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阔别32年，毛主席回到故乡韶山，得到了当地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毛主席母亲家里那边的亲戚文家更是热切盼望毛主席能去他们那里走走。文家所在的湘乡唐家圫是毛主席少年时期最喜欢去的地方，他的外公外婆都住在那里，但由于毛主席此次回湘潭时间安排的太紧张，实在无法抽出时间去唐家圫转转。
毛主席对此有些歉疚，在与韶山的烈士家属们合影后，毛主席专门要求摄影师给他和外婆家的亲友们合照一张。这张毛主席特别要求的合照中，几乎将文家所有与毛主席沾亲的人都囊括了，唯独没有毛主席的表兄文运昌。而此次合影中没有文运昌，并未文运昌有什么实在脱不开身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与毛主席闹得“不愉快”，他不愿意来。
毛主席与群众
实际上，在毛主席的少年时期，文运昌与毛主席的关系非常好，格外照顾这个小他9岁的表弟，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们会在多年之后“闹掰”，甚至直至其去世，都未能解开这个心结。那么文运昌到底因为什么事情与毛主席“闹掰”的呢？
1884年，文运昌出生在湖南湘潭，他是毛主席外婆家的大表兄。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家姐妹中最小的一个，18岁时嫁给了毛主席的父亲毛顺生。因前两胎都夭折了，因此在毛主席出生不久后，就被母亲带到娘家抚养，也就是说毛主席童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文家读过的，是文家的人照顾毛主席长大。
文运昌比毛主席大9岁，格外照顾这个表弟，少年时期的毛主席喜欢读书，文运昌便主动从家里拿出各种书籍给毛主席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毛主席的父亲毛顺生非常痛恨儿子读书，认为只要能够识字，会打算盘记账就够了，继续读下去只是浪费灯油。因此毛主席16岁那年从私塾毕业后，毛顺生便不让他再读书了，只让他选择下地务农或者去当学徒学手艺，但这两条路都不是毛主席的选择，他渴望更广阔的世界，不愿意一辈子待在小小的韶山。
毛主席回韶山
僵持之际，正是文运昌给毛主席透露，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不仅可以学传统文化，还有西式教育。毛主席已下定决心去东山高等小学读书，但父亲毛顺生却很反对，后在母亲文七妹，舅舅及表兄文运昌等亲戚一同向毛顺生施压，毛顺生才勉强同意让儿子去读书。
1910年秋，毛主席来到东山高等小学，正是文运昌跑前跑后为他办理好了入学需要的各种手续。在东山高小求学期间，文运昌多次帮毛主席寻找各种有些“冷门”的书籍，如《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不太容易找到的书，文运昌总能通过各种办法找到。
可以说，毛主席能够到东山学堂读书，能接触到革命思想，与文运昌的鼎力帮助有很大关系。多年后，毛主席提起往事，依然带着感激的口味道：如果不进东山高小，后来就不会去长沙城，我毛泽东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毛主席与亲友
1925年2月，毛主席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毛家兄弟与文家兄弟积极响应，文化水平颇高的文运昌还担任了农会秘书的职务。同年冬天，军阀赵恒惕派人抓捕毛主席，毛主席侥幸逃脱，文运昌却没有那么幸运，在监狱里被反动派拷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保释出来，也因为此事，文运昌对于革命的态度变得不再积极。
“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候，文家多次被反动派针对，家产被没收，文运昌和他的父亲文玉钦也多次被敌人以各种理由捆绑扣押，皮肉之苦自然是免不了的。正是这些经历，让文运昌认为自己对革命是有“大功劳”的，在革命胜利后理应得到特殊照顾。
井冈山时期，因斗争的残酷性，毛主席与文家失去了联系，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文运昌才知道毛主席去了延安，并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能在延安谋个差事。收到表哥的来信，毛主席自然非常高兴，在回信中嘘寒问暖，并表达了对亲友的思念。不过在信中，毛主席还提前打了“预防针”：上至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都是没有工资的。
文运昌
文运昌因为有一家老小需要抚养，没有工资自然是过不下去的，最终也就没有去延安。在抗战中，文运昌吃尽了苦头，尤其是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文运昌家里的两间房子都被烧毁，四处辗转靠亲友的接济才勉强坚持到全国解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文运昌与其他的文家兄弟一同给毛主席写信，除了表达思念之情外，也提出要去北京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很快回信，表示自己收到他们的来信“极为高兴”，但并没有提让他们来北京的事。
次年初，毛主席收到八舅长子的来信，希望毛主席能给文运昌介绍个工作，因为文运昌是文化水平在文家的所有兄弟中是最高的，确实能够升任很多工作。但毛主席在回信中却表示：不宜推荐，他在人民中有表现，得到人民的信任，自然能参加工作。3个月后，毛主席再给文运昌回信，同样表达了“不宜推荐”的态度。
毛主席在延安
1951年4月，毛主席给湖南省委发电报，邀请包括文运昌在内的多位文家兄弟去北京。4月23日，文家兄弟等人来北京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待了他们。闲聊中，毛主席激动地向周围人介绍道：我当初在东山高小读书时，就是运昌表兄给我作的担保。这一次，文运昌在北京住了近4个月，还经常去看望毛主席。
1952年6月，文运昌再次到北京看望毛主席，或许是上次居住得太久了，此次到北京再无任何拘束感，经常喝酒，喝多了就不分场合的胡言乱语，多次让众人感到尴尬，就连毛主席都觉得有些难看。当时文运昌已经被湖南政府任命为湖南省文史馆官员，以文运昌的文化水平完全能够胜任工作，但他的工作态度却很不好，经常擅自离岗去北京找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已经感觉很不好了，但顾及到过往的亲情，没有直接表达。直到1953年冬，毛家兄弟去北京给毛主席祝寿，毛主席并不提倡这样，告诉大家：以后不用专门来北京给我祝寿，这样影响不好。
毛主席
结果其中一位亲戚开玩笑道：你湘乡的亲戚来了，你就不说，我们韶山人来了你就让我们不要祝寿，运昌公不是也来给你祝寿了吗？
虽说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毛主席已经意识到文运昌一直在待在北京影响很不好，没过多久就找到文运昌，劝他过些日子就跟着大家一起回去吧。但文运昌满不在乎道：急什么，我还没打算走呢。
这样的态度让毛主席很不高兴，当场怒道：好，我不管了，你走不走由你。毛主席这一怒，让文运昌感觉很“丢人”，他认为他与毛主席的关系不一般，理应得到特殊的关照，没想到毛主席会对他发火。不久后，文运昌就回湖南了，但心中多少有些怨气。
1954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收到文运昌的信，在信中文运昌列出15个文家人的名字，让田家英适当“关照”一下，给予一些优待。一时拿不定主意的田家英就去找毛主席，毛主席直接在这封信上批示道：不能办，人民会说话的。这一下，文运昌的面子彻底没了，认为毛主席一点也不给他面子。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文运昌虽然一直在湖南，但仍然整日酗酒，将在文史馆的本职工作都放在了一边，这些都被毛主席看在眼里。同年4月底，毛主席亲自给湖南湘乡的政府部门写信，明确表达了态度：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就不放手管理，这是不对的，对待文家的任何人，都要像对待乡里群众一样，不应有特殊化。
实际上，毛主席的亲戚中有不少都曾写信让主席安排工作，但主席无一例外都婉拒了，他曾向身边人抱怨道：他们都是亲戚，有的还帮助过我，我要不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就说我毛泽东当了大官就翻脸不认人。但要是都安排了，这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跟任人唯亲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脱离了群众必然会垮台。
对于亲友们来信请求安排工作的，毛主席一直秉承着四不原则：不推荐，不介绍，不写信，不说话。实际上，大多数请毛主席安排工作的亲戚都能理解毛主席一心为民，不“搞特殊”的良苦用心，但像文运昌这样固执己见得非常少。
或者也可以说，这是文运昌思维的局限性，他仍被封建思想左右，认为表弟当了大官，就应该照顾表兄弟。他始终没有明白，毛主席当主席不是为了当官发财，而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任何假公济私的行为在毛主席这里都是绝对不允许的。1961年12月11日，文运昌去世，至死未能理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