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战争已经逐渐接近尾声，而国民政府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政权，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美蒋反动派便再一次提出要与中共和平谈判。
经过商议后，这一重担就交到了张治中手中，不久后他就带领着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飞往了北平。此次谈判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战犯”和“渡江问题”，为了能促成一个好的结果，双方都有做出让步。
然而，就在谈判即将得出结果时，张治中却举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让谈判的氛围再次陷入了尴尬中，周总理更是忍不住拍案而起大发雷霆，当场斥责了他一通。看到周总理如此生气，张治中赶忙道歉，才让谈判继续了下去。
周总理
这就不禁让人疑惑，当时张治中究竟说了些什么，竟能让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总理大发雷霆？这次和平谈判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自重庆谈判破裂之后，国共双方的军队就展开了将近两年多的激烈对抗，而眼看着解放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频频胜利，而国民党军却次次溃败，这也使得国内的求和声音越来越多。
1949年初，蒋介石正式宣布下台，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溪口，李宗仁则代替了他的位置，促使国共两党重新坐到了谈判桌旁。
在谈判开始之前，为了不让蒋介石影响自己的计划，李宗仁就跟白崇禧商量，不如劝他出国，而张治中为了和谈着想，也主动跑到了溪口，企图说服蒋介石，结果换来的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
原来蒋介石早在报纸上看到了此事，他愤怒地告诉张治中：“你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成！”
张治中深知劝不动蒋介石，于是就和谈的内容与他进行了多次沟通，其中就涉及到了军队的改编、划江而治以及联合政府的相关事宜。蒋介石虽然保持同意的态度，但实际他还是想要保存住国民党军的力量，等到恰当的时机来临，再跟共产党一争高下。
从溪口回去之后，张治中就开始跟李宗仁商议组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事情，而在跟中共沟通过之后，国民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就确定为了：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雯等一共15人。
中共方面派出的代表则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和李立三。
等到双方的谈判人数确定之后，国民政府这边的和谈委员会又提出，可以接受把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当做谈判的基础，但他们也要制定“腹案”.
之后张治中把“腹案”抄写了一遍请示蒋介石，意外的是他并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而彼时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的蒋经国，却认为张治中“太过天真”，现在讲和平恐怕没有好结果。
从蒋家父子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他们对于此次和谈，基本不持乐观态度，也并不是真心实意，而张治中的心态也颇为复杂，这次和谈究竟能否成功，或者还是跟之前一样，最终走向破裂呢？
因为在谈判开始的前几日，张治中一直往返于蒋介石老家，中共方面对于他这一行为很是不满，认为这次的谈判还是在被蒋介石操控，所以在南京政府和平代表团于4月1日乘坐飞机到达北平机场之后，前来迎接他们的并没有多少人，现场的气氛很是冷清。
国民党和谈代表团
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天南京城竟然还发生了一起暴动，10余所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工，一共有6000多人组织到一起举行了大游行，要求国民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条件，结果游行一结束，他们就遭到了国民党暴徒的殴打和逮捕，期间还有三人重伤。
这一案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传到南京政府代表团这边之后，他们就更加担心，此次谈判恐怕困难重重。
果不其然，在双方会面之后，周总理就直接质问张治中：“李宗仁已经答应以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和谈，为什么还要派军警镇压学生？和谈之前发生这种惨案，我不能不怀疑南京当局的诚意！”
刚到北平就发生了这样不愉快的事情，自然会让双方都很尴尬，但无论如何谈判还是要继续下去，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国共两党的代表就先针对战犯和渡江的问题进行了沟通。
张治中
首先在战犯问题上，中共本来是希望能明确战犯的名单，追究其战争责任，后来为了表现诚意，就改成了去掉“元凶、首恶”等字眼，表示只要是能认清是非知道悔悟，做出了有利于解放军的事情，或者是和平解决了国内战事，就可以取消罪名。
然而张治中这边却认为战犯虽然应该受罚，却也没必要提名，说到底，他还是在极力帮蒋介石挽回声誉。
另一个就是渡江问题，对于国民党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只要是符合双方的利益，中共大部分都可以接受，唯独这个“划江而治”坚决不同意，根本就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下可让张治中犯了难，他不能一人做决定，就跟周总理商议，写信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争取让他们再做一下让步。
但结果就是，李宗仁和白崇禧都太过高估此时的国民政府，非但没有从实际出发考虑两党如今的实力，甚至还想要讨价还价，于是谈判就进入了停滞阶段。
这边，得知国民党态度依旧如此的高傲，毛主席就公开在新华社发表了文章，抨击南京政府代表团：“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议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言外之意就是告知国民党蒋家王朝终将覆灭，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向人民靠拢。
之后国共代表团之间的气氛就愈加尴尬，而张治中也多次找中共代表和民主代表们商议，至少不要让签订合约搞得像投降一样，让他们面子上能过得去。
但是在讨论到战犯和渡江问题的时候，就连他们代表团内部也时常吵个不停，意见始终无法统一，也不肯做出退让。
时间来到4月13日，国共双方的第一次会谈正式开始，在会上，周总理对于《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进行了仔细说明。首先战争的全部责任，该由南京政府负责，这条应该放在条款的前文，也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
至于惩办战争罪犯的问题，主要战犯必须惩办，另外之前南京国民政府放走的两百多名日本战犯，也要回来重办。
周总理讲完之后，张治中又对这项草案里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异议，比如前文里的部分刺激性的词语，像是“出卖”、“叛乱”以及“惩罚战争罪犯”等等，最好还是更改删掉。
而在谈到权力移交的问题时，他又表示不宜让南京政府成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辖的机构，望中共方面能再多加考虑。
接下来的两日，双方代表团就草案的内容再次进行了商讨，而中共方面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终于，在15日当天，《国内和平协定》最后定稿，紧接着就送到了南京政府代表团手里。
晚上九点多钟，双方代表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在会上，周总理态度严正地表示：“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到本月20日前答复，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往后拖延。”
中共此时的意思已经很明朗，和平协定达成与否，就只是决定着解放军是武力过江还是和平过江。
而听完周总理的话，张治中也顿时有感而发，他深知再争论细节已经没有意义，就缓缓站起身，以个人的立场发表了一段长言：“中国有句古话叫兄友弟恭，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斗，就好比是兄弟之争，大哥管不好家，就让弟弟管，过去哥哥虽然有错，自己感到惭愧，但弟弟能够担当起来，哥哥也感到光荣，甚至还要帮助他做好。”
张治中与周总理
张治中的这番“哥弟论”一说完，在场的人也表情各异，周总理此时却再也忍不住，他当场拍案而起，对着张治中愤然说道：“你们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吗？从1927年算起，你们国民党已经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账人民可是一定要算的！”
周总理认为拿过去的二十年以及近两年来的蒋介石政府的行为来说，那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它的严肃性。
而看到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总理，竟然这般大发雷霆，会议上的气氛也瞬间变尴尬，张治中就赶忙向周总理道歉，称自己是用词不太准确，这下会议才算是能继续开下去。
最终，在这次的会谈中，张治中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草案，但还要先请示南京方面再给答复，于是第二天，他就派黄绍竑和屈武回去说服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国民党的元老们和五院院长。
白崇禧和李宗仁
在他们离开之前，周总理特意专门亲自到场送行，他嘱托两人不要请示蒋介石，最好还是由李宗仁来签字。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这份已经拟定好的和平协定送达南京政府时，瞬间就在内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人认为这是在让他们无条件投降，李宗仁更是大失所望。
他认为这跟自己之前的预期不太一样，同一时间，黄绍竑也遭到了白崇禧的严重斥责，他气冲冲的对着面前的人说道：“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竟然也能带的回来？”
等到这份和平协定传到蒋介石这里，他更是当场拍桌大骂张治中无能，而对于南京代表团接受传达此事，他也痛心的评价道：“是诚无耻之极者所为”。
蒋介石
紧接着，蒋介石也顾不上考虑李宗仁的态度，直接把蒋经国叫来，命令他下手谕给前线的将领：“让汤恩伯给我好好地打，一定要守住长江天险！再告诉白崇禧，和谈已经破裂，华中地区全靠他了！”
很快，收到消息的李宗仁就致电张治中，表示拒绝接受修正案，也不同意解放军渡江，至此，北平和谈正式宣告破裂。
同一时间，他们还通知南京政府代表团赶紧撤离回来，但意外的是，包括张治中在内，剩余的人都选择留在了北平拥护共产党，站在人民这一边。
4月21日，毛主席和朱老总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解放军继续势如破竹，相继击溃了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解放了南京，武汉、上海、福建、新疆直至重庆多省。
同年的10月1日，毛主席与一众中共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而眼看着国民政府大势已去，早已没有回转的余地，李宗仁就以治病为由，赶紧带着一家人飞往了美国。
至于蒋介石，没能防守住成都，就匆匆逃到了台湾，自此，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