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庚午年十一月十一曰成
凡道术皆言人生，而其所言人生之当然莫不本于其所见宇宙之自然。世常患言道术者所见宇宙之不同，然其所见固皆宇宙之真，特有全与否之异耳。未有无所见而立说者也。人本居此宇宙中，自为宇宙则律之所囿，固非独所见不出乎此，其心思之势亦不能出于宇宙大理之外焉。华夏圣哲挺生，早见宇宙之大理而表以天地二义，由是而衍出众义。自上世首出之君发其端绪，直至百家蜂午不能出其范围。学者毎蔽于烦碎，不能得其源流。昔年二十读《乐记》，即窥此旨，后以通于《易》、《老》及诸子之说无弗贯者，既于训说诸书详之矣。复总挈以述此篇，其所征引亦不求备，随在可见，在于反三知十而已。
中华道术始自黄帝。黄帝遗言今可得见者，皆为后世学说之渊源。详见《子疏》。《吕氏春秋•序意》称黄帝诲颛顼曰：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此即天圆地方之说之始也。圆方之说，《曾子》、《吕览》解之甚明。《曾子•天圆》曰：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诚有之乎？曾子曰：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幽者含气者也。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吕氏春秋•圜道篇》曰：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
请先释天与地。盖所谓天地者，非谓此所载之苍然，所履之块然也，乃指此大自然之形与神也。虚而运动合化者为天，实而凝定分别者为地。以新名词言，亦可谓为抽象之天地。《易传》曰：乾为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为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乐记》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庄子》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天无以淸将恐列，地无以宁将恐发。盖天之能运以清，浊则不运矣。其运也合，裂则不合矣。地之止必宁，发则动而不固矣。故《吕氏春秋•序意》曰：天曰顺，顺惟生。地曰固，固惟宁。盖凡生者天也，凡固者地也，不限于苍然与块然也。
夫天地虽相对，实相盈而不可分。不可分者，非独谓苍然之下块然之上无严界也。苍然之中亦有凝定者焉，块然之中亦有运行者焉。《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阴阳刚柔本相连也，而分属之天地者，阴阳指其气，而柔刚指其形也。凡物皆有其天地。举人以为例，神气之运动而一统者天也，形骸之固定而分列者地也，故《庄子》曰：官知止而神欲行。夫神之与官固相盈而非二物者也。
《易传》曰：天施地生，此即阳施阴化之义也。《易传》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盖运而气施者，物之始也。化而形定者，物之成也。故《老子》曰：地法天。盖实而分者固不出乎虚而运者之外也。是之谓天统地。天统地者，地在天中也。
近儒纪慎斋说《易》举《坤》包《乾》之义。《易》曰：智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纪氏说之曰：天之大不可见也，于地见之。圣人之效天不可见也，于法地见之。地之内地之外莫非天也，地之中有天焉曰理。天道之蕴于地中者曰理。圣人以法地者效天，法地中之有天之理也。又有诗曰：匪乾坤孰含，匪坤乾亦熄。乾相互包，斯是《归蔵易》。此其见甚精。虽曰天地互包而天之为天惟见于地，故《易传》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神。盖虚而运者即在于实而分者之中也。是之谓地显天。地显天者，天在地中也。
次释方圆。含吐方圆。含吐者，动静之象也。凡物必圆而后能动行，必方而后能静止。故《易传》曰：乾为圜，坤德方。又曰：圆而神，方以智。圆者言其运，方者言其定也。动静者，一敛一发也。发则行，敛则止。发谓之吐，敛谓之含。故《易传》曰：坤含宏光大，含万物而化光。含吐者，阖辟也。故《易传》曰：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夫发行则其势合而为一，圆而统同；敛止则其形分而为多，方而异宜。张子厚所谓一故神，两故化也。《吕氏春秋•大乐篇》曰：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又《有始览》曰：夫物合则成，离则生。此皆至精之言。凡物之成必合数，原质无单纯者。而其生则必与其所自出相离，而后成其个体也。动静分合一多之义，已详于《理要》矣。一切义由是生焉。静乃析动而成，分乃析合而成。多必出于少，少必岀于一，是之谓一统多。一统多者，地在天中也。虽然，动必由静而见，合必由分而成。无多则奚有一，是之谓多显一。多显一，天在地中也。
分合之义衍而为序与合。是礼乐之原也。又为爱与敬，是仁义之原也。《乐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又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生焉。乐者，敦和而从天。礼者，别宜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又曰：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即《易传》《乾》《坤》之说也。又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统同，礼辨异。谓同生于合，而异生于别也。礼乐者，非钟鼓玉帛之谓也。无声之乐，无体之礼，孔子论之详矣。明儒耿定向曰：人为习气所移，多好放逸，时一自警策便是礼。人为情欲所牯，多致抑郁，时一自舒畅便是乐。斯言也，举前人之未直言者而直言之矣。乐之状发而礼之状敛也。此相对之义也。若论相盈，则亦如天与地。吕坤《呻吟语》曰：与友人论天下无一物无礼乐，因指几上香曰：此香便是礼，香烟便是乐。坐在此便是礼，一笑便是乐。此言亦精。吾亦尝于讲堂示诸生曰：诸生列坐不相挤排是即礼，吾口讲而诸生耳目与心皆注焉，浑合而为一，是即乐也。夫香烟不离香，一笑不离坐，是乐即在礼中，亦犹天在地中也。
《乐记》曰：仁近于乐，义近于礼。又曰：同则相亲，异则相静。礼者合敬，乐者合愛。爱敬者，宇宙所以分合之力而仁义之本也。董仲舒曰：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盖仁者发而及人，视人如己，趋于合者也。义者敛而守己，别己于人，趋于分者也。仁之量浑然万物一体。义之实敬顺以别尊卑长幼之序也。故仁者敦和而从天者也，义者别宜而从地者也。故《易》曰：义以方外。程伯淳曰：仁者浑万物一体。明儒罗钦顺曰：浑然无间谓之仁，截然有止谓之义。斯言括矣。此相对之义也。若论相盈，则亦如天与地。夫仁虽浑一，而施之则有亲疏厚薄之殊，称物平施，兆于变化则异宜矣。故《礼运》曰：义者，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仁者人也。虽与四德并而实包四德，是之谓仁统义。仁统义者，犹地在天中也。仁体不可见，其见者皆义也。是之谓义显仁。义显仁者，犹天在地中也。
道家之言道与德亦合与分也。《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畜者上也。宋江袤曰：无乎不在之谓道，自其所得之谓德。盖道者行于凡物而不局于一物者也。德者物之各得者也。《吕氏春秋》引黄帝曰：帝者无常处者也。有处者乃无处也。《庄子》述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无居无常处者，道之行而圆也。形物而有常处者，德之止而方也。故纪慎斋曰：效天曰道，法地曰德。《庄子•缮性》曰：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又《天下》曰：以德为本，以道为门。此与《孟子》仁宅义路，居仁由义之说同。乃由德止道行而言之，故与仁本义节之义不同。若言一与多，则道散而为德。故《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道浑也，故惟志。德散也，乃可据。此则与仁本义节之义同。故《庄子》曰：德总于道之所一，是之谓道统德，犹地在天中也。夫道固不可见，所见惟诸德耳。是之谓德显道，犹天在地中也。
昔之人又有以方圆配礼与智者，礼之为方已详于上矣。《淮南•主术》曰：智欲圆而行欲方。智圆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盖无不知者，道之无不在也。有不为者，德之有常处也。此亦与道德之分相类，《易》所谓智崇效天，礼卑法地，亦此义也。
圆方之衍而为虚与因，是为道家之原理。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述道家曰：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此先汉道家之总术也。《庄子》述老子曰：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不毁万物，即因也。老子之虚因，固用言人生。而后世道家惟传以为治国之理，故谈之言如此。《七略》亦曰：道家乃人君南面之术。《庄子•天道》曰：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上与下不同道，上必无为，下必有为。要在于主，详在于臣。君先而臣从，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慎子》亦曰：臣有事而君无事，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也。《吕氏春秋》论此尤详。《圜道》曰：主执圜，臣执方。令圜则无所擁，主道通也。方则分定，分定则下不相隐，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又《审分》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遂其邪，主无所避其累。正名审分，是治之辔。按其实，审其名，以求其情。名正则人主不忧劳。清静以公命之曰无有。又《君守》曰：静者无知，可以言君道。既扃而又闭，天之用密。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于君而在于臣。又《任数》曰：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又《知度》曰：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此言更详于《慎》、《庄》。欲上无为，必下有为，而循名责实之说含焉。此道家之正传也。慎到之认已由勿躬而至于任法，而其弃知去己，与物宛转，以无知之物为至，以伤物为成，固虚因之推极也。由是而虚之说成术家之术，因之说成法家之法。申不害之窜端匿疏，由扃闭而推者也。韩非之定法严刑，由审责而推者也。圆而至于幽秘，方而至于苛刻，是岂黄帝、老子之所及料哉。
宋、明儒者之于礼乐仁义，固不偏主，而别有理一分殊之辨，亦一多分合之异也。理一分殊之辨，为道与器。理性与气质，是皆一而二二而一者。而诸儒之辨，亦不过或分言之，或合言之。正如先秦名家之辨坚白，或主相盈或主相离也。《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此与道家之分道与物同。道超物而又周物，统物而又不离于物。《老》、《庄》论之详矣。希腊柏拉图之分观念与实体，义亦如此。二者之关系，正如天之与地也。道家末流形容道体有过者，致人疑其别为一物，亦如柏拉图之观念滋人之疑。宋儒之言理亦然。道器之辨与博约之争相连，或忽器或重器。然其争不烈。即道即器之论，自宋初儒者传之不绝。惟理与气，性与气质，则争论殊多。盖以此有本一末二之辨，非如道器之绝非二。而宋初儒者言之甚浑。张子厚、朱元晦加以辨析，言有太过，如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谓理在气先而生气。至明世儒宗乃群知其不可通，而力辨其为相盈，义乃大明。朱氏为学，戒儱侗而尚分析，谓其师李延平告以理不患不一，所难者分殊耳。陆子静则反焉，而多言归一。至明儒而尤甚，凡朱氏所分者一切不分。以分为支离，不独王派为然，而其弊则本末亦混。惩其弊者，又诋为混同打滚焉。朱既主分，其行亦偏于方严，吕伯恭已谓其乏广大，而陆、王一派之风，则广大多容。盖自二程兄弟，已伯圆而叔方矣。同一大旨也，而所重微殊。同一学风也，而其人之性行亦微别。宇宙之间，固不免于相对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