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伤疤给别人看，往往会是一个悲剧，因为看的不一定都是医生；把笑容给别人看，常常会招来妒忌，因为看的不一定都是天使。
两者经历的虽然不是一样的，但经历者的人生在某些时候却是出奇相同的，决定这一切的并不在于经历者本人，而在于他们身后的依附与当时亲历的环境。
现在，我们来讲一个女人。
黄柳霜（1905年1月3日-1961年2月2日），出生于美国洛杉矶，祖籍广东台山，美籍华裔女演员。
1919年，参演了个人首部美国电影《红灯笼》。1922年，出演美国电影《海逝》。1924年，出演美国电影《巴格达窃贼》，在剧中扮演蒙古奴隶。1929年，主演英国电影《唐人街繁华梦》；凭借在该剧中的演出，获邀出席英国王室宴会。
1932年，黄柳霜与玛琳·黛德丽合作主演美国电影《上海快车》，该影片在美国取得了370万美元的首映票房。1936年，首次抵达中国开启为期九个月的寻根之旅，并拍摄纪录片。1951年，主演美国电视剧《柳霜夫人的画廊》，她在剧中以本名出演。1960年，作为首位华人在美国好莱坞星光大道留星。此外，她还与朵乐丝·德里奥、多萝西·丹德里奇、梅·韦斯特及玛丽莲·梦露成为“好莱坞银铸四淑女眺望台”的雕像人物。
1961年，黄柳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56岁 。
现在，我们来讲一个男人。
李小龙（1940年11月27日—1973年7月20日），原名李振藩，师承叶问，1940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祖籍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世界武道变革先驱者、武术技击家、武术哲学家、mma之父、武术宗师、功夫片的开创者和截拳道创始人、华人武打电影演员，中国功夫首位全球推广者、好莱坞首位华人主角。他在香港的四部半电影3次打破多项记录，其中《猛龙过江》打破了亚洲电影票房记录，与好莱坞合作的《龙争虎斗》全球总票房高达2.3亿美元。
1962年，李小龙开办“振藩国术馆”，1967年自创截拳道，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在香港逝世，年仅33岁。1979年美国洛杉矶市政府将补拍版《死亡游戏》的开映日6月8日定为“李小龙日”（7月8日为错误翻译）。1993年美国发行李小龙逝世20周年纪念钞票，好莱坞大道铺上李小龙纪念星徽；同年，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大会颁发“终身成就奖”。1998年11月，获中国武术协会颁发“武术电影巨星奖”。
我们把他们的简历这样搬抄过来，是想告诉人们，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演电影的，虽说，演的内容不同，但都演的是中国的，个人结局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认为，黄柳霜应该被称为“女李小龙”，不会武术，但苦演中国。二者都成为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在美国演电影的悲剧，或者，中国人在美国的缩影。
李小龙的事迹基本家喻户晓，我们在这里略去。只说黄柳霜。
黄柳霜是移民美国的第三代华人，其家族赴美的第一代是黄柳霜的祖父，是最早一代到美国加州淘金的华工。黄柳霜的父亲叫黄善兴，当时在中国城附近开了一家名叫山姆·基的洗衣店维持生计。母亲则主要帮助父亲照顾家人。黄柳霜共有兄弟八人，她排行老二。
男主内、女主外，孩子又多，小店的生意又一般般，这就注定了黄柳霜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会有一个辛酸的童年。上小学时，因为是华人班里的同学总爱欺负她，又因为家里是开洗衣店的，人家总爱向她的身上泼墨汁，还说反正她家洗衣服方便，泼上去很快就洗没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黄柳霜不爱去学校，常背着家人逃学。有一次，母亲让她去给顾客送洗好的衣服，她得到了客户一笔小费，她没有将这笔小费交给家人，而是用它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电影。多好玩呀，跟真人一样，要是我能去演多好。从此，黄柳霜对电影着迷了。
当时，洛杉矶是电影制作中心，逃学的黄柳霜去干嘛呢——去街头的拍片现场观看电影的拍摄。虽说只有9岁，但黄柳霜认定了自己一定能拍好电影，除了向拍摄人员和演员提出各种问题，还央求导演让她参加演出。
家人发现黄柳霜逃学去片场，已经来不及了，父亲苦口婆心地对她说：“我们是华人，一无权势，二无金钱，你喜欢拍电影，哪会那么容易出名呢？”黄柳霜根本听不进去，对电影依然痴情不改。父亲看着黄柳霜一天天长大，又改变不了她，就想找个人把她嫁了。黄柳霜不干，还是没完没了地追赶片场，在向拍摄人员和演员认真“学习”的同时，希望能够感动导演，给她一次演出的机会，哪怕仅仅是露下脸也可以。
1919年，黄柳霜的“机会”来了，电影《红灯笼》开拍，因剧情需要东方人，是一位英国人的情妇。导演说，弄个群众演员得了，但因为角色不好，群众演员也少有人干。黄柳霜上场了，她毛遂自荐，对导演说：“我可以。”
导演看了看黄柳霜，觉得还不错，心想可以就可以吧，反正就这么一个无名无姓的人，谁演都行。这对黄柳霜来说，却是件天大的事情。虽然镜头不多，台词也没几句，但她还是开始拼命地进行“入戏”的反复练习，结果“让导演很满意”。
作为演员，哪怕是群众演员，“让导演很满意”就意味着还有戏可演，甚至可以说是有了发展的希望。但我们要说的是，因为扮演的角色不好——一个不到15岁的娃娃就去演别人的情妇——此后，演的也大多是妓女、女奴或是白人男性的情妇，衣着暴露性感不说，还要经常在影片中演绎被虐待和欺辱的角色。这些，虽然让黄柳霜在成为当时的电影明星，但却把很多“不好的”、“中国人的形象”展现给了别人，成为欧美时尚杂志中的“妖艳中国娃娃”，而且，在角色的最后都会成为白人男性所拯救的对象。
虽说，这只是电影，但也是当时美国人了解中国人的一个重要途径，黄柳霜这么做，无疑等于把中国人的“伤疤”呈现给了美国人。尽管，对此她的辩解很有道理：“那不是我的选择，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其他演员去演，而我会失去仅有的那一点‘中国人演中国人’的机会！”但是，当时很多中国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黄柳霜演的电影都是“辱华影片”，很多华侨对此提出抗议，甚至举行流行，通过政府进行交涉，而国内的一些人也认为：“黄柳霜这个中国娃娃把中国这条沉睡的龙演绎得太过软弱，太过阿谀奉承，只会饰演像妓女一样的角色来侮辱祖国形象。”
甚至，黄柳霜受到了宋美龄的“封杀”。1942-1943年，宋美龄访美期间，发表了中国抗日的演讲，在美国各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但在好莱坞的演讲台上，很多明星簇拥在宋美龄的身侧，就是没有唯一的华人影星黄柳霜。这是因为在宋美龄看来，黄柳霜代表的是只有洗衣店、餐馆老板，黑帮和苦力组成的旧中国人形象。而且，还是个银幕上的“大腿派”。因此，宋美龄拒绝与黄柳霜的见面，在她的心里，中国有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代表中国形象的应该是这些人，而不是黄柳霜之流。
黄柳霜当时的命运，很像今天疫情期间，某作家写的日记，名声是很大，却不被看好。
事实是，黄柳霜也是做过一些“正面”的事情，如：她曾回国游览，受到京剧大师梅兰芳、电影皇后胡蝶等名流的招待，看到祖国壮丽的河山和悠久灿烂的文化，以及同胞给予的温暖和关爱，她非常激动地说：“我的根永远在中国！”而在1942年，她出演的反日宣传电影《缅甸炸弹》和《重庆夫人》在美国播出，她将这两部电影的片酬所得全数捐赠给了中国联合救济会。
也许是因为想要摆脱“中国娃娃”的形象，黄柳霜此后基本上没什么“戏”了，渐渐淡出了影坛。但电影对她的影响还不止于这些，作为女人，需要被爱是必需，但她的一生却孤孤单单，分明不存在被爱的经历。她的初恋对象是一个比她年龄大三四十岁、从年龄上讲可以做她父亲的电影制片人米奇·尼兰。但这人却是个花钱的，始终抱着和她玩玩就分手的态度。
尼兰是圈内有名的花花公子，很滥情，黄柳霜遇见他后，空虚的内心很快被他掌控。黄柳霜很希望与她步入婚姻的殿堂，但他却将黄柳霜的片酬花了个精光。黄柳霜提出结婚，他告诉黄柳霜，美国当时的法律禁止华裔女子与白人通婚。
后来，黄柳霜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eric maschwitz有过一段感情，eric maschwitz为她写过一首情歌《these foolish things》，其中有这么几句被流传了下来：留有唇印的香烟，浪漫的旅行机票，如果我的心有翅膀，就让这些傻事带我到你的方向……但是，这段情感最终还是没有成活下来。
没有事业、没有爱情，也就谈不上快乐，在苦闷压抑的生活里，黄柳霜开始选择用酒精来麻痹自己。最终导致1961年2月2日，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在她的墓碑上，除她母亲的名字外，别无其他。据说，她生前曾说，待她离开人世，她希望她的墓志铭这样写：“她死过一千次，那就是我的人生故事。”但是，她走后，却没有人替她写这几个字，也没有人去听她那“死过一千次”的故事。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历史，但我们却有能力解读经历。
到这里似乎可以说说李小龙了，说下李小龙与黄柳霜一样作为电影人的相同结局了——李小龙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墓地，被全世界武术爱好者视为圣地。李小龙的墓碑是绛红色的，上面有他的照片、英文名字“brucelee”以及中文原名李振藩。墓碑上面还注明，他是截拳道的创始人——但是，他死后的1988年，他的妻子琳达与他的朋友和学生、作家汤姆·布里克再婚。1991年，琳达再嫁给股票经纪布鲁斯·卡德威尔。而在1993年，他的儿子李国豪在美国拍摄影片《乌鸦》时，被道具枪射出的一颗真子弹击中腹部不幸身亡，年仅28岁。
有人说，李小龙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有两点：一是拯救了处于危急存亡期间的粤语片，让香港电影重新焕发青春；二是向好莱坞输出文化，告诉全世界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更不是传统好莱坞电影中，那些阿谀奉承的小人。但是，李小龙的成功影响到部分美国影人对华人的印象了吗？回答当然是没有。同样，黄柳霜把中国人演成“中国娃娃”，中国人就真成了“中国娃娃”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我们说，形象不是靠电影就能演出去的，就能改变的，道理很简单，那不过是电影而不是现实。想要改变自身的形象，就得去用实力和拳头说话，而不是电影。直到现在，某些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改变了吗？回答是：没有。一直没有。这就是黄柳霜、李小龙当时亲历的环境，现在还存留着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