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宋高宗诏以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为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数路并举北伐。各路与金人战皆捷，尤以岳飞所部为甚，进至距故都开封只有四十五里。史称：“”。这就是著名的“直捣黄龙”的由来。然至闰六月，局势骤变，因秦桧正主议和，为孤立、逼迫岳飞班师，遂先命各路回军，然后命岳飞班师。《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岳飞班师后被收兵权，任为枢密副使，不久入狱。绍兴十一年十一月，“绍兴议和”成，宋、金以淮河中流为界，从此中原彻底属于金国。十二月，即以“莫须有”之名赐岳飞死于大理寺，遽成千古奇冤。
高宗杀岳飞固然有很多私底原因：比如迎钦宗的问题；比如岳飞不甘愿交兵权；比如岳飞置喙立储之事；比如岳飞公开称颂还未被立为储君的孝宗是中兴之望。这些都触了高宗的大忌，可以说岳飞是一个优秀的职业军人，却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但杀岳飞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岳飞已经成了高宗所做战略选择的主要障碍。高宗做的这个战略选择是：放弃恢复中原，经营现存的半壁江山。也就是备受后人诟病的“偏安”政策。但是，千载之下，我们站在客观的地缘政治角度看，他的这个战略选择未必没有道理。
当是时，宋可做的地缘战略选择无外乎有三个：（一）恢复中原，也就是恢复北宋的疆域；（二）直捣黄龙，也就是灭亡金国；（三）经营半壁，也就是维持现状。这里面持第（一）与第（二）种选择意愿的在高宗朝称为“主战派”；持第（三）种意愿的称为“主和派”。“主战派”的代表是：张浚、赵鼎、岳飞，两相一将；“主和派”的代表当然是秦桧，也许还有后台老板高宗本人。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主和派”的阵容会更为强大：“主战派”里面的第（一）种实际也是“主和派”，只不过他们主张的“和”，不是在绍兴十一年，而是在恢复中原之后。《宋史·高宗本纪》：“”。张浚是高宗早期最为倚重的相臣，此人军事能力不够，数次为帅基本都是败绩，但政治魄力以及抗金决心很大，是著名的“鹰派”，绍兴议和后被贬到了福建和湖南。但就是这位主战派首领的张浚，在他做宰相时一样对通使金国没有异议，并称：“后将辟地复土，终归于和”。就是说，这一派“主战派”的战略目标只是恢复北宋的疆域，之后就应该与金和好，各守其土。也就是说，他们是未来的“主和派”。岳飞如果真的恢复了中原，马上就会从这一派的政治盟友转为政治敌人。因此，高喊“直捣黄龙”的岳飞在政治上确实是个“孤臣”，其被政治清算应该是一个宿命。
当岳飞诸军在河南大捷时，朝廷实际就马上面临了一个悖论般的局面，似乎再往前打到哪里，都意味着一种危险：第一，如果按张浚一派的意愿，完全恢复北宋疆域，那么那个“天残”局依然存在，宋还要在地缘险境中继续生存；第二，如果按岳飞的意愿去“直捣黄龙”，那首先就面临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军事课题，能否做到恐怕谁都没底。“雍熙北伐”的噩梦，应该像基因一样存在大宋皇帝的身体里。绍兴九年宋、金议归河南地时，岳飞曾有“唾手燕云”的豪语（《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但谁又能保证岳飞不是曹彬。曹彬的军事成就曾比岳飞要辉煌得多，而北宋开国时的那批名将，也比绍兴年间这批“中兴大将”的军事素养要高得多。如此看，就怕“直捣黄龙”未果而重蹈雍熙覆辙，到时候怕是宋朝要直接灭亡了。
因此，岳飞的“直捣黄龙”是高宗绝不会选择的。那么，恢复到靖康以前的地缘形势又如何呢？很显然，金人依然居高临下，且岳飞等虽然大捷，金国的实力并没有明显的衰竭，否则不会二十年后完颜亮再次排山倒海般地南下，那么宋随时可能重演“靖康之难”。如果放弃中原，宋朝的前沿就是江、淮地区。建炎以来的经验证明，每一次宋军都主要在这一地区与金人拉锯，并最终打退了金人。因此，把前沿放在这一区域，反而会使宋朝更为安全。对这种地缘结构的分析，估计会是高宗最终做出第（三）种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种战略选择下，绍兴年间恢复了经济实力的南宋，就开始在半壁江山里全力恢复北宋的政治、文化成就，于是南瓷就迅速地迎来了复兴，并创造了中国瓷器史新的高度。
靖康之难，宋王朝损失惨重，不但损失了两位皇帝，还损失了所有的庙堂物质文明。《宋史·钦宗本纪》：“”。衣冠文明没了、图籍典册没了、礼器没了，这就让南渡的朝廷没法撑起“礼”的结构。更让人烦恼的是，连能够制作这些东西的人和工艺（技艺、工匠）也没了，想重新把它们做出来都变得困难重重。
北宋晚期，是中国古代青铜礼器最后的辉煌时代。徽宗之好古著名于史，其之爱古玉不必再说，古玉行当就由他而生（见拙作《玉里看中国》）。徽宗之爱古彝器，更是痴迷，所以宋代连宫廷玉器都有仿青铜器的重器。政和年间，徽宗下旨做出了一大批水平极高的青铜礼器。但随着它们被掳到北国，就成了中国中央王朝青铜礼器的绝唱。同时，宋朝的玉礼器也都被掳走。这就使南渡的朝廷无法进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比如祀昊天上帝、祀神州地祇等。没有这些祭祀活动，朝廷的合法性和正规性就都是问题。因此，尽快地做出一批新的礼器就成了当务之急。
青铜器的铸造和玉器的琢制自古即以官方作坊为主，且需要动用的原料资源要求极高。当半壁江山不在，官方工匠又都失去的情况下，这两大类的礼器就很难快速恢复。好在造瓷器需要的资源远没有青铜与玉器要求高，且几百年来瓷器生产的大本营都在南方。因此，以瓷来制作礼器就成了最现实的选择。
《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建炎四年四月，在海上漂泊数月的宋高宗驻跸越州，终于暂时安定下来。之后形势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江南失地逐渐收复。诸将在与金的拉锯战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胜利。金人逐渐向江、淮退却，最终于次年（绍兴元年）的二月退回了中原。至此，高宗即位四年来终于得到了喘息机会，朝廷也终于初步安定了下来。于是，以越州为行在的高宗改元绍兴，四月即命制作礼器。朝廷要恢复祭礼，宣布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继承大宋正朔的政权了。其中，大批用以替代青铜及玉礼器的瓷礼器，就由已经没落的越窑烧制。
从“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一语可知，这一次瓷礼器的烧制是典型的“制样须索”模式。客观地说，这个政治任务能够落在越窑身上，并不一定是因为越窑的制瓷水平依然很高，更有可能是因为着急使用，而越州作为行在可以直接监控烧制，并可以免于运输。当然，不可否认，越窑有悠久的秘色瓷烧制历史肯定也是重要因素。绍兴元年十月，越州升级为绍兴府，从此绍兴这个城市名称出现于历史。
绍兴四年，绍兴府的瓷窑再次承担了瓷礼器的烧制任务。《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这一次的史料记载里已经有了“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之语，说明朝廷对于瓷礼器烧造过程的干预大大加强了，已经超越了“制样须索”的限度而实施了直接督造。这似乎暗示了三年前的那一次烧制成果并未让朝廷满意。
上林湖越窑遗址博物馆藏越窑天青釉碗
那么绍兴元年和四年这两次烧制瓷礼器，是由越窑系的那个窑口来完成的呢？1998年至1999年，浙江省慈溪市匡堰镇寺龙村北的寺龙口窑址考古发掘证明了，这里以及附近的低岭头是那两次瓷礼器的烧制地。或者说，这里是越窑的绝唱之地。
据《浙江越窑寺龙口窑址发掘简报》的相关结论：“”。
这也就证明了：南宋朝廷虽然把瓷礼器的烧制任务交给了越窑，但是北宋晚期河南诸窑奠定的“天青色”青瓷釉色新标准并没有改变，越窑曾经的“千峰翠色”已经正式被宫廷淘汰了。如今在宁波慈溪上林湖遗址博物馆及杭州浙江博物馆内，都藏有越窑所处天青釉瓷，馆藏标注多为北宋，但从以上史料逻辑及考古证据来说，似乎将这些天青釉瓷定为北宋、南宋之交或直接定为南宋早期更为合理。
浙江博物馆藏越窑青瓷牡丹纹龟钮盖罐：博物馆标识时代为“北宋”，但从其天青釉色来看应为南宋初期之物。
由于越窑必须生产自己并不擅长的，施用乳浊釉的天青釉瓷。自然越窑就无法体现出曾经的贡瓷生产水准，毕竟一些汝窑工艺并不是越窑擅长的，甚至是陌生的。比如：汝窑使用馒头窑烧制，而越窑瓷系从商、周时期开始就一直使用的是龙窑。再比如：汝窑是满釉支烧，而越窑早从五代起就是垫圈烧制。在寺龙口窑址出土的非天青釉瓷器都是垫圈烧制，而天青釉瓷器则有一部分是支烧，一部分是垫圈烧制。这就说明，越窑在完成烧制天青釉瓷的政治任务时，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想必这两次越窑生产的瓷礼器朝廷都不能满意，所以历史给予越窑的这次翻身机会也就此失去了。越窑之后湮没无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这两次瓷礼器在越窑的烧制，却正式拉开了南瓷复兴的大幕。很快，因为对这一批越窑生产的天青釉瓷不满意，促使朝廷加快了恢复北宋官窑的速度。新的官方用瓷订单的竞争，也催生了整个南方瓷系的大复兴和大发展。同时，南宋对外贸易的井喷式发展，也让新的瓷器生产大本营崛起，“瓷都”这个概念开始出现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