在县城隍庙大办丧事，据说参与者有“各机关、各团体、全县各联保主任，自治镇保甲队，陈故主任家族及民众约一万余人……由王县长主祭，如仪行礼献花圈读祭文后，即由督查员李性原、王县长、联保主任姚伟堂依次致哀词”。
王桥民团两要员被暗杀，表面上看是地方势力冲突呈现的结果，实质上是国民党官方势力与地方武装的冲突。三十年代西北地处国共势力的缓冲地带，双方势力此消彼长，再加上活跃在隐蔽的各股土匪势力，形势尤其复杂。西北一带名义上虽属国民党控制，实质官方势力很难占到绝对优势，在官方和民间都有革 命分子渗透，在乡镇一级的士绅与官僚相互熟识，他们的乡邻或是亲戚有相当一部分有“北上”的背景，复杂的关系很难使得士绅官僚与之完全切割。虽然刺杀民团团长的确属原渭北游击队成员，有“红色”背景，然而这些原游击队成员性质已有改变。需要注意一点，或许其被收编有权宜之计的意思，泾阳西北地方武装一直游走与国共两大势力之间，被收编成员与泾阳国民党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害怕被完全吃掉，不情愿完全服从而为人宰割，部分成员又与“北边”保持一定的联系。地方民团与收编之后的独立大队类似嫡系一杂牌势力的区别，他们都想在实质上把控西北塬，因此才有了这种激烈的冲突，两个民团长先后被杀只能说明西北塬势力之复杂程度完全出乎想象。
后来被收编而组建的“泾阳县独立大队”被更为强悍、更为厉害的李均华控制，李均华在泾阳县民国历史上被称为“瓜子老一”，相传其枪法如神，凶狠狡猾，他领导的九支队这股武装势力纵横西北一带，居于县城的官方也不敢小觑。事实与泾阳县国民政府貌合神离，只是名义上听从指挥，实质却我行我素，有利益则趋近，不符合想法则敬而远之，从这点来看具有一定的割据性质。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李均华领导的独立队在地下党的鼓动下，秘密派人北上与陕北方面联系，随后又派出九支队成员北上受训。在关键时刻，长期盘踞西北的心态又使得领导人李均华，犹豫不决，可能他既害怕被解放军改编之后，失去原有的财富和地位，也不愿意被绑架在国民党那辆残破的战车之上成为牺牲，还想继续夹在两大力量之间火中取栗，捞到更多的好处。1949年，李均华与九支队秘密活动很快引起泾阳县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国民党县大队牛志诚受命，密秘布署将李均华诱杀于王桥街。李均华的死亡与与两民团的遭遇极为相似，都是死于“熟人”之手，采用了暗杀的手段；盘踞于西北垣另一代表人物李耀林与他的追随者，则在关键之际，完全投向革命队伍。在1946年底，就有革命人士接触李耀林，并成功策反了他和其代表的西北垣地方武装，他们利用官方身份为革命人士提供便利，开具空白路条、证明。泾阳解放前夕，百谷乡独立队（民团性质）秘密前往根据地，在栒邑庙湾接受改编，成为解放军的一部分。
注：
１、资料引文中所称之“匪”，属时代局限性，不代表作者观点。
２、引用资料中人名问题：“刘子元”与“刘次元”本属一人；陈沛也有“陈培之”、“陈植山”等称呼；关于“广娃老五”报道有“张”姓之称，为误，实际姓杨。
参考资料：
1、《乱世红白黑》 冯日乾 新华出版社 2005年
2、《西北文化报》1935.12.4.5
3、《西京日报》1936.9.6.6、1933.5.30.6、1935.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