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泽厚对话》读书摘录14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博爱主义，是从「爱民、保民、恤民」的民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是民本思想的合理延伸，它在华厦大地上的产生时间之早、延续历史之长、影响之深广、形态之成熟，要远远超过西方。「术礼义而情爱人」(荀子)，「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则仁恩达矣」(董仲舒)，「夫宽以容物，物必归焉」(郭象)，「博爱之谓仁」（韩愈），「爱人，仁之施」、「仁主于爱」(朱熹)，「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张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 ，「仁者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德」(康有为)，一直到孙中山提倡的「博爱」、「天下为公」，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皆与先秦的民本思想，有着内在的关系。博爱的先决条件是「无私」——正是博爱得以存在的人格基础，「无私」也就是「克己」，「克己」，其实质就是「无个人」。而一旦个人消失了，任何高尚的情操都变得虚幻了。

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博爱主义都是从未真正实现过的空想，是抽象的乌托邦，至多是善良的自我欺骗而已。因为博爱是与生命的本性相违背的。没有自爱，就不会有一切爱；而一切爱的最根本归宿，只能是自爱。特别是当博爱主义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等级观念结合起来时，博爱、无私就显得越发虚幻了。因为支撑着这种博爱、无私的，恰恰是一种最狭隘的私情——血缘关系。这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二律背反」：在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都大谈博爱、无私，但是他们的权力获得，则是不经过大众选举而世袭继承的，即纯粹的、绝对的私情权力。所以，只要这种权力的性质不变，也就是只要非个性化的、非民主的等级专制不变,越强调博爱、民本、无私、群体，每个人的实际权利就越被剥夺，等级权力就越发扩大、越发巩固。因为当每个人的实际权利被等级制、皇权取消之后，尊重「民本」这一群体利益的任何口号，都只能是空洞的许愿或有意的欺骗。在这里，「民本 」、「无私」变成了抽象的概念，没有任何实际内容。中国古代的民本、博爱正是把毫无具体的个人权利，抽象而空洞的「民」捧上高位，把对每个个体来说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群体权利」，神圣化为绝对的权威，从而实际上取消每个个体的具体权利。

更重要的是，对民本和博爱的绝对抽象肯定，必然在一个个性意识几乎等于零的社会中，造成如下错觉：每个人都以为，既然我所属于的群体、社会具有无上的神圣权力，既然天下归公，那么，我们每个人也就是这「公」的一份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这神圣的权力,只要我能够完全服从、拥护这个群体、这个「公」，便能得到一切，「无私」才能「有私 」，无条件地向群体奉献，才能同样无条件地获得一切。这实际上造成了每个人将最深层的自我动机自觉地、或非自觉地压抑下去和隐藏起来，以一切为「公」，来变相地获得「私」利。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就是把人的本性隐藏装饰起来，通过一种非人的途径，来满足其本性的需要。而真正能够利用这种途径的，只有极少数的掌权者，无权的大众只能被剥夺。

再深一步，在这种民本思想的浸透下，人失去了自立性。既然我们每个人所属的群体、社会是如此神圣，那么，它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对我们每个人有利的，根本不用怀疑。一个个人的厄运，不是由于这群体、这社会的不合理，而是因为某些当权者的腐败，只要铲除掉他们，重新找到个好皇帝和一大批「包青天」，个人就能重新占有一切。在这里，大众寄予希望的，根本就不是正常的社会法律和民主政体的出现，而仅仅是当权者的权力和道德人格；法律与政治失去了公众利益的内容，变成了少数当权者的权力和道德人格。这就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法律的「权力化」和「道德化」。所以，在中国古代，在个人的权利得不到来自社会法律和政治民主的双重保障的情况下，大众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权力上，寄托在掌权者的道德人格上。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国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明主、忠臣、清官身上——臣寄希望于明主，明主寄希望于忠臣，大众寄希望于清官，而把罪恶加在昏君、奸臣、贪官身上。这种对等级制本身的绝对信任，和对个别贪官的无限仇恨的心理，正是民本、博爱所造成的错觉，又正是这种错觉使等级专制千年不衰。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每次变革都是以铲除某个昏君、贪官为目的，根本无损于等级制度的一根毫毛。因为对当权者的道德评价，往往是掩饰政治上弱点的最好办法。把「安史之乱」归结为唐明皇的荒淫与杨贵妃，就是一例。而在西方文化中，很少有人从统治者的道德人格上，去寻找社会衰败的原因。

这种民本思想所造成的致命后果，就是使每个人都觉得，我首先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活着，而是作为必须依赖某种超个体事物的一份子而活着。一方面，这使个体完全依赖于群体，根本就不会或不愿意自主地生活和思考，长大成人后仍然像个一步也离不开父母的孩子，需要别人的照顾，只要走路必拄拐杖，一旦失去拐杖便寸步难行；另一方面，又使每个人对等级专制不产生任何怀疑，安于既定的命运，并把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皇帝身上，形成一种必须接受在上者的同情、恩赐、信任和主宰的救世主意识，除了接受既成的事实外，没有任何主动进取的精神。其结果，必然是个性意识、独立意识、自由意识和怀疑精神、进取精神、冒险精神在每个人的心中的彻底泯灭。在中国古代，依赖性与救世主意识的极端发展，便是人的精神境界走向「靠天吃饭」——这是一种人对自然绝对依赖的原始状态之回归。

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中，个人永远是渺小的，群体永远是伟大的。无论在家庭中、社会上，还是在自然中，个人绝不能自作自张，独来独往，必须在某种命令、指示、恩赐、帮助之下，才能生活。于是，每个人在自然中依靠老天爷，在家庭中依靠父母兄弟，走上社会便依赖皇帝、清官、朋友。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是此之谓也。这虽然是一种充满安全感的生活，但也是全面依赖于他物的境界，是失去一切属于自我的东西的人生，是平静犹如一滩死水的存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