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我在近日的文章中，分别从语言特色、萨满文化、人物关系，以及“死亡美学”等几个方面，谈了一些自己的阅读感受。当然，仅此几点，想要解构这部史诗般的巨著，仍旧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文希望从书中所涉及到的大量动物入手，谈谈它们的作用及其所蕴藏的思想内涵。
翻开这部小说，我们不难发现，除去森林、历史和人物外，它还呈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动物世界。并且这些动物形象，是作为一种整体的意象，在全书的意境营造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有动物中，驯鹿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鄂温克人以采猎为主的原始生活方式，除了追逐猎物的脚步外，人们也常根据驯鹿食物资源的变化而不断地搬迁营地。驯鹿性情温顺且富有耐力，行猎时，将猎物放到它们身上，它们就会独自将其运回营地；搬迁时，它们既能负载重物，又可供妇女、孩子和年老体弱者骑乘。所以，小说中的“我”饱含深情地说：
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们的，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看不到它们的眼睛，就像白天看不到太阳，夜晚看不到星星一样，会让人在心底发出叹息的。
可以说，驯鹿在小说里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动物角色，它们更像是一种精神符号，甚至是鄂温克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象征。就像在《狼图腾》里，狼性也是人性，是蒙古部族的民族性一样。
纵观这个弱小民族的历史，其百年以来的命运，始终掌握在外民族手里。俄国人令他们从贝加尔湖畔迁移，分裂为额尔古纳河左右两岸。东北沦陷时期，即便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山里，他们也没能逃脱日本人的强行军管及各种迫害；最终，又是在汉民族的“文明”感召下，让他们彻底消亡。
所以在小说中，驯鹿被赋予了灵性。鄂温克民族崇尚自然，信奉萨满教，是多神信仰。他们的神统称为“玛鲁”。就像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萨满一样，营地迁移时，队伍中走在最前面，专门负责驮载“玛鲁神（口袋中的神偶）”的驯鹿也是固定不变的。这头白色的公驯鹿被称作“玛鲁王”，平常是不可以随意骑乘的。而玛鲁王死后，只有萨满知道，新的玛鲁王将诞生在何处。
“我”的姐姐列娜病危时，尼都萨满通过“神力”让一只驯鹿幼崽代替她死去。第二天，回到营地的母鹿不见了幼崽，从此便没了奶水。直到后来氏族营地迁移时，骑乘在那头母鹿背上的列娜，因为睡着而冻死，它才又重新恢复了旺盛的奶水。
可见，驯鹿在鄂温克人心目中有着十分神圣的地位，以至于能代替人类或死或生。后来，他们被要求下山定居时，驯鹿也被圈养。可是，大森林的精灵、一向习惯自由的驯鹿，怎能如牛羊那般被关起来呢？在确有一些驯鹿因此而死去后，它们全部被放归了山林。然而，没有了驯鹿为伴的鄂温克人，还是鄂温克人吗？
达西因复仇而死的时候，小说中的“我”说道：
在我们的生活中，狼就是朝我们袭来的一股股寒流。可我们是消灭不了它们的，就像我们无法让冬天不来一样。
在森林里，猎人和狼永远都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如同见面就要兵戎相见的敌我双方。为解救三只被群狼围困的驯鹿幼崽，打死一只狼，且被它的狼崽子咬断一条腿的达西，是氏族中的另类。骑着驯鹿的他，与蹲在自己肩膀上的“神鹰”，还有他脑中挥之不去的，那些让他咬牙启齿的狼，构成了这个人物立体而饱满的独特形象。
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狼与鹰功不可没。自从儿子哈谢捕到那只山鹰，一直盼望有个孙子能替自己复仇，却长久未能如愿的达西，便把这只山鹰当做孙子，并为其取名“奥木列”（鄂温克语孙子的意思），决心将它训练成一只凶猛的猎鹰。后来他果然成功了，他称奥木列为“神鹰”，还让它整日朝着一张狼皮发起进攻，坚信以后奥木列会与狼决斗，帮助自己复仇。
达西的结局，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中的亚哈船长一样，最终遭遇“仇人”，并与之同归于尽。在这场厮杀中，猎鹰只剩下一扇翅膀，被驯鹿“玛鲁王”叼着，返回营地报信。
在达西和狼的“战场”上，有两具狼的尸体。鄂温克人分析，其中一具一定是当年咬断达西的腿而逃走的小狼，长大后带着自己的孩子，循着达西的气息，为那时死在达西手上的老母狼报仇来的。
鹰和狼，分别属于天空与森林；而达西，则是夹缝中求生存的鄂温克人顽强意志与拼搏精神的象征。他们需要森林，需要猎物，需要把可以做朋友的动物变成朋友，也需要和无法成为朋友的动物展开竞争。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还写了一种体型巨大的动物，鄂温克人叫它“堪达罕”。作者曾十分详细地记述了一次猎杀堪达罕的过程，情节是通过儿童视角展开的，这就更加突显了堪达罕作为一个庞然大物的形象特征。后来我查询资料，才知道这种动物学名叫驼鹿，是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
除此以外，体型较大的动物就是熊了。小说的环境背景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而我童年时生活在小兴安岭林区。两处动植物资源其实都差不多，所以熊也是我个人比较熟悉的一种动物。小时候常听老一辈的人们讲，熊会下山走进人家找东西吃，或者有某某人上山被熊咬死了……
书中所写的熊，与故事的讲述者“我”，有着非同寻常的不解之缘。因为“我”的两次婚姻都和熊密切相关。在森林中迷路，为躲避熊，“我”与第一任丈夫拉吉达相遇；而“我”的第二任丈夫瓦罗加，却又是在森林中命丧熊口的。所以，熊是“我”幸福的源头，也是“我”幸福的终点。
但是尽管如此，书中并没有表露此后的“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看待熊这种动物的。或许该说既无法爱，也不能恨吧。因为熊不同于狼，“我”也不是达西。熊两脚站立的样子很像人，所以鄂温克人相信，熊的前世是人。
水狗就是水獭。小说中，“我”认为自己能够怀孕，生下第一个孩子维克特，全赖于一次打猎时曾放过四只水狗幼崽。所以自那以后，“我”就不打水狗了。
森林中的猛兽们，在饱腹时，眼里几乎没有食物。即便弱小的动物在它们眼皮底下活动，它们也可能视而不见。其实猎人和它们一样，只是食物链中的一环，并不存在毫无节制的贪婪行为。猎取生存所需，绝不是无休止和无底线的滥杀！
除了上述这些常见的动物，书中还描写了许多可爱的“小精灵”们。有会在树上悬挂蘑菇为冬天储备食物的灰鼠，有美味的山鸡、野兔，有像鹿又不是鹿的狍子、獐子，以及比狐狸还狡猾的山猫等。
这个生机盎然的动物世界，与春季的鸟语花香，冬天的茫茫白雪，使小说中的森林呈现出童话般的美感。同时，驯鹿、猎人，以及他们在森林里穿行的队伍，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感画面。让森林不仅有了视觉上的空间感，也有着时间上的纵深感。她仿佛在日夜不停地讲述着古老而又常新的动人故事。
可是，小说结尾，却让人们与这一切美好的事物告别。在顾桃执导的纪录片“鄂温克三部曲”之一的《犴达罕》中，表现了作为生态移民的鄂温克人，他们的生活是极其矛盾的。摄像机下，他们欢天喜地乔迁新居，而入夜后，则是在月光下偷偷地掉泪。
我不禁在想，什么才是文明？要求鄂温克人走出森林时，他们说驯鹿游走会破坏植被。要保护动物，因而不允许打猎了；又说一个放下猎枪的民族，才是文明和有前途的民族。这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开发大兴安岭，大片的原始森林遭到砍伐，不仅没能保护植被，同时也令动物们丧失了家园。为此书中这样写道：
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的。我们与数以万计的伐木人比起来，就是轻轻掠过水面的几只蜻蜓。如果森林之河遭受了污染，怎么可能是因为几只蜻蜓掠过的缘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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