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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泽厚对话》读书摘录14

作者:阅读的猫咪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博爱主义,是从「爱民、保民、恤民」的民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是民本思想的合理延伸,它在华厦大地上的产生时间之早、延续历史之长、影响之深广、形态之成熟,要远远超过西方。「术礼义而情爱人」(荀子),「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则仁恩达矣」(董仲舒),「夫宽以容物,物必归焉」(郭象),「博爱之谓仁」(韩愈),「爱人,仁之施」、「仁主于爱」(朱熹),「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张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 ,「仁者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德」(康有为),一直到孙中山提倡的「博爱」、「天下为公」,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皆与先秦的民本思想,有着内在的关系。博爱的先决条件是「无私」——正是博爱得以存在的人格基础,「无私」也就是「克己」,「克己」,其实质就是「无个人」。而一旦个人消失了,任何高尚的情操都变得虚幻了。

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博爱主义都是从未真正实现过的空想,是抽象的乌托邦,至多是善良的自我欺骗而已。因为博爱是与生命的本性相违背的。没有自爱,就不会有一切爱;而一切爱的最根本归宿,只能是自爱。特别是当博爱主义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等级观念结合起来时,博爱、无私就显得越发虚幻了。因为支撑着这种博爱、无私的,恰恰是一种最狭隘的私情——血缘关系。这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二律背反」:在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都大谈博爱、无私,但是他们的权力获得,则是不经过大众选举而世袭继承的,即纯粹的、绝对的私情权力。所以,只要这种权力的性质不变,也就是只要非个性化的、非民主的等级专制不变,越强调博爱、民本、无私、群体,每个人的实际权利就越被剥夺,等级权力就越发扩大、越发巩固。因为当每个人的实际权利被等级制、皇权取消之后,尊重「民本」这一群体利益的任何口号,都只能是空洞的许愿或有意的欺骗。在这里,「民本 」、「无私」变成了抽象的概念,没有任何实际内容。中国古代的民本、博爱正是把毫无具体的个人权利,抽象而空洞的「民」捧上高位,把对每个个体来说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群体权利」,神圣化为绝对的权威,从而实际上取消每个个体的具体权利。

更重要的是,对民本和博爱的绝对抽象肯定,必然在一个个性意识几乎等于零的社会中,造成如下错觉:每个人都以为,既然我所属于的群体、社会具有无上的神圣权力,既然天下归公,那么,我们每个人也就是这「公」的一份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这神圣的权力,只要我能够完全服从、拥护这个群体、这个「公」,便能得到一切,「无私」才能「有私 」,无条件地向群体奉献,才能同样无条件地获得一切。这实际上造成了每个人将最深层的自我动机自觉地、或非自觉地压抑下去和隐藏起来,以一切为「公」,来变相地获得「私」利。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就是把人的本性隐藏装饰起来,通过一种非人的途径,来满足其本性的需要。而真正能够利用这种途径的,只有极少数的掌权者,无权的大众只能被剥夺。

再深一步,在这种民本思想的浸透下,人失去了自立性。既然我们每个人所属的群体、社会是如此神圣,那么,它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对我们每个人有利的,根本不用怀疑。一个个人的厄运,不是由于这群体、这社会的不合理,而是因为某些当权者的腐败,只要铲除掉他们,重新找到个好皇帝和一大批「包青天」,个人就能重新占有一切。在这里,大众寄予希望的,根本就不是正常的社会法律和民主政体的出现,而仅仅是当权者的权力和道德人格;法律与政治失去了公众利益的内容,变成了少数当权者的权力和道德人格。这就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法律的「权力化」和「道德化」。所以,在中国古代,在个人的权利得不到来自社会法律和政治民主的双重保障的情况下,大众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权力上,寄托在掌权者的道德人格上。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国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明主、忠臣、清官身上——臣寄希望于明主,明主寄希望于忠臣,大众寄希望于清官,而把罪恶加在昏君、奸臣、贪官身上。这种对等级制本身的绝对信任,和对个别贪官的无限仇恨的心理,正是民本、博爱所造成的错觉,又正是这种错觉使等级专制千年不衰。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每次变革都是以铲除某个昏君、贪官为目的,根本无损于等级制度的一根毫毛。因为对当权者的道德评价,往往是掩饰政治上弱点的最好办法。把「安史之乱」归结为唐明皇的荒淫与杨贵妃,就是一例。而在西方文化中,很少有人从统治者的道德人格上,去寻找社会衰败的原因。

这种民本思想所造成的致命后果,就是使每个人都觉得,我首先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活着,而是作为必须依赖某种超个体事物的一份子而活着。一方面,这使个体完全依赖于群体,根本就不会或不愿意自主地生活和思考,长大成人后仍然像个一步也离不开父母的孩子,需要别人的照顾,只要走路必拄拐杖,一旦失去拐杖便寸步难行;另一方面,又使每个人对等级专制不产生任何怀疑,安于既定的命运,并把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皇帝身上,形成一种必须接受在上者的同情、恩赐、信任和主宰的救世主意识,除了接受既成的事实外,没有任何主动进取的精神。其结果,必然是个性意识、独立意识、自由意识和怀疑精神、进取精神、冒险精神在每个人的心中的彻底泯灭。在中国古代,依赖性与救世主意识的极端发展,便是人的精神境界走向「靠天吃饭」——这是一种人对自然绝对依赖的原始状态之回归。

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中,个人永远是渺小的,群体永远是伟大的。无论在家庭中、社会上,还是在自然中,个人绝不能自作自张,独来独往,必须在某种命令、指示、恩赐、帮助之下,才能生活。于是,每个人在自然中依靠老天爷,在家庭中依靠父母兄弟,走上社会便依赖皇帝、清官、朋友。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是此之谓也。这虽然是一种充满安全感的生活,但也是全面依赖于他物的境界,是失去一切属于自我的东西的人生,是平静犹如一滩死水的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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