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薛中那些艰辛的岁月
作者 袁富民
最近在一次婚宴上，见到几个熟悉的面孔，虽然时隔三十多年了，但我还清楚的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这就勾起我对薛中任教时那些艰辛岁月的记忆。
十九岁从乾县师范毕业跨上讲台，命运就把我和三尺讲台捆绑在一起。我认命了，我想我这辈子就奉献给学生了。于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教我的书。我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我得到他们由衷地喜欢，这使我很感宽慰。
后来读《礼记·学记》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这些话让我明白了教和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于是在教中学，在学中教。这样不断地学习和进取，让我跟学生一起成长。
教了6年小学，1968年开始教初中，1970年又参加了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教师培训班，使自己在业务上有了较大的提高。整整教了10年初中，因为教学成绩优异，1977年调到高中任教。正遇上恢复高考制度，学校8个高中班，挑选了40名学生参加高考，学校让我当上这个班的班主任，并担任语文教学。当时的阳洪中学师资力量很强，有好多五六十年代大学本科毕业的老教师，而我刚从初中调到高中任教，知道自己的底子薄，教学经验不足，明白让自己带这个尖子班意味着什么。
我当仁不让的挑起这副重担。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我咬紧牙关，早起晚睡，不断的在挑战自己，战胜自己。我深入学生，极大程度的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一起上早操，一起上自习，一起讨论修改作文，一起听政治辅导课。经过短短不到两个月的紧张备考，第一届的高考不负众望，仅仅只上了一个学年的高一学生（那时小学到初中是七年制，高中是两年制，相当于现在初二的学生），跟自己老三届的老师一起参加高考，竟然有8名学生考上了大学！这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对在校的学生也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78 、79、80三届，我一直做学校重点班的班主任，高考成绩连年在全县名列前茅，西安、咸阳、兴平、永寿、长武等地的学生慕名转学在我所带的班级补习。现在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许进、北京理工大毕业，长期在日本和香港搞科研的专家梁君言、严北平就是我所带班级的佼佼者。
1980年7月，我被调到距离我家50里的薛录中学。其时我的妻子在长留公社的小学教书，年迈的父母在老家，大儿子转学在县城一中，我和二儿子、小儿子要去远离家庭的薛中，这对于我这个上有老，下有小，月薪只有45元的穷教师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我犹豫了，不想去薛中而且向文教局局长说了我的实际困难，徐局长答应调整。就在这时，上官高中的韩校长多次登门诚恳相邀，薛中的严书记、魏校长相继登门相邀。当我还处于犹豫中，我小学时代的老师，当时薛中的教导主任张老师也来当说客了，他们的真诚感动了我年迈的父亲。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富民，去吧！难得大家这么信任你，咱有再大的困难自己克服！家里我和你妈不要你操心！”
终于，我骑上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踏上了去薛中的路，开始了两年零三个月艰辛的教书生涯。
薛录中学距县城40多里地，是乾县距县城最远的一所乡村高级中学，条件十分简陋。学校在薛录西村，从街道到学校是一条土路，晴天黄尘飞扬，雨天泥泞不堪。我家在县城西南，离县城6里地，距学校将近50里地。每周都要骑自行车回家给孩子们拿干粮。因为家里缺粮，只好在家里拿些玉米榛子，早晚给孩子们熬榛子喝。李德孝老师就给我用三块胡基（土坯）砌成一个简易的炉灶，架上一口小铁锅，用学生宿舍倒出来的麦草烧锅，熬稀饭。有一次水还没烧开上课铃响了，我放下柴火去上课，忙忙碌碌一整天，那顿饭到下了晚自习才做熟了。
那时高中还是二年制，高二就是毕业班。学校高二1、3两个班是理科重点班，我带的高二一班班主任和语文，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学校领导把翻高考黑锅底的希望寄托在这两个重点班上。我深感肩上担子的重大，不敢稍有懈怠。每天都是凌晨四点起床，漱洗之后就叫醒学生，带领他们跑步，等别的班学生起床，我们班就开始朝读了。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一直带理科毕业班，据我以往的经验，理科学生大都重理轻文，我就利用课余为他们补习文科知识，要他们建立全面的质量观，尽量不让他们高考时在语文和政治考试中失利。每天晚自习后，我都要坚持给他们讲一段经典古诗文，这让他们在高考和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我在注重教学的同时，特别注重良好学风的养成，极大地焕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学习风气。1981年高考，薛录中学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前茅，有几名学生考进西安交大、西工大，高二一有两名同学考进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优异的高考成绩令学校领导和师生备受鼓舞，也获得家长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高考结束后，一部分学生高考失利，我帮助他们分析利弊，有个别学生学的理科，但理化太差，我就动员她们扬长避短，改学文科，这些同学采纳了我的建议，改学文科。还有的同学对高考失去信心，有的家长不愿让孩子继续补习，我就做这些同学和家长的工作，鼓励他们继续补习，很多同学在我的鼓励下坚持学习，陆续考进了高等学府。
就在1981年12月21日，中共乾县县委发文宣布，我在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一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并向我陪情道歉。压抑我整整15年的冤案彻底昭雪，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轻松。我申请了十多年的入党也被批准。我被选为模范教研组长和优秀教师，出席了乾县优秀教育工作者表彰大会，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奖励。
1982年，我带高二三班的班主任和高二三、高二二两个班的语文课。何建华老师带数学，我们搭档的很好。班级班风正，学风浓，人心向学，积极向上。我以更充足的信心，更大的热情决心带好这个班，让更多的学子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高考前的预选中（那几年因考生太多，在高考前要进行预选考试，预选过关才有资格参加高考，预选不上就失去参加高考的资格），我班比高二一班少了3人，这让我大吃一惊！我仔细分析了失误的原因，原来就差在政治课上。给我们班带政治课的张老师因病住院，我就主动联系给一班带政治的李老师为我班补课。我还和李老师找了一套高考政治题，每天早读，亲自督促学生背诵政治题。亡羊补牢，在1982年的高考中，学生的政治平均分数超过了82分，语文成绩也遥遥领先，录取总人数又名列全县前茅，又一次创造了薛中高考的辉煌。县教研室在薛中举办了语文教学经验交流现场会，薛中语文教学得到县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肯定。
七月份高考结束我回到家。回家后妻子告诉我，父亲确诊患了肺癌，已到晚期！捧着诊断书，我热泪横流。这实在使我不敢相信。一个月前，正值夏收大忙，我在学校为毕业班补课，学校领导要我回家收割责任田的麦子。当我赶回家时，年逾古稀的父亲已将三亩地的麦子用棍子打碾完毕。当邻居们向我述说父亲在炎炎烈日下挥动木棍打碾麦子的情景时，我哭了，我觉得实在对不起他老人家了。但他却感到欣慰。他硬是催我当天下午就返回学校。也许那时，可恶的癌细胞就已侵入了他的肌体，可我却……想到这里，我便深深地感到愧疚，觉得欠了父亲永远也无法偿还的重债，这不仅因为在我还不能自食其力的时候父亲养育了我，而更重要的是在我参加工作以后的二十余年中，父亲仍如牛负重般地操持农活和家务，不让我为此而稍有分心。
我对弥留之际的父亲说：“我还是对教育局领导说说，调进城，好照顾你！”父亲却坚定地说：“你在薛中工作的好好的，调啥呢！我能行能走，不用担心！”看父亲态度从容坚定，我就打消了调动的念头。继续承担起毕业班的担子。但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有时想起父亲就偷偷流泪。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82年11月，县上成立了县志编纂办公室，要调我去编县志，父亲患肺癌已到晚期，这消息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但我却犹豫了。这个班我带了3年，再半年就面临1983年的高考，我不忍离开我的班级我的学生！我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于是找校领导商量，他们说教导主任张老师马上要退休，要我做薛中的教导主任。我犹豫。又找跟我搭档的何建华老师商量，我告诉他我的苦衷，建华很同情我的处境和困难，说：“你如果信任我，我就接你的班，保证带好这个班，不让你失望！”建华给了我足够的信心，于是我下决心离开薛中去县志办。
一天下晚自习后，我在教室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学们，很多同学听了都哭了，教室里一片啜泣声。我流泪了，心里打了退堂鼓……
第二天县上就来人接我去政府报到。我就这样带着最惴惴不安的心情离开了我生活了两年三个月的薛录中学，结束了我长达22年的教书生涯……
1983年元月26日，我收到何建华从薛中寄给我的一封信，上面写着：
袁老师：我先向你问好，再向你报告：除了你的工资理所当然的提一级外，你竭尽全力扶持的一株政治幼苗也高了点，绿了点，胖了点——上周星期五晚上支部会上，全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在这个问题上我该如何来表达对你发自内心的谢意和感激之情呢？是你，一个普通的外组老师首先发现了我隐藏内心深处的政治欲望，又是你不遗余力的硬是让一根五尺“死木头”生了根，并且还终于发了芽呢？ 袁老师，你是我政治生活上的启蒙人者，是我政治生活中的带路人，是我政治生活上的第一个知音！在别人眼里认为我是“死”的，在你心里却认为我是“活”的；在别人看来我是“一块冰”，而在你看来却是一团火；在别人看来是废物，而你却认为他是人物！在别人看来是无能无为，而你却认为他有一股潜在的力量。不自量的说吧，我总感到我有一股使不完的劲，而往往不知道劲往哪里使。是你，让我明确了方向。 万分遗憾的是，与你相见太晚了！而相处又是那样的短暂，分别又是那样的匆匆！直到你走之前一个小时，还到你西邻家为我揽角子，你的苦心真让我感慨万端！ 古人说，士为知己而用，士为知己而死。而我，又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听说你在县志办一切都好，我甚感宽慰，有空一定来看你。 顺致 崇高的敬意！ 何建华1983.1.26
值得庆幸的是，何建华和高二三不负众望，1983年高考又创佳绩！
也令我稍感宽慰的是，我有了四个月陪伴我弥留之际的父亲，直到1983年阴历的正月二十一日他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这最后的陪伴稍稍的减轻了我对父亲的愧疚！
韶华不再，人生易老！一晃36年过去了！但薛中那些艰辛的日子却深深的刻进我的心灵和骨头里，永远不会磨灭！婚宴上那几个熟悉的面孔依然清晰的出现在眼前！我犹如一个普通的农民站在丰收的玉米地头，看着那些硕大的玉米棒子，还会期待它们为我点头致谢吗？无论我眼前看到的是什么，我的心里依然欣慰，依然喜悦，因为我青春无悔！因为我问心无愧！
袁富民，笔名袁舟，陕西乾县人。曾任乾县县志办公室主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地方史志协会理事，陕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楹联学会会员。1993年出版诗集《纯情的诗恋》，《独守宁静》是他的第一部散文结集！
责编 雷小河
注：本文来源于大乾州，系作者授权发布。
编后：袁老师，薛录人民感谢您!
虽然薛录高中原址已破败，另迁县城，但是，薛录高中当年的辉煌依然活在许多薛录人的心中。现在知道了，薛中当年作为一座距县城偏远的农村高中，为什么能出那么骄人的高考成绩，在那样的年代，还走出了一位清华学子。这除了薛录学子一心跳出农门的韧劲，还有像您这样令人崇敬的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