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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文：《清平乐》中官家都怎么上课：赵祯同学请起立回答！
上次我说了，经筵制度是宋朝以及历代王朝一项基本制度，是君王学习上课的常规制度，通过经筵讲读，君王可以学习为政之道、提升文化素养、培养善德善行等等。在电视剧《清平乐》中，展现了宋仁宗赵祯的"讲师"就有晏殊和王曾等人，当然其实还有很多人充当过经筵讲读官员，因为在宋朝,实际参与经筵讲读的一共有 "翰林侍读学士 "、"翰林侍讲学士 "、"侍 读 "、"侍讲 "、"天章阁侍讲 "、"崇政殿说书 "、"迩英殿说书 "七种经筵官 。
在古代老师的地位是十分尊崇的，且看看古人这些名言：天地君亲师，师道尊严，一日之师,终身为父，事师之犹事父也。通过这些名言便可以了解到老师地位的崇高，那么论说作为"帝师"的地位就更加让人仰慕了，可是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为什么欧阳修要推辞经筵官的任命呢，难道他不想做光耀门楣的"帝师"吗？
我们自己想一想，帝师或者太子侍读的地位其实是十分尴尬的，面对这位特殊的学生到底是严格一点，还是宽和一点，如果严格一点，可能能够提升学生的成绩，可是在在管理过程中势必会造成师生矛盾。如果宽和一点，师生矛盾可能会缓和一些，可是最后成绩上不去怎么办？我想起自己曾经也教过领导的孩子，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如果领导孩子成绩优异还好说，但是如果遇到愚笨顽劣的孩子，真是让我左右为难，管理严格了，孩子肯定在领导面前说我坏话，如果管理宽松了，成绩没上去，领导会用黑眼球还是白眼球看你？他肯定怀疑我教学能力，所以我每次只能腆着脸皮在领导面前说：xx表现还不错，但是稍微......这已经成为我固定句式，重点在"但是"后面。
所以作为帝师，怎么处理和学生的关系一定有很多技巧和制度，不然，帝师这颗心是无处安放的。
纵览中国古代经筵制度发展史，在宋朝以前的经筵制度萌芽期，可以发现三条线索依稀可循: 即保傅制、侍讲制和执经制。
古代设有专门辅导和教谕君主及太子的官员，这就是师、傅、保。早在西周以前就曾设置有太师、太傅、太保等官职，合称"三公"，他们的副职分别是少师、少傅和少保，合称"三少"。这类官员统称为师傅、师保或保傅。后来这些称谓都送给了各种基层劳动者：修车师傅、司机师傅、维修师傅......
保，负责太子身体保育方面，保就相当于体育老师。
傅，负责太子道德培养方面，这就相当于政治老师。
师，负责太子知识教育方面，那么就相当于语文老师了。
这三个方面分工合作，全面负责太子的教育和培养，可见西周宫廷对于太子的教育是颇有计划的。
保傅之官因承担教育培养太子的重任，所以选拔和任命极为慎重。周成王的"三公"——"太公"、"周公"、"召公"，都是历史上卓著盛名的贤臣。后代选拔保傅之官，也都注重在"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术者" 中选拔。保傅既受以重托，就要对太子的行为全面负责。
保傅之官的职责并不仅限于太子幼年阶段，更主要的任务在于青少年、成人阶段，甚至于即位之后仍有扶持、劝诫、教诲的重要任务。西周时代保傅之官既辅佐君主，又兼教喻太子。由此可见保傅制度的传统对整个古代的君主教育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为太子选师保傅，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太子通过师保傅的教育、影响而潜移默化，成为言行端正、道德高尚、有统治法术的人。
但是到了秦朝建立之后，在中央官制结构中，没有设置师傅。这是因为，在君主专制政权的体 制之下，作为最高独裁者的君主，根本不可能容忍权力的制约者、分享者。
但是秦代在从最高统治者身旁侧近隔离开师傅后，随之产生了谁来承担教育皇帝，也包括太子的新问题。此后，最高统治者的教育问题，一直没有从制度层面得到解决。尤其是到了西汉中后期，儒学大盛，朝野上下是一派学术的兴旺气象，不可避免地辐射到最高统治者，才产生了像汉元帝、王莽这种儒学信徒。这样，一方面最高统治者没有老师，另一方面政权中密布学者。故而，东汉产生的侍讲制，就成了必然。
侍讲之名始于东汉，本指朝臣入授太子，并非官名。光武帝立阴后子为皇太子（明帝），并未仿西汉置保傅设官僚，而是改由朝中儒臣负责教授太子，但储君无外交之理，于是让廷臣入禁中教授。一代名儒桓荣为议郎，经常入内教授太子，并经常留宿太子宫中。五年后，桓荣荐举门生胡宪侍讲，自己方才得以离开东宫，明帝即位后，也常与桓荣的儿子桓郁在禁中论经，问以政事，并亲自制定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又数召张酺讲《尚书》，相互论难经义，以其甚能契合心旨，令授皇太子（章帝）。张酺(pú)为人正直，执守经义，每趁侍讲间隙，屡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日后章帝说："张酺前入侍讲，屡有谏正，訚訚恻恻，出于诚心，可谓有史公之风。"章帝喜好儒术，尤嗜古文《尚书》及《左传》，因感于经学有今古之分，且章句繁多，拟加减省，乃召集群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亲自称制临决。明、章二帝时期为东汉治世，二帝又都是博贯五经六艺、尊师崇儒的君主，其学识德行的养成，毫无疑问是得力于儒臣的侍讲。
章帝之后，东汉政局进入中衰时期。和帝以后，太子教育实已废而不存，皇帝教育则是采取选召廷臣入禁中侍讲的方式。除殇、少、冲、质四帝因即位时年龄过幼，在位皆不足一年，未有侍讲之事外，其余和、安、顺、桓、灵、献诸帝都行侍讲之制。侍讲制的产生，在君主教育的演变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一、入宫禁侍讲者多由低品阶官员兼任，以典司著述的议郎最多，而不由东宫师傅重臣专司辅导，显示皇帝对太子的控制防范加强，只是惟恐东宫自成势力，威胁皇权；其二、"侍"乃身份 低卑者立于尊者之侧的意思，纵是一代大儒桓荣，亦称之为侍讲禁中。侍讲之名，反映出东汉帝师地位较西汉为低。
东汉侍讲制的特点，就是造就了一批不是老师的"老师"。侍讲们的身份,只是为皇帝提供知识的"侍从"。于是又出现了这样一个矛盾，儒家尊师重道，皇帝的"老师"却如此身份低微，怎么能为天下儒学学子提供榜样? 这样就需要再次对皇帝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
魏晋南北朝于是出现了执经这种差事，执经的地位如何，功能，通过这段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一丝端倪，东晋孝武帝时，"时皇太子尚幼，帝甚钟心，文武之选皆一时之俊。以邈为前卫率、领本郡太中正，授太子经。帝谓徐邈曰: '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这段晋孝武帝亲口对徐邈说的话，"不复尊以为师"反映了东晋时代，皇帝统治术中的典型的"不是老师观"。此外，"自魏晋以来多是微人教授"一句话，更折射出了其中的人为因素，即压低教授者的身份。所以说执经地位也不高，但是同侍读比较起来，皇帝还是他们几分薄面的，在特定公共场合经常要摆样子，执经会作为皇帝、太子等礼拜尊敬的对象，带有表演性质，但是仪式结束后，仍然恢复臣下的身份。
至此，原先师傅制的政治、教育、礼仪三项职能被彻底分隔开，政治职能被人为地抑制，礼仪职能局限于特定场合，教育职能改换到临时工性质的侍讲身上。秦代废弃师傅制，是出于确立皇帝独尊地位的需要; 东汉出现侍讲制，是为着强化皇帝的专门知识; 魏晋南北朝的执经，是为了强调礼仪规范。所以说秦代解决了师傅制过多的政治意义，但矫枉过正。东汉的侍讲能够起到教育的作用，但身份过低，有悖儒家礼制。最后魏晋南北朝才又出现执经，来填充侍讲制在礼仪方面的不足。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建设上，皇帝为自己专制集权的努力。不管古往今来，无论中国海外，政治的核心问题，都是权力的分配、归属问题。经筵制度———或者用皇帝教育制度，这个更宽泛的说法———面临着一个不能解决的悖论，即老师的学术地位高于学生，但同时皇帝的政治地位高过臣僚。从中国古代皇帝教育制度发展来看，其解决之道，就是前文提到的创造出"不是老师的'老师'"。
到了唐朝时，经筵尚未制度化，御前进讲仪式不甚讲究,基本上以坐讲为主,所谓"坐而论道"就是这个道理。 汉、唐风俗一般是席地而坐,而御前讲席坐而论道可能只是一种习惯,其中没有尊师意思,也没有崇君的意味。如果皇帝席地而坐,而讲官采取站立姿势，就会形成讲官居高临下,帝王抬头仰视的效果,反倒会给人以尊卑倒置的感觉。再者,唐经籍多书写于简牍,讲官手捧成卷成札的讲稿,长久站立会难以承受。置书简于相对低矮的几案之上,"君""师"相对,都采取跪坐的形式,这应该是当时的一种习惯。
这种坐讲的形式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据说宋仁宗天圣以前,经筵讲读官都是坐讲。但是有一件事情打破了这种规矩，北宋景祐年间,经筵讲读首次变成了立讲。始作俑者是当时的翰林侍讲学士孙爽，起因是宋仁宗年幼，需要踩在小凳上才能够得着讲案,于是孙奭请求站着为仁宗授课,以便随时近前指点。孙奭为经筵老臣,执教非常认真。"上在经筵,或左右瞻瞩,或足敲踏床,则奭拱立不讲,体貌必庄。上亦为竦然改听。""拱立不讲"显然是站姿,是立讲。后来程颐说"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大概是孙奭的立讲得到了太后的认可。经筵老臣带头立讲,其他经筵官自然不敢坐讲,甚至侍班讲读官也主动立侍。经筵立讲由最初的孙奭的个人行为，最终演变成了官定仪式。
由宋仁宗"跂案而听之",说明宋代讲台已经由低矮的几案变成了高大的讲桌或讲案。这时的"坐"也已经不再是席地而坐，而是坐在凳子或胡椅上。另外,宋代印刷盛行,讲稿由笨重的简牍变成了轻便的纸质教材，也为经筵讲读官的立讲提供了方便。但站着毕竟不如坐着,长久站立侍讲损耗体力。皇佑三年(1051)九月丁丑,宋仁宗体谅经筵讲读官侍立太久,过于劳累,正式下诏:"迩英阁讲读官当讲读者,立侍敷对,余皆赐坐侍于阁中。"于是经筵讲读形式确定为坐侍、立讲。此时,经筵讲读的一般程序是:入见先赐坐,饮茶。人阁,复坐。当讲读,暂起立。讲读毕,复坐,赐汤,退。
但是事情却不这么简单，就"立讲"还是"坐讲"的问题竟然引发了一场大的争论和商讨。
宋神宗熙宁年间,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等人具劄上奏，他们对侍者坐讲者立表示不满,认为应该是讲者坐侍者立才合理。神宗诏下礼院讨论,大臣们分成赞成派与反对派展开了辩论。此后，在历代皇帝经筵讲读时，这个站着还是坐着的问题被反反复复吵来吵去，当然最终每次的争论是采取立讲的方式。
坐讲和立讲之争，看似无聊，毫无无意义，其实本身是经筵官争取更高地位的举动。立讲的出现本是由于宋仁宗年少个矮，经筵官便站立讲读以更接近宋仁宗。这实际是个偶然因素，后来却引出各方议论，究其实质，不外乎"不是老师观"在作祟，宋仁宗时曾经任命欧阳修为经筵官，以欧阳修的名望身份，进入经筵，该是一件如何更上层楼的美事，可他却上书拒绝，理由也很直白: "侍读最为亲近，祖宗时不过一两人。今与经筵者十四人，而侍读十人，外议皆云经筵无坐处矣。" 这里面不正透露着欧阳修已经看透了经筵官徒有其表，多少带有点缀的色彩? 对比之下，如程颐、朱熹对经筵过于热忱，反而招来排斥，其背后的实质，无非是他 们对皇帝的最高权威指手画脚，误把"不是老师"当了真老师。其实，博览强学如程颐、朱熹辈，不可能不省悟出保傅制与经筵制的区别，如程颐的奏章中 所言:"今不设保傅之官，傅德义保身体之责皆在经筵，皇帝在宫中语言行动衣服饮食，皆当使经筵官知之。" 所以程、朱的经筵教学失败，只能归结于他们太想填充取消先秦保傅制后遗留的职责空白。从这个角度说，程、朱之失，也可以理解成正是因为他们太过明白保傅制与经筵制的区别，才跨出了经筵制的界线，妄求进入保傅制的领域。
经筵官虽有帝师之名，却无帝师之实。
明代皇权至上,君尊臣卑成为社会共识。朝廷之上大臣皆行跪见、跪对之礼,杖责廷辱成为家常便饭,经筵讲读的待遇更是非常低了。别说给皇帝讲课，甚至给东宫太子讲学都被要求跪讲,只是因为明代士大夫的暂死抗争,勉强保留了立讲的传统,经筵跪讲最终未能如意,算是给读书人留下了一点脸面。据记载,景泰年间"帝每临讲幄，辄令中官掷金钱于地,任讲官遍拾之，号恩"。掷钱于地,历来是对待倡优或乞丐的施舍行为,明代帝室竟然用来对待儒者,足见明代斯文扫地之惨状。
明代经筵立讲也是极为变态。据说明武宗正德年间,李廷相正在经筵进讲,正德帝忽然游兴大发,一声招呼不打就直接跑到西苑游玩去了。没了学生,李廷相不知所措，"公竦立至晚,退坐内臣板房,不敢睡。"次日五鼓,又抖擞精神再上经筵。即使是学生不在,讲官也不敢放松站立姿势,并且一直站到天黑，足见立讲制度之严。
到了清代，经筵仪式基本沿袭明代而略有简化,经筵仍采用立讲。中国古代经筵制度自宋至清,历史长达五六百年,教学形式由最初的坐讲，逐步演变为立讲,明初甚至几乎沦落为跪讲。总的来说以立讲为主,坐讲极少。从史书上称坐讲为"赐坐"可知立讲为常态,坐讲为特例,跪讲则是变态。
所以说这些帝师们看似风光荣耀，其实在皇帝眼里终究还是下臣而已，并没有完全把他们当做执教的老师来尊敬与对待。
经筵坐讲论者主张尊君与尊道并重,尊君的同时还要儒者保留自尊，立讲论者有明显的尊君意识,立讲论者的"犬儒"本性与现实态度,更符合帝王的利益,更容易得到皇帝的青睐。
最后，我就想问问这都新社会了：我讲课为什么得站着?而且学校特别规定，不能坐讲。哪位同学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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