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宝霆：天津相声逗你玩

非遗名片

　　相声起源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是一种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曲艺表演形式，吸取口技、说书等艺术之长，寓庄于谐，以讽刺笑料表现真善美，演员穿着大褂(或制服、西服等)，以说、学、逗、唱四种技能叙述故事或争辩道理，从内容上说是喜剧的艺术，从形式上说是对话的艺术。相声产生于北京，成就于天津。天津相声自成一派，以讽刺见长，火爆热烈，富于幽默感，特别是文哏相声独树一帜，不仅名家荟萃，而且涌现出大批优秀女演员、相声作家和理论家。2008年，相声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承人故事

　　在中国相声界，84岁的常宝霆无疑是一位里程碑式的大师。这个地位的取得，既有赖于他是自成一派的“常氏相声”嫡系传人，更得益于他创作、表演俱佳的多面手功夫。

　　“天津观众最懂相声”的说法世人公认，天津是相声艺术的集散地和试验田。曾有学者将中国相声分为四大流派：以张寿臣为代表的张派相声表演细致、含蓄;以常宝堃(艺名小蘑菇)为代表的常派相声火爆热闹;以侯宝林为代表的侯派相声幽默智慧;以马三立为代表的马派相声对小市民刻画细致入微。这些大师无一不和天津这个文化“大码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厚重的底蕴也使网络时代天津的“哏都”地位愈加稳固。

　　常宝霆说：“我从记事起就与相声结下一世之缘。父亲常连安和大哥常宝堃在家排练段子对我的耳濡目染，让我渐渐喜欢上了这门独特的表演艺术，先是模仿，后来由父亲和大哥言传身教，技艺日渐长进，9岁正式登台，11岁起在父亲开办于北京西单商场内的启明茶社表演，12岁拜亲姑父郭荣起为师，14岁与北京天桥著名艺人‘小云里飞’之子白全福结成对子，没想到我们这个闹而不喧组合的合作竟达半个世纪，被人称为‘终身搭档’。”

　　在常宝霆看来，由于家传影响，他走入相声行当是顺理成章之事。他的父亲早年间走街串巷变戏法为生，常常穿插抖落着各种笑料活跃现场气氛，为他后来改说相声奠定了语言和舞台基础。他的大哥常宝堃更是位相声天才，四五岁时就到张家口演出，被观众昵称为“蘑菇”(当地方言“宝贝”之意)，常氏兄弟的艺名也由此而来。常宝霆说：“大哥出道早，帮父亲挣钱养家，我小时候的生活还算过得去，但没有地位，赢得不了真正的尊重。我父亲文化不高，但家教很严，不许孩子们抽烟、喝酒、耍钱。排练时站在前面说大段贯口活儿，既不许走神，也不能嘴里不清楚。我比较得意的是没让父亲太着急过，也没为说相声挨过打。但父亲有自创的一套‘家法’，那是一根二尺来长的木板子拴根绳挂在墙上，谁犯了错用它打手心。我们因为淘气都被‘家法’伺候过。”

　　真正让常宝霆的技艺得到大幅度提升的平台非启明茶社相声大会莫属。当时的表演不分场次不卖票，演员轮番登台，说一段收一回钱，极大锻炼了演员的应变能力。他说，启明茶社使相声从“刮风减半、下雨全无”的“撂地”卖艺进入了大雅之堂。在他父亲的极力倡导下，启明茶社绝对不允许荤相声登台，旧相声中不干净的内容被悉数剔除，转而表演文明相声，这件众多相声名家一起在做的“有分量的事”一下子提高了相声的质量和艺术性。

　　天津得拱卫京畿之利，清末民初成熟于北京的相声很快传播到此。此时的常宝霆已成长为一名“独立”的相声演员，频频出现于天津的“大观园”等剧场。他说，常派相声表演成分重、动作幅度大。他认为常派相声与其他派别显著不同的一点是逗哏、捧哏的戏份相差无几，避免了以往捧哏者仅仅“嗯、啊、就是”的一头沉局面，两位演员彼此互为捧逗，使得表演节奏更快。

　　1950年，常宝霆回到北京，出任与侯宝林等共同发起成立的“相声改进小组”副组长，专工传统相声段子整理、改编以及新段子创作。翌年，他应邀定居天津，参加“虹风曲艺社”，当年年底，天津曲艺工作团在此基础上成立，他也从此开始了艺术生命的第二春。

　　从1958年开始，常宝霆拿起笔来自创相声。他一直认为，常派相声注重刻画人物，一定要在传统相声中融入现代内涵，社会在发展，相声也要随之进步，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可以一成不变，很多老节目已经不适应新观众口味，如果不自己创作就没有节目可演。在这种压力下，他的处女作《我爱体育》问世，从此一发不可收，20多段生活气息浓厚的新段子应运而生，其中，《儿童乐园》、《还乡记》还刊发在《天津日报》上。他深入生活创作并表演的《水车问题》、《挖宝》等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典之作。

　　一生风雨的常宝霆最难忘这样两件事：1958年，奔赴福建前线在战壕里为战士演出;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接见全国青联代表后举行的联欢会上，他和马季表演了一段新相声《刘三姐对歌》，总理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叫常宝霆，是常宝堃烈士的弟弟，你们常家有不少相声演员。”

　　常宝霆的徒弟王佩(微博)元这样评价师父：“他是一个很谦逊的人，有句口头禅‘人得讲理，做事得公道’。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创作前后都会失眠。很多人评价师父的表演‘帅气’，我觉得这个‘帅’不仅在气质和仪态上，更因为他的艺术核心是‘新’，敢于突破原来的表演模式。”

　　耄耋之年的常宝霆身体硬朗，每天只看体育频道。曲校和曲艺团的学员、徒弟如果有问题来问，他总会强调打牢基础先走后跑，相声既要有笑料又得有生活，要在继承基础上发扬，否则势必得不偿失。

　　专家点评

　　薛宝琨(南开大学教授、著名曲艺理论家)

　　相声确是“北京生、天津长”，侯宝林认为北京是它的出处，天津是它的聚处;马三立认为北京是它的发源地，天津是它的发祥地。可以说，当年北京为相声提供更多的是传统幽默文化的形式技艺，诸如灯谜、酒令、对联、谐戏、趣语等语言文字游戏方面的东西，而天津则在现代化城市形成和市民意识觉醒的过程中，为相声提供了面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抗争、嘲讽、批判的文化精神，从而使这一形式完成了由“技艺”而“艺术”的转变。

　　相声的可溯之源很长，但可证之史很短。作为一项模拟技艺，早在宋代就有模仿市声和乡音的“像生”，明清更有以模拟人言鸟语逞显口技的“象声”，但作为一项有成熟段子和流派、有表演规范和模式的艺术还只是近现代的产物。无论是马三立的化雅为俗、侯宝林的化丑为美，还是爱国艺人常宝堃冒着生命危险针砭时弊、敢于触及社会尖锐问题的潇洒与爽朗，都是讽刺与幽默并重，继承了传统文化“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体现了“亚文化”(俗文化)对“主流文化”(雅文化)“婉而多讽”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现代相声“俗不伤雅的内容，谑而不虐的风格，咸淡见义的关系，似我非我的表演”的艺术特征。“俗”是相声艺术的本性，但不是伪俗、低俗、恶俗，而是美俗、真俗、大俗，它覆盖着世俗市井生活“性、情、理、心”的方方面面：“性”因食色需要产生着物质文化，“情”因人际交往形成着行为文化，“理”因理性自觉遵循着制度文化，“心”因心态平复推展着精神文化。天津相声更是以其特有的软幽默和自嘲精神反映了民众苦中作乐、苦中求乐、苦中得乐的市民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