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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出川，推着独轮车，穿着草鞋，装备简陋
死守滕县，写下最光荣一页
1937年9月1日，成都少城公园，人声喧哗，旗帜飘扬。这里正举行“四川省各界民众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川军的高级将领刘湘、邓锡侯、孙震等悉数到场。欢送会上，四川大学、成都商会、成都妇女会等各界向川军赠送“抗敌先锋”、“为国干城”等锦旗。在“为民族危亡而战，不负家乡父老”的呼喊声中，川军开赴抗日站场！
出发的川军分为两路：由邓锡侯率领的22集团军一路向北，徒步经陕西宝鸡、西安到山西前线；刘湘的23集团军经重庆出川，走水路到达南京前线。此外，杨森的20军、郭汝栋的43军、李家钰的47军分别从贵州、西昌等地出发。
那时候的川军，刚从地方军阀部队改编而来，装备很差，也就保安团强一点儿。步枪20%是汉阳造，80%是川造；机枪少的可怜，有的一个师才一二十挺；大炮压根儿没有，只有少量的迫击炮。北上的部队穿着草鞋背着斗笠、大刀和步枪，穿越自古“蜀道难”的秦岭，才能够坐上火车。不少士兵随身携带着烟杆，因此川军被蔑称为“双枪部队”、“草鞋兵”。然而，千辛万苦走到宝鸡，又乘火车到西安的川军，却没有得到最先允诺的补给。
川军9月出川，10月的山西已是初秋的寒意，而川军还穿着单衣！ 刚到前线，川军立足未稳，太原即告失守，且战且退，部队残破不堪，装备皆无，衣食无着。看到晋军撤退后留下无人看守的仓库，川军遂自行补充。但却被阎锡山告到军委会，声称第二战区不要川军。出川抗战，军备不整，初战失利，还面临被赶回去的羞辱。川军并不服气！辗转之下，部队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收留。李宗仁不仅没有歧视川军，还尽力补充装备和军需。这让川军第一次感受到尊重，发誓打好仗回报李长官的知遇之恩，也为四川父老争口气。
1938年1月徐州会战打响，日军打算会师台儿庄，打开通往徐州的大门。驻守滕县的川军，被要求阻止日军南下，为国军调集军队反击赢得时间。
当时川军22集团军45军127师及124师一个旅在滕县北为第一线，41军122师师长王铭章为41军第二线。3月14日，万余日军配备20余门坦克，在坦克、飞机配合下，猛攻川军阵地，127师死伤极为惨重。3月16日开始，日军用重炮进攻滕县县城，同时飞机狂轰滥炸。川军以落后的武器与日军激战。战至17日，日军每分钟向城里发射15发炮弹，全城皆成焦土。当时王铭章师长在十字路口指挥作战，虽弹尽援绝，但抱定必死之心与城共亡，激战中中弹身亡。王铭章牺牲后，守城官兵继续与日军搏斗，直到18日午前，滕县才彻底沦入敌手。守城的川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滕县保卫战阻滞了南犯徐州的大量日军，奠定台儿庄一战的胜利基础。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并赞扬川军“滕县一战，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建川博物馆里的滕县战役雕塑
喋血淞沪，从杂牌到主力
当川军22集团军在北方打响的时候，川军的其他部队在也先后在上海、安徽、浙江投入战斗。
杨森的部队9月从贵州出川后，每天步行100多里山路。白天行军，晚上打草鞋准备第二天穿。一直步行到湖南辰溪，才坐上船，辗转到长沙坐火车，千辛万苦于10月12日到达上海前线。一支部队紧赶慢赶，要41天才能到达前线，也可见当时国力贫弱的中国支撑全面抗战的不易。
当时的淞沪战场，日军已经集结了20多万人，中国也投入了70多万人，其中包括中国最精锐的德械师。这是中日军队血火大对决。中国打这一仗，一方面是振奋全国民心；一方面也引起国际关注；也为大量的工厂、学校等内迁赢得时间。最激烈的时候，几乎一天就要消耗一个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远道而来的20军顾不上休整，迅速投入桥亭宅、顾悟寺、蕴藻浜、陈家行一带的作战。从10月15日黄昏到17日凌晨，装备落后的川军向文彬团经过反复冲杀、与日军肉搏，收复桥亭宅、顾悟寺阵地！但代价也相当惨重，全团士兵仅剩120余人。与此同时，20军的林相候团也与日军在蕴藻浜（即今日的嘉定区）血战。日军凭借飞机大炮的优势，发动猛烈进攻，团长林相候中弹牺牲。20军在淞沪战场的桥亭宅、陈家行一带与日军激战了7昼夜，伤亡7000多人，部队只剩下5000多，不得不下撤整编。但20军的血战，也让人刮目相看，杨森升任27集团军军长，部队也大量补充兵员和弹药，从杂牌军变成了主力军。
川军战士像
在20军下撤时，川军的另一只部队43军还在淞沪战场血战。43军当时只有26师一个师。日军凭借海陆空和火炮优势，每天上百门火炮和飞机轰击26师阵地，还不时出动坦克冲击。川军阵地周围士兵尸体成堆，牺牲极大。解固基团长勉励部下：“人生百岁，终不免死，为国捐躯，精神不死。”解团长激战中中炮牺牲。士兵们在战场上只找到他的钢盔和半截血衣，靠血迹模糊的军衣上的胸章符号，才得以辨认。43军在大场打了七天七夜，4个团长阵亡两个，14个营长伤亡13个，部队仅剩600多人。1938年春，在武汉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宣布，43军26师为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连日军后来也称之为“国民党旁系有力部队！”
淞沪会战失利后，日军企图从太湖西进攻南京，1937年11月，川军23集团军到安徽广德、浙江泗安一带布防。144师郭勋祺腿部负伤，坚持不下火线，坐在担架上督战。饶国华的145师陷入苦战，在拼光部队后，饶师长自杀殉国。
川军，在最柔情的江南土地上，打出最烈的血性！
抗战时期，四川人抢修机场轰炸日本
整个抗日战争中，在战场上牺牲的集团军总司令有两位，一位是张自忠，一位是李家钰。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李家钰出自民族义愤，通电请缨杀敌。 9月初他率47军从西昌出发，单衣草鞋，行程4000余公里，12月抵达山西前线。1938年初，李家钰率部在东阳关、长治一带同装备精良的日军108师团激战九天九夜，牺牲达7000人。1938年2月28日的《新华日报》以“长治我军苦战，有极壮烈牺牲”为题，称李家钰的部队。川军的奋勇作战，甚至引得日军也对战死的川军脱帽致敬。
在山西期间，李家钰与八路军关系融洽，并学习游击战术。47军在山西作战两年多，屡立战功，毙伤敌人近万人。1939年冬，李家钰晋升36集团军总司令，随后率部驻防河南陕县、渑池一带。难能可贵的是，出川后李家钰军纪严明，规定部队不得扰民，还经常放电影给老百姓看。据幸存的司令部译电员黄开仁回忆，1942年，河南新安古村闹蝗灾，驻守此地的李家钰命令全军官兵节约口粮，帮助百姓渡过难关。
1944年4月，日军发起“豫中会战”。日军首先击破了汤恩伯的4个集团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即率先弃洛阳而逃。数十万部队顿失指挥，纷纷撤退。为掩护友军后撤，李家钰随即以104师吴长林团在云梦山，178师532彭仕复团在铁门以南地带阻击日军，为后撤部队赢得了时间。阻敌一天一夜后，两个主力团伤亡惨重。5月17日，一路撤退的几个军的部队抵达小镇翟涯，陷入混乱。在临时会议上，将领们一致推举李家钰作总指挥，指挥有序撤退。李家钰慨然允诺承担最危险的殿后职责。
李家钰部撤至新安以南时，已四面受敌。1944年5月21日中午，李家钰在陕县秦家坡陷入日军伏击圈。当时，他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敌人子弹如雨点般飞来，李家钰被击中头部，他转身坐在麦地上紧急下令，叫104师跑步赶来战斗。他抽出钢笔想写“快速增援”，头部、胸部又连中数弹，钢笔从手中滑落下来，鲜血如泉水一样涌出来，浸透军装。至此，将星陨落！其随从少将处长萧孝泽，少将高参陈绍堂等200官兵几乎全部殉国。
1941年2月，四川省各界抗战前线慰劳团到李家钰部驻地灵宝县劳军，李家钰写下：“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十四个字，以明为国报效之心志。
没有想到，这竟一语成谶。
李家钰将军
赐我一面死字旗，我死国生！
在四川成都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陈列着一面偌大的旗帜，白底的旗帜上是一个大大的“死字”。旁边还有小字：“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做这面旗帜的是四川安县的一个老者王者成。那是1937年的冬天，王建堂和100多名青年请求上阵杀敌。出征时，年迈的王者成无法步行数十里到县城给儿子送别，托人送来了这样一面旗帜。那时候，由于国力贫弱武器落后，上战场即意味着死。王者成给儿子送来这面旗帜，就是要儿子不怕牺牲，尽一个中国人的力量，挽救处于危难的民族。这份大义，现在想来，也令人动容！
川军背后，正是有无数的王者成、王建堂父子这样的川人！
抗战期间，四川到底出了多少兵，多少人？属于川军的集团军就有22、23、27、29、30、36等六个。另外还不包括43军、88军和独立35旅等部队。而抗战爆发后，战事惨烈，四川更是以每年10-30万的人员补充进部队。
曾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著有《八年抗日之经过》，书中详列了四川8年的壮丁总数，25788810，加上特种部队和西康（现四川甘孜、凉山、雅安一带）的三万多人，总数达三百万之巨。也就是说，每十五六个四川人就有一个上了前线，抗敌前线每五六个就有一个四川人。
他们操着四川话，以落后的装备，转战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豫中会战等各大战场。以多达64万人的伤亡，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也赢得了“无川不成军”的赞誉。
位于人民公园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作者/陈坚。画面反应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递交投降书的庄严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