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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见血:女人穿的少,也不该是“性侵者”脱罪的理由

作者:皮皮电影

丨本文首发于皮皮电影

皮皮电影 / 每天一部精彩电影推荐

前一段日子,比利时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展览,这个名叫《what were you wearing?》(你当时穿的什么?)的展览直指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性 侵。

一针见血:女人穿的少,也不该是“性侵者”脱罪的理由
一针见血:女人穿的少,也不该是“性侵者”脱罪的理由

性 侵,一个可怕却一直存在的恶行,它起源于作恶者的一时歹念,却足以将受害者推入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噩梦深渊。

每当性 侵行为发生时,总有人怪责作为受害者的一方,试图以所谓的“荡妇羞辱”来为暴力行为的发生开脱,例如受害者穿着是否暴露、喝了多少酒、交了多少个男朋友等等。

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暴力的发生不是源于受害者的表现,这无关乎受害者的行为,而是源自恶魔内心的罪行,就像上面的展览展出的衣物一样,即使你穿着包裹住全身的衣服,恶魔之手仍会伸向无辜的你。

如果说一定有人要为暴力行为负责,那么一定是作为施暴者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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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观全世界,即使现在已是21世纪的今天,女性生存的条件似乎依然很恶劣。

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女权运动浩浩荡荡几十年以来,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一直没有放弃抗争的权利,她们勇敢地站出来,让施暴者为他们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部“女权主义”电影,或许我们可以思考,女权运动发展至今,有什么是被我们遗忘的,又有什么是我们应该一直在坚持的。

这部影片就是上映于1988年的《暴劫梨花》(又名《控诉》),主演朱迪·福斯特凭借这部片在26岁的年纪捧起了演艺生涯的第一座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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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朱迪·福斯特这位女星,除了1976年美版《taxi driver》中惊艳表现的失足妇女和《沉默的羔羊》中机智过人的fbi探员外,关于她被讨论最多的便是里根被刺一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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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中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出租车司机为了拯救朱迪·福斯特饰演的女主,而去刺杀总统候选人。

而在现实中,美国富公子辛克利看完电影后爱上了朱迪,向她求爱无果,转而效仿罗伯特去刺杀里根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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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起案件,很多批评朱迪的声音甚嚣尘上,就像那些对性 侵受害者评头论足、而不去追究侵害者责任的人一样,他们认为里根总统险被刺杀身亡就是因为朱迪的不理睬,辛克利才企图以疯狂的行为换得她的一次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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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朱迪正在耶鲁大学读书,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把无辜的她推上了风口浪尖。

被怀疑,被诘问,被隔离,被疏远,被fbi不停询问调查,被整个社会偏见和苛责,她感到分外迷茫,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最后,她在一家报纸上公开发表了文章《为什么是我?》,作为自己唯一的辩白,此后便选择了沉默。

在这起案件发生七年之后,朱迪参演了这部影片,似乎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追问这个社会:为什么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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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为什么是她?行凶的又不是她,作为受害者,为什么是她来承担社会的压力?

施暴侵害的又不是她,作为受害者,为什么是她来承担舆论的暴力?

暴力发生的时候有很多声音追问受害者,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是你受到侵害,而不是其他人,其原因一定是你行为不检,举止放荡,才会招致侵害。

就像《暴劫梨花》这部影片里一样,朱迪饰演一名在酒吧被侵犯的女子莎拉,由于她平日的作风大胆,长得漂亮,穿着露骨,甚至还有过藏匿可卡因的案底,在强奸案发生后,舆论没有声讨施暴者,反而质疑她的种种道德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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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偏见,即使是在凯莉·麦吉利斯饰演的女检察官凯瑟琳·墨菲身上也存在,导演设置了两个女性作为主要人物,本身已体现出一定的女性色彩,但即使是在女性群体内部,这种偏见仍然存在,所以导演通过两次审判的剧情安排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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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第一次审判是对三名强奸犯的判决,碍于莎拉的前科,凯瑟琳并无胜诉的把握,于是与被告律师达成协议,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三人九个月刑期,并且未让莎拉作为证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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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激起了莎拉的不满,认为凯瑟琳不是存心帮助她,在遭遇了当晚的一名围观者的羞辱之后,莎拉开车撞了对方,导致自己受伤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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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的行为让凯瑟琳幡然醒悟,试图寻求新的方式去弥补第一次审判留下的遗憾。

于是,她起诉了那些在现场起哄、围观的教唆者,也就有了影片的第二次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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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审判中,莎拉出庭作证,指控这些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加上关键人物肯尼斯的出庭作证,三名围观者最终被判入狱,莎拉得到了法律的公平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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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开场很有吸引力。固定镜头对准桥下的一座酒吧,随着演职人员表的推进,从白天到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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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突然跌跌撞撞地冲出一个男人,跑向电话亭,紧接着莎拉衣衫不整地冲出来,在路边大喊着拦车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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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极具冲击力的一幕,紧紧抓住观众,当莎拉冲出来,我们通过关键人物乔伊斯的报案电话,明白这名女性刚刚遭遇了强暴。

导演用这种方式开场,即是对观众的一种冲击,也暗示着这场侵害对莎拉带来的冲击。就像强奸案发生时不会提前预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这种暴力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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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足以见导演精巧构思的方面是,在刻画莎拉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导演摒弃了先入为主的观点,而是先描述她在遭遇侵害之后勇敢坚强的形象。

在出事之后,她镇静地报案、做检查、返回酒吧指证罪犯,并且尽力使自己的生活恢复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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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观众知道这只是一个坚强的、渴望爱与关怀的普通女孩之后,导演再展现她当晚在酒吧的表现,观众才会恍然大悟,无论受害者受到侵害时穿了多么暴露的衣服,举止多么挑逗,她都是一个面对暴力束手无策的受害者,我们需要了解的不是她这个人平时行为如何,而是在此时此刻,她受到了侵害,就应该惩罚那些侵害她的人,而不是将哗然的舆论潮水涌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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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三十年前的电影,如今仍具有发人深省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之类的“荡妇羞辱”,其背后所反映的扭曲心理,正是人类劣根性的体现。

我们始终无法改变那些来自身边或网络的恶意言论,而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尽力保持克制和乐观,用成熟、理智、客观来看待舆论推动的事件。

所谓“与人为善,与己为善”,便是这个道理。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钟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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