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应该尽早读小说

唐晓敏

翻阅一些学者的自传，发现他们都是从小即有了读书的兴趣，而激发他们读书兴趣的，往往并不是非常好的书籍。

作家贾植芳这样说：

“我自幼顽劣，虽然5岁时，就被送上私塾启蒙，后来又改上新式小学，但对读书始终没有兴趣，因而逃学成性，为此屡屡受到老师和家人的“教育”——老师打我板子，罚我下跪孔夫子牌位，长辈斥责以致痛打我。大约是所谓“逆反心理”，在责骂和棍棒的威胁下，反而更激起我对书和读书的蔑视和反感。”“但是进入高小时，一位同学从家里拿来一本石印本的绣像本《封神榜》给我看，书里的字虽然许多不认识，但书里的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却大体看得懂，并且使我入了迷。也可以说，以此为契机，书开始对我具有吸引力，因此把读书变成了一种生活需要，最终由一个山野的顽童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以读书、买书、以致写书、译书与教书为业、而不知老之将至。”（贾植芳：“读书不知老已至”，见杨耀文选编：《文化名家谈读书》，第153页，京华出版社，2008年）

贾植芳读的《封神榜》，而王梓坤读的是《薛仁贵征东》。他的偶然中看到一本书，“原来是一本《薛仁贵征东》，我一下便被吸引住了。”王梓坤说：“这次大发现对我一生有决定性意义，从此我到处找书看，从《薛仁贵征西》、《罗通扫北》到《聊斋志异》、四大奇书、着迷到放牛时、车水时，甚至在田间小道上走路时，也手不释卷，心无旁骛。这样，既识了字，添了智慧，而更重要的是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卢嘉锡等主编：《院士思维》第三卷，第９０页，　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季羡林也是如此，他读小说，看的是《彭公传》之类的书：

在我读小学时，小说被称为“闲书”，是绝对禁止看的。但是，我却酷爱看“闲书”。高级的“闲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之类，我们看不懂，也得不到，所以不看，我们专看低级的“闲书”，如《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封神榜》，等等。书中侠客们的飞檐走壁，刀光剑影，仿佛就在我跟前晃动，我似乎也参与其间，乐不可支。这样的“闲书”。我看得数量极大，种类极多。光是一部《彭公传》，我就看了四十几遍。”

在今天看来，这些小说大概都是不适合孩子读的。但上述的情况告诉我们，读了也没有害处，不仅无害，而且有益。这些学者都是因为读了小说而激发了阅读兴趣，由此养成了阅读习惯，而这成为他们一生成长和后来取得成就的一个关键之点。

今天，有些老师，特别是家长，在孩子可以读什么书方面，太过小心，总是害怕孩子读了不应该读的书，怕孩子受到不好的影响。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孩子可能受到影响，最大的问题是，孩子在需要养成读书习惯的时候，因被限制而没有读书，因而没有阳城读书的习惯。我们总是觉得书中有“不好”的东西，而这些会影响到孩子。而没有看到，书中也有很多好的东西，这好的东西正帮助着孩子成长。难道孩子只会受到不好东西的影响，而不接受好的影响？不要把自己的孩子想象得那样不堪。

季羡林回忆自己读那些小说时，就说：这些小说的故事“越说越荒唐，越说越神奇。到了后来，书中的侠客个个赛过《西游记》的孙猴子。”“但这有什么害处呢？我认为没有。……不但没有害处，我还认为有好处。”季羡林认为，自己从这些小说中学到了文章写作的方法。并指出：“现在，对小学生、在课外阅读方面，同别的方面一样，管得过多，管得过严，管得过死，这不一定是正确的方法。”（季羡林：《谈写作》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季羡林所说，值得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