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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有一次“灭族”危机,全国人口不到700万,比石器时代还少东汉末年户口统计的困难和混乱汉末三国户口数量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人口骤减的景象和缘由

作者:田君良
中国曾有一次“灭族”危机,全国人口不到700万,比石器时代还少东汉末年户口统计的困难和混乱汉末三国户口数量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人口骤减的景象和缘由

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人口并非一直这么多。中国多数历史时期,人口总数始终在6000万上下。《帝王世纪》记载,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全国有口五千三百二十万”。这一时期,通常被史学界认为是中国历史前期人口总数的一个高峰期,“自东汉以降,户近百万,口逾半亿,实九州兴盛之一顶峰”。此后,中国人口总数略有增加,但一直稳定在6000万左右,这一局面持续到清朝入关。再之后,中国人口总数飙升,康熙年间首次破亿,乾隆盛世达到2亿。

虽然中国历史上人口总数总体趋稳,但有一个巨大波谷: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期。这一时期人口总数在短短几十年内骤降七倍,最低时全国不到700万人。这一时期的人口下降速度之快和数量之大,一度将华夏民族推向“灭族”边缘。如果不是当时几个主要割据势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稳住事态并及时恢复生产,后果将不堪设想。不过,由于汉末三国时期的户口统计十分混乱,为完整论述这个问题,这里略提一下当时户口统计的困难和混乱情况。

中国曾有一次“灭族”危机,全国人口不到700万,比石器时代还少东汉末年户口统计的困难和混乱汉末三国户口数量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人口骤减的景象和缘由

东汉末年,战乱频发,导致专司人口统计的官吏们许多时候无法正常工作,即便工作了意义也不大。当时主管户口统计的官吏是郡或县的户曹和户曹掾,他们往往因为郡或县的边界频繁变化而无从下手进行统计。如《后汉书》载“黄琬征拜议郎,升青州刺史……黄巾乱,略乐安……及董卓秉政,封阳泉乡侯”,随后黄琬又“为豫州刺史……黄巾猖獗,略汝南”。黄琬负责过的青州乐安国和豫州汝南郡,在短短数年之内,由于黄巾起义而频繁易主,导致青州东北部边界和豫州南部边界频繁变动,这些情况在当时是全国性的,使户口统计既困难,又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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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当时正值乱战,浑水摸鱼之人极多,许多官吏不但贪赃枉法,而且全然不顾自己的职责。如《武帝纪》载“长吏受取贪饕,依倚贵势,历前相不见举闻”,他们趁乱为非作歹,收受贿赂,“历前相不见举闻”,说明历届继任者都是如此。这些官吏心里整天想着这些事,自然没时间挨家挨户做人口调查。这些原因直接造成了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期几十年间户口统计的缺失。不过,史料中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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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三国时期(180-280),史料明确记载的人口总数不到700万。其中蜀国人口,《三国志》载“刘禅遣尚书郎李虎送户口簿,男女口九十四万”,即263年蜀汉灭亡时,蜀国人口总数为94万。魏国人口,《后汉书》载“景元四年,(魏)……与蜀通计口五百三十七万”,景元四年是264年,这一年魏国和蜀国人口总计537万,减去263年蜀国的94万人,则景元年间(260-264)魏国人口总数约443万。吴国人口总数,只有280年西晋灭吴时的一次记载留存至今,“男女口百三十万”。因此,即便不考虑东汉末年和三国初期人口数量最低时的情况,而仅仅考虑三国以后魏国、蜀国和吴国恢复了几十年发展后的情况,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也不到700万,而在东汉末年,这一数量只会更低。

《帝王世纪》还有一条史料记载说,“南阳户五十万,汝南户四十万,逾今不及二郡”。这是一条建安年间出自曹魏的史料,而建安年间是战乱最凶和人口数量最少的时候。这条史料说,当时全国户数还不及南阳郡和汝南郡的户数之和,即不到90万户。当时平均每户有口4到5人,则全国有口不到450万人。由于这条史料并非直接记载户口数量,所以只能作为参考,不过这也是目前唯一能一窥当时人口数量最低时的史料了。

中国曾有一次“灭族”危机,全国人口不到700万,比石器时代还少东汉末年户口统计的困难和混乱汉末三国户口数量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人口骤减的景象和缘由

论述完汉末三国人口总数,再看看当时人口骤减的直观景象和缘由。当时人口骤减主要有三个原因:战争、饥荒和瘟疫。战争方面造成的人口骤减是显而易见的。从董卓入洛阳到西晋灭吴,大小战乱不计其数。官渡之战前的军阀混战,官渡之战后的平定河北,以及之后的赤壁之战,汉中之战,襄樊之战,猇亭之战,等等,都是数万人或十几万人的大战,这些战争直接造成了人口骤减。

除大战外,小规模战斗更是数不胜数。例如,董卓死后,李傕和郭汜在长安的战斗就造成了人口骤减。《董卓传》载“李傕等合围长安城,十日城陷,与吕布战城中,吕布败走。李傕等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藉”。像李傕这类在西凉羌胡人中成长起来的军阀,性格往往十分残忍,几乎没有同情心和怜悯心。为了让手下将领和士兵听命于自己,他们不得不填饱手下的胃口,时不时进行劫略或杀戮,以满足他们的生存和物质欲望。

又如,“时三辅(三辅是指东汉国都洛阳周边的地区)民尚数十万户,李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数十万户,说明至少有大约百余万人,这么多人,在两年之内几乎全部死光,说明李傕及其下属当时不仅劫财,还嗜杀成性,可见当时人口骤减的景象多么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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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作战死亡外,也有故意杀戮。《武帝纪》载“太祖袭徐州,过郯城,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屠戮”,孙盛点评说曹操这是在“伐罪吊民”。屠戮一词,实在只是陈寿为不得已的原因在庇护曹操。曹操东征徐州这件事,是借着报父仇之名,占领徐州,“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陶谦守城不敢出”,曹操一路连下十余座城,几乎全部屠城了。比如,当时徐州西部的留县,彭城,吕县,傅阳,武原,兰陵,襄贲,郯县,等等,曹操是一路攻城拔寨杀过来的,这些地方的百姓都没有幸免。而当时徐州所辖的县,人口数量往往在数万人到十几万人不等,即便全部按最少计算,曹操这一仗也屠杀了不下几十万人。

再如,官渡之战后,由于曹军没有足够的粮食来供养降敌,曹操直接下令将投降的袁绍大军共七万多人坑杀了,《献帝起居注》载“太祖凡斩首七万余级”,《三国志》裴松之注载“诸书皆云曹公坑杀袁绍众八万,或云七万……”。类似曹操这样在战斗中大肆屠杀的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像袁绍和公孙瓒以及张燕的战斗,像袁术在陈国进行的屠杀,都是类似的事,只是史料中没有全部记载这些。屠杀是当时人口骤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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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战争外,饥荒也是造成当时人口骤减的重要原因。例如,曹操和吕布在兖州大战时,《武帝纪》载“蝗虫起,百姓大饿……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蝗灾造成粮食歉收,经济失控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百姓收获不了粮食,也买不起粮食,只有食人了。又如《魏书》记载,曹操迁都许县后,“自遭慌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民人相食,州里萧条”。袁绍大军在河北时,部队士卒不得不靠桑椹充饥,可见当时的饥荒严重到了何等程度。

最后一个造成人口骤减的主要原因是瘟疫和疾患。汉末三国时期,是瘟疫大发的时期。例如,曹操赤壁之败,瘟疫就是罪魁祸首之一。《武帝纪》载“曹公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又如《先主传》载“刘备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时曹军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实际上,曹操赤壁之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瘟疫,而非战斗失利,《先主传》里的记载有美化刘备之嫌。由于当时条件落后,曹军南下又十分仓促,赤壁战场与荆州重镇江陵等地的距离又比较远,所以曹军感染瘟疫的士卒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故而死伤惨重。战争、饥荒和瘟疫,是造成当时人口骤减的三大原因,有此三者,短短几十年内,人口骤减7倍,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曾有一次“灭族”危机,全国人口不到700万,比石器时代还少东汉末年户口统计的困难和混乱汉末三国户口数量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人口骤减的景象和缘由

赤壁之战后,三足鼎立之雏形已成,天下逐渐摆脱了乱战局面,东南西北的羌戎夷狄们渐渐安分起来,曹魏屯田,诸葛亮治蜀,孙权治吴,使全国经济逐渐复苏,进而发展。由于这些原因,汉末时期的人口骤减趋势才得以遏制,否则,如果战乱时间继续延长,全国人口继续骤降,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汉末三国时期的人口总数,还不如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夏朝人口多。《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曾记载夏朝人口,“及初有九州,民有口千三百五十万”,即夏朝初年人口约1350万左右,足足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两倍有余,可见当时危机有多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