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的后唐天成三年（929年）十二月，割据荆南的高季兴病故，终年七十一岁，长子高从诲继位后。
一直善于事大的高季兴却在晚年与后唐闹翻了，甚至断绝了朝贡。继位的高从诲一直不赞成父亲与后唐对立，“常泣谏之，季兴不从”。对于父亲臣服杨吴的策略，他不以为然，认为“唐近而吴远，非计也”。继位之后，高从诲极力修复与后唐之间的宗藩关系，通过楚王马殷和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两个渠道，向后唐输诚，请求“复修职贡”。
天成四年(930年)六月，高从诲以从前后唐所授官职前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的身份，上表朝廷，请求内附，“上章首罪，乞修职贡，仍进银三千两赎罪”。如此卑微的姿态，终于获得李嗣源的宽宥，当年七月，即授高从诲荆南节度使兼侍中。
夹缝里的荆南
高从诲嗣位之初，杨吴政权也下诏任命其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但是，既又臣服后唐，就需要断绝与杨吴的臣属关系。长兴元年（930年）三月，在得到后唐允准的前提下，“高从诲遣使奉表诣吴，告以坟墓在中国，恐为唐所讨，吴兵援之不及，谢绝之”。
长兴三年（932年）二月，后唐赐高从诲袭爵渤海王。清泰元年（934年），后唐朝廷又册封高从诲为南平王。终后唐之世，高从诲都是恪守臣节，谨事朝廷。“事大以保其国”成为高从诲对外的基本政策，“礼邻藩，奉朝廷”是当时弱小藩镇的主流立场。
石敬瑭建立后晋之后，荆南高从诲虽然表面也是继续称臣朝贡，但是暗地里却有所图谋。石敬瑭曾派翰林学士陶榖为高从诲生辰国信使，高从诲在江陵望沙楼宴请陶榖，大陈战舰于楼下。如此炫耀武力，明显是向后晋朝廷秀肌肉。
但是，高从诲却说：“吴、蜀不宾久矣，愿修武备，习水战，以待师期。”似乎是为了配合后晋征伐吴、蜀，其实当时的石晋政权能安定北方就算不错了，哪有解决吴蜀的精力呢？陶榖将此事回报给石敬瑭，石敬瑭表面是大喜，“复遣使赐以甲马百匹”，其实不过是稳住而已。
后晋和后汉时期的荆南
高从诲的“事大”政策带有很强的机会主义色彩，一旦中原王朝出现动荡，荆南就会向新主效忠，果断改换门庭。契丹出兵灭后晋之时，险有入主中原的可能，高从诲立即“遣使入贡于契丹，契丹遣使以马赐之。”当太原刘知远有崛起取代石晋之趋势时，荆南高氏“亦遣使诣河东劝进”。
高氏之“事大”乃是尊奉一切强于己之政权，当初为向后唐输诚，高从诲曾断绝与杨吴之往来。杨吴权臣徐知诰（李昪）尚未代吴之前，密切关注其政局的高从诲就“遣使奉笺”劝其即皇帝位。南唐建立之后，高从诲亦遣使称臣。
高从诲称臣同样也是功利主义的，刘知远在太原即帝位后，荆南立即“间道遣使奉贡”。但是，这种奉贡是有条件的，高从诲要刘知远许诺中原稳定之后，将原先后唐不给的郢州划给荆南管辖。未定汴洛的刘知远先是答应了，待到入主汴京之后，却有反悔。于是，高从诲怒而与后汉翻脸，“自是朝贡不至。从诲东通于吴，西通于蜀，皆利其供军财货而己。”
《资治通鉴》中论及高从诲向各国称臣，“唐、晋、契丹、汉更据中原，南汉、闽、吴、蜀皆称帝，从诲利其赐与，所向称臣，诸国贱之，谓之‘高无赖’。”其实，高氏荆南称臣诸国，并非只是贪图赏赐，而是处于群雄纷争格局中的一种求存之术，处于四战之地的荆南政权得以存在五十余年，与这种策略有着莫大关系。
《十国春秋》
除了卑事大国，高从诲也是一个善于任用贤能，善治政事的合格执政者，梁震、孙光宪皆是其任用之能臣。吴任臣的《十国春秋》称赞高氏君臣，“南平起家仆隶，而能折 节下贤，震以谋略进，光宪以文章显，卒之保有 荆土，善始善终，区区一隅，历事五主，夫亦得士力哉”，近人吕思勉先生更是称赞高从诲为“五代时之贤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