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了你的将，希望你去开城坐镇！”
1951年夏天，毛主席神态轻松地在菊香书屋抽着烟，喝着茶，说出了这句话。而他的对面，是一个有些老态的男子，圆脸，留着八字胡，戴一副黑框眼镜，脸色有一种让人心疼的苍白。他听到主席的这句话之后，立刻站起身来，说道：“我这就准备出发！”
此人，便是李克农，一位极为著名的红色“特工之王”！
李克农是安徽巢县人，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后的前两年，他一直从事宣传工作，创办过革命刊物，担任过沪中区委任宣传委员。1929年底，他奉命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调查科内部，并秘密成立了特别情报小组。当时，李克农任小组组长，负责与中央特科的直线联系，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
由于工作能力超群，李、钱、胡三位同志很快就在敌人内部出任要职。由于工作需要，李克农在1930年被调回中央特科工作。从此以后，大量国民党的机密情报通过他和顾顺章、陈赓的连线传回中央，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发挥了极大地作用。
1931年4月，当时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徐恩曾准备顺着这条线将上海的党组织一网打尽。这个情报被钱壮飞获得，并很快传递给了李克农。李克农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并启用了紧急处理方式，大部分党员和党的高级领导人因此得以保全。经此一事，李克农和钱壮飞、胡底一起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龙潭三杰。
当然，随着顾顺章的叛变，他这一条线上的情报人员全部撤回苏区。后来龙潭三杰一起参加了长征，但在途中钱壮飞神秘失踪，胡底由于反对张国焘被杀害，李克农成为了硕果仅存的一位。长征结束后，李克农开始从事中央的保卫工作，成绩斐然。后来毛主席在谈及李克农时，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克农同志，我和周副主席（周恩来）都活不到现在。”
1951年6月，随着第五次战役落下帷幕，战场的态势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战争的主动权，已经被牢牢抓在志愿军手中！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不管是想在正面防线上突破，还是在侧后方登陆，都已经变得不太可能；第二就是战场双方都已经疲惫不堪，不管谁都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战争。而耗下去，对新中国的经济是一个极大地考验。
这就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美国人打得起仗，但是打不过志愿军；志愿军打得过美国人，但经济上却受到了制约。再打下去，不管对谁都是困难的！
那怎么办？谈判！只有谈判，才是能让双方都接受的办法。而且按照国际惯例，也确实到了该谈判的时候了。
但是谈判要怎么谈，让谁谈，这都是个问题。不得不说，从一战到二战，美国人把打打谈谈的手段运用得很纯熟。这帮从军校毕业、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诡辩家们，最擅长的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靠强词夺理，在谈判桌上攫取战场上得不到的利益。而在这一点，确实不是中国的将帅所长。在整个志愿军中，在口才方面突出的只有参谋长解方。如果后方没有一个庞大的智囊班底作指导，谈判将会困难重重。
那么这个智囊班底，到底选谁来坐镇主持呢？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时想到了李克农。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主席在菊香书屋亲自点将，让李克农去谈判的主会场开城坐镇。
为什么会选李克农呢？其实李克农在“特工之王”这个称号之外，还有一重身份：中国共产党中极为少见的谈判专家。
李克农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这让他对事态的走势、细节的感知非常敏锐。关键时刻，他还能独闯龙潭，用自己雄辩的口才和坚毅的作风去进行谈判。1936年1月，李克农在洛川与张学良谈判。在其间他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将本就有意与共产党合作的张学良彻底争取了过来，从而一举奠定了西安事变的基础。
还有一次是1945年的重庆谈判，党中央毛主席在接到蒋介石的邀请后，也曾经犹豫过。毕竟是闯龙潭虎穴的事儿，马虎不得。此时又是李克农，从浩如烟海的电文中找出了蒋介石假谈判、真嫁祸的根本目的，得出了不会强行扣留毛主席与周总理的结论，这才让这场谈判顺利进行。
正是由于李克农在之前几次谈判中的突出表现，毛主席才决定让他作为中朝双方的谈判支持团长。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李克农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代号：李队长。当李克农所乘的飞机起飞后，毛主席不无兴奋地对别人说：“李克农这一去，我们再吵架就不吃亏了。”
李克农到了朝鲜之后，确实可以说是一鸣惊人。他的很多指导意见，听上去匪夷所思，但是却行之有效。
当时的美国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谈判桌上混淆是非，提出了不少无理的要求。但是在战场上，他们又没有足够的成绩支撑自己的野心，所以经常用拖延、沉默的方式来争取形式上的主动。李克农察觉之后，对中朝方面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既然他们拖，那我们也拖；他们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场景，谈判双方拿着各自的资料，在桌子前谁也不看谁，自顾自地搞小动作。有人削铅笔，有人写写画画，有人小声嘀咕，但就是没人谈正经事。有时候美方会提出休会，那过不了几天中朝方面也会提出休会。这就让谈判的时间变得非常之长，似乎看不到完结的曙光。
李克农的拖是有底气的，这个底气就是志愿军给的。他刚到朝鲜，就曾经和志愿军的指挥员们说过，你们打得好，我才能谈得好。而在战场上，志愿军用一次次的勇猛表现，完美地支持了谈判。虽然谈判一直进行得不顺利，但李克农一点都不担心。他坚信，只要战场得力，谈判桌前我们的优势就会更明显。后来双方之所以能在1953签下一个平等的停战协议，和李克农的坚持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李克农的能力并不仅仅是在谈判陷入僵局时的破防技巧，对节奏的把握也是别人难以做到的。当时美军看常规战打不赢志愿军，便暗搓搓地使用了生物武器，将大量含有病菌的老鼠、跳蚤之类的东西空投到我军后方，造成了不小的人员损失。可是当谈判代表想要在桌面上质问美国人的时候，李克农却立即制止。他很了解美国人，这些人为了搞所谓的“价值观输出”，必须把自己摆到一个绝对正义的立场上。而在战场上使用生物武器，是违反国际公约的。一旦此事公开，美国人绝对不会承认，一场普通的局部冲突战争就会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那停战将变得遥遥无期，这显然也与中朝方面的具体利益相悖。所以李克农决定这件事情不要拿出来公开说，给美方留一些面子。而美方自知理亏，后来在战场上也没有再使用生物武器。
李克农在朝鲜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开会，商议对策。整个谈判期间，他总共经历了大会议58次，中小型会议700多次。再加上每天的收发电文，请示中央指导意见，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加上他本身就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有好几次都累到病发，情况非常危险。但是李克农以自己的意志力，一直在咬牙坚持。党中央几次想要换他回来，但都被其拒绝。他一直都坚持着一个原则：临阵不换将！李克农曾经说过：“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士，我这堆老骨头又算得了什么？”
高强度的工作和身体的病痛，只是李克农碰到的考验之一。最难以忍受的，是与亲人的生离死别。就在谈判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国内传来消息，李克农的父亲病逝。在他接到电报时，选择了隐瞒。他没有和任何人提及此事，而是一如既往的工作。当凌晨三点钟，所有工作完成时，李克农独自来到院子中，朝着东方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1953年7月，停战谈判顺利签订，李克农也终于回到祖国。但是此时，他的健康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尤其是对大脑的损害，已经无法挽回。1957年，李克农病逝，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在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道路上，一直在奋斗的并不只有那些在战场上撒过热血的英雄，还有一些人虽然从没上过战场，但却为了民族理想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们与那些战斗英雄一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