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比较正式的说法为：自公元前475年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结束。这段时期又被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因为井田制的瓦解，铁器取代青铜，社会的整体生产力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旧的制度正在瓦解，新的形式正在酝酿。回顾那段历史会发现当时的人并不觉得社会发展进步了，也体会不到新时代的美好，在他们的眼中理想化的西周礼乐制度正在瓦解崩坏，新事物的出现使人迷失本心，就像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再难回到曾经的伊甸园。正如孔子的六世孙，战国末期的大儒孔斌所言：死病无良医，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义事之，固不获安，救亡不暇，何化之兴！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以救世为最高理想，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主张去拯救这濒临崩溃的世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个时代的历史详情。
欲望
公元前403年，周朝的天子周威烈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段话记述于《资治通鉴》的开篇章节。司马光以此来论述国家纲常礼法的重要性，战国时代以下犯上的事例比比皆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赵、魏、韩三大夫之家瓜分其主晋国，公然要求天子册封自己为诸侯，天子却不能守其法，司马光的评价为，“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反映了那个时代人心的变动。同时也是春秋向战国历史过渡的两个关键节点，战国历史的巨大帷幕，即由此揭开。
战国特点一：上不能守其尊。
战国时代周朝天子的权威已经完全沦丧，到战国的中后期，各国君主都已公开称“王”，甚至于秦、齐两国的国君还曾一度称“帝”，在这些人的心中自己早就已经凌驾于天子之上了，世界已经没有了秩序，唯有拳头才是公理。
天子作为天下的最高统治者自己不能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也破坏了纲纪制度，这就是严重的苟安心理作祟，殊不知自身所存在的意义就只是在于这固有的名分了，如今这最后的名分也可以被随意僭越，天子的名号也就到头了。
除此之外，传统的老贵族也纷纷堕落，齐国的齐景公就是一个典型，史载，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喜奢侈而厚赋重刑。公室仓廪中布、帛、稷、粟都堆积腐烂、生了虫子；人民却生活无着，饿殍载道，劳役不止，遇到灾情也得不到赈济；很多人还因触犯刑法被砍脚，出现了“国之诸市，屦贱踊贵”的悲惨现象，齐国的大臣田僖子（田乞）趁机收买民心，使百姓心向田氏，田氏家族的影响力因此日益扩大。
春秋时代的头号强国晋国的公室也权威不保，据《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国公室衰微日甚一日，民心离散，百姓逃亡，原有的公室子弟大多“降在皂隶”；而六卿之家却日渐强大，控制了晋国的军政大权，形成了“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的局面。
战国特点二：下不能守其分。
典型如晋国，晋国原本有六大强臣家族，就是后来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外加范氏、中行氏、智氏，到战国初期范氏、中行氏都在国内的斗争中失败，只剩下韩、赵、魏外加智氏，合称晋国四卿。公元前456年，四卿赶跑晋出公，立晋哀公。晋国国政由智、赵、韩、魏四家把持，晋国国君至此已完全成为四卿的“傀儡”。
再看看齐国，齐国原本是姜太公的封国，太公尚设都城于临淄（今山东淄博），沿袭“齐风”以治齐。但是传到齐景公的时候，姜氏子孙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景公派晏婴出使晋国，晏婴私下对叔向说：“齐国政权最终将归田氏。田氏虽无大的功德，但能借公事施私恩，有恩德于民，人民拥戴。”田氏最初是由陈国逃避到齐国安居的经历数代人之后，田氏的当家人田乞暗中联合鲍牧等贵族，攻杀齐国原本的两大执政贵族国惠子和高昭子，立阳生为齐悼公，进而掌控了齐国国政，公元前391年，田乞的后代田和，把齐康公迁到了海滨，只给他一座边城作食邑。田和自立为齐君，仍定国号为“齐”，史称田太公。公元前387年田和遂请魏文侯向周天子说情，请周天子也承认他为齐国国君。一年之后即获得周天子的允准，田和正式成为周天子任命的诸侯国君。
齐国和晋国的故事只是历史记载的典型，从此也可以窥探出当时的政治形式特征，以下篡上的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因此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在这种局势的演变下，旧有的规则完全失效，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的新局面。
理想
战国时代，人们越来越迷失自己，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皆以机巧夺利为智。居上位的人往往得过且过，苟且偷安。居下位者往往自私自利，以侥幸盈利为乐。世界上再也没有了为天下为西周之初的理想而约束自身的道德自觉。人们从此陷入迷失，陷入痛苦，陷入对于欲望的无限追求而不能自拔。在这样的社会现状面前，理想主义者开始涌现。力求恢复人心改善局面。这群理想主义者的名字为：儒者。
战国时代，儒家最为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孟子，有一次孟子曾去会见魏惠王。魏惠王说：“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建议呢？”孟轲说：“大王何必开口就要利呢？我这里，只有仁义而已。国君如果成天念叨什么对我国家有利，大夫就会念叨什么对我家族有利，士庶百姓就会念叨什么对我自身有利，上上下下，都为利益而争夺，国家就危险了。我从来没有听说一个仁德的人，会抛弃他的父母；也从没听说一个守义的人，会不顾他的君王。”
孟子师事子思，子思是孔子之孙。孟子曾经问子思，牧民之道，何者为先。子思说：“先利之。”为人民谋福利。孟子说：“君子要教给人民的，唯有仁义而已，何必说利！”子思说：“君王的仁义，就是给人民谋福利。君上不仁，则百姓不得其所；君上不义，则百姓也崇尚欺诈，这就是最大的不利。《易经》说：‘利者，义之和也。’义是因，利是果。又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利可以用来安身，以崇其德。这些都是最大的利益啊！”
儒家所言皆为当时之人所发的弊病良药，社会的前进发展没有错，但是人心到什么时候都要防范堕落，这也就是儒家所要提倡“克己复礼”的原因。可以说儒家的主张直接讲到人心根本，仁义其实就是利益，但是当时的君主难以深刻认识到这些道理。
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盛行，有人讲：“公孙衍、张仪岂不是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天下诸侯都恐惧；他们一安居，则天下刀兵都停息。”孟子说：“他们算什么大丈夫！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天下人民得幸福；不得志则自己独善其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
以上诸游说名人，皆在战国闯荡出一番事迹，为何在儒家的眼中不算大丈夫？因为这些人身逢乱世只求自身荣华，丝毫不顾天下人民，因此孟子以此言之，告诫世人这些人物的事迹虽然精彩但是不值得学习，不值得崇拜，反观如今时代，孟子之话尤为振聋发聩。
子思有一次为卫国国君推荐人才，卫侯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
常有人说儒家迂腐，不知变通，故搬此故事出来以证明儒家的真气概。可以说先秦儒家从来就不是因循守旧，规则手段可以随意变通，所谓的恢复周礼，其实质是在于恢复人心。
总结
战国的时代，各国纷纷开展变法，著名的有秦国商鞅变法，韩国的申不害改革，赵国的胡服骑射，对于这些改革故事后世大多以正面的形象进行展示。但是，战国时代的这些政治改革，无不是为了强兵侵略，称霸世界。这些所谓的改革措施，其初衷并非为了创立天下安定的纲纪礼法，而是各国利欲熏心的国君为了称霸而进行的强兵之举。这其中也确实会有一些改革惠及人民大众，但从本质上看仍然只不过是满足统治者私欲的副产品。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升，政治制度自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改善，这是自然规则本无可厚非。需要指出的是良善的政治制度，其最初所制定的出发点应是要达成人民安足，社会安定，一切都向着有条不紊的光明未来而前进。因此，儒者实现大同世界的终极理想在如今看来依然耀眼夺目，照彻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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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资治通鉴》、《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战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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