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回忆录｜怀念罗明同志

《庆祝建党100周年 重温红色故事》

怀念罗明同志

罗明回忆录——陈丕显

整理：无射山的人

王 德

我认识罗明同志是在1927年1月间，那时中共闽南特委第一次成立，机关设在漳州，故叫漳州特委，他任书记。罗明同志除主持特委的工作外，主要是主持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叛变后，他到闽西。1927年秋恢复漳州特委领导机关之后，我们开始有来往。省委机关搬到厦门后，我们之间的工作联系也就随之多起来。首先是关于程溪农民打税务所及警备队的事，我的看法获得他的支持。漳州盛产竹笋主要在南靖县属的程溪区（现已划归龙海县）。每年春笋上市时，国民党政府在这个区增设税务所和加强警备队。这儿是山区，离县城又远，苛捐杂税又多又重，这些税务人员、警备队员对农民（也是笋农）任意鱼肉。1928年春笋大量上市时，农民在王占春率领下攻打税务所和警备队。适值集美学校的党员学生洪深，到他的朋友税务所长处游玩。攻打税务所这一天，洪深代他的朋友主持税务所工作，他又认识王占春。群众攻打时，他指名要王占春下令撤退，王不理，继续攻打，放火烧税务所。洪深认为王占春是在打他，到省委告状。我批评他说：税务所、警备队无恶不作，农民恨之入骨，攻打时怎能要王占春下令撤退，这不是给群众泼冷水么！群众会怎么想？今后共产党还想在那儿领导群众么？但他不服，一定要找罗明同志。我转告罗明并申述了我的看法，认为这不仅是程溪的问题，而是涉及党对革命群众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罗明支持我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洪深（此人以后下落不明）。

福建临时省委成立时，罗明同志是书记。他去参加“六大”时由陈明同志代理。在他尚未离开厦门时，陈明在漳州被捕，由陈祖康代理省委书记。陈祖康同年6月间叛变。对此，省委领导层对罗明意见很大，认为他指定陈祖康为代理书记是用干部不当，有偏爱，不宜再任书记；认为在石码工作的刘乾初好，可以任书记，就调他来省委工作。1928年8月底召开中共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刘乾初选为书记，罗明改任宣传部长（大会不能同意省临委对罗明的批评，决定对他处分应即取消无效）。1929年2月刘调山东工作，罗任代理书记。1929年8月间中央派黄钊（昭）来任省委书记。黄是香港码头工人，同年12月借口回港探亲再不回来，消极不干了。此后又由罗明任省委书记，一直到1931年1月中旬调中央。同年5月间，中央派罗明到中央苏区工作，曾代理福建省委书记。在这期间，他提出游击区与根据地的工作方式、方法和要求应有不同。他的这个意见是对的，却遭到当时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的严厉批评。在中央苏区开展反所谓“罗明路线”运动，他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处分。我于1931年1月初比他早10多天离开福建调团中央工作。我们在上海虽见过几次面，但没有工作关系。以后我长期在北方，到1951年南来广东才又见面。

罗明同志的作风艰苦朴素，工作深入，经常到外地检查工作。如开“六大”回到上海时因事稍为停留，在上海事毕即到福州传达。回到厦门不几天又出发到闽西传达。惠安暴动前，他亲自进行检查，深入基层找农民、盐民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才最后确定暴动。闽西暴动时他虽然不在（参加“六大”），但暴动的胜利是和他长期深入闽西工作分不开的。在形成中央苏区之前，闽西苏区是福建省委直接领导的。党在闽南从建立组织之日起，他就注意秘密工作，注意艰苦朴素，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成立省委后，省委的领导也养成这种作风。正是由于这样，国民党叛变革命后，闽南特委没有遭到大的损失。

省委于1930年3月底决定打厦门思明监狱，并成立了破监委员会来领导，罗明兼任委员会主任。打监狱的武装人员由陶铸负责训练并率领攻打。破监前武装人员到山沟里进行打靶训练时，有时罗明也参加。至于监狱打开后，破狱的武装队伍及出狱同志的行动路线，是从县政府的大门出来上船立即离开厦门，还是从监狱后门出去上山（因监狱出后门就是大山），外边的同志与狱中的同志有分歧。在双方争论不休时，罗明亲自探监，勘察地形，在他了解情况后，决定从县政府大门出来，大家努力说服了狱中同志。由于计划精密，队伍训练有素，行动迅速，领导正确，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破监后我方没有一个伤亡，轰动全国和南洋等地。这一胜利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的。1983年3月，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的刊物《党史资料》刊登他们从档案中查出福建省委于1930年7月8日关于破狱斗争给中央的报告，把这次破狱说成是“暴动的演习”。其实不是这样，3月就计划破监，怎能和“立三路线”拉在一起呢？且5月25日破监，到7月8日才写报告，为什么隔这么久，也是违反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也令人难以理解。罗明同志看了这个报告后，也感到非常惊奇，因此由他执笔写信给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说明当时破监的真实情况，澄清福建省委1930年7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不符合史实的问题。这封信我也署名。1985年5月25日在厦门举行的厦门破监5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罗明和我再一次申述了我们的观点和当时的真实情况。这是他晚年又为福建党史做的一件大好事。

“立三路线”的指示到达福建后，省委成员中多数表示热烈的拥护，但罗明、黄剑津和我表示怀疑。在讨论中分歧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城市暴动么？福建没有条件，不能做暴动的部署。二，中央苏区红军打东江也不对，广东敌人力量大，不应再去打。应从漳州方面发展，那里敌人的力量较弱。这个意见，从1929年冬以来就提过好几次。三，党、团、工会合并不对，既削弱青年工作的力量，又混乱了党的组织。最后决定成立行委。并将这三点不同意见报告中央。从1980年以来，罗明和我在谈福建党史时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83年我从《平和暴动史料》中看到转载当年省委对这个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把三个问题说成只有一个问题，即只讲青年团是否取消这个问题。在破监学术讨论会上，我在发言中又提到对立三路线有分歧的问题，罗明也当场声明：“这个报告的日期是1930年8月15日，我看到了，但不是我批发的。”罗明这样澄清事实，是对革命抱有高度的责任感，是件好事。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工作表现都很好。

上述这些问题，不能概括罗明在福建工作的全部情况，只是扼要地说些问题。人是没有完人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罗明也有缺点，但他在福建工作期间成绩是主要的，在福建的功绩是应肯定的。他的工作作风和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学习罗明同志 坚持实事求是

项 南

1982年，罗明同志回福建座谈党史时，我曾聆听过他坎坷曲折的一生。当时我说，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是要冒风险的，付出代价的。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最难。作为我党早期革命的活动家之一的罗明同志，其所以屡遭挫折，身处逆境，就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罗明同志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