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羞耻”的罗马贵族生活：征服带来的社会问题

文｜赵恺

尽管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罗马便已然进入了奴隶社会。但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罗马奴隶市场的规模仍相对较小。大多数罗马公民仍不得不自耕自织地参与生产。但是频繁的对外征战，却令罗马城内的奴隶数量呈几何倍数地快速增长：

公元前262年，罗马人将被征服的2.5万西西里居民卖为奴隶。公元前218年，罗马远征军直捣汉尼拔的后方基地——新迦太基城，将被俘的2000名技工掠往罗马。公元前209年，罗马军队攻陷塔兰托，又从当地掠夺3万人。第二次、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大西庇阿、小西庇阿祖孙又分别从北非战场带回了数以万计的劳动力。

以上这些还仅仅只是罗马在与迦太基战争中的俘获，联系到同一时间在巴尔干半岛、西班牙、山南高卢乃至小亚细亚地区罗马远征军的暴行，那么在整个布匿战争期间，投放在罗马奴隶市场上的“产品数量”将可能达到百万级。远远大于需求的供给，令奴隶的价格在这一时期极为低廉，除了用于矿山开采、公共工程之外，奴隶逐渐深入到了罗马社会的方方面面。

《提比略·格拉古之死》，1890，埃德蒙·奥利尔，版画

讽刺的是，在奴隶的使用和管理方面。迦太基人再次成为罗马的老师，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迦太基农学家马哥的著作便传入罗马，并很快便被翻译成拉丁文。罗马人随即开始效仿迦太基人，将奴隶依照体力、智力和领导才能加以区别。强壮但缺乏一技之长的奴隶被编成小组，跟随工头下地干活。稍显灵巧的，则负责修剪枝条、栽培幼苗、酿酒榨油，有点文化底蕴的便充作家庭教师、医生、管家和工头。

廉价且充沛的奴隶供应，令罗马公民阶层中的自耕农数量急速下降。毕竟在三次布匿战争之中，罗马损失了数以十万计的青壮年，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被征召入伍的农家子弟。而即便是在战争结束之后，那些以奴隶为主要生产力的大型种植园低价倾销商品也足以令罗马的自耕农们走投无路，最终只能卖掉仅有的土地流入城市。

或许最初来到城市的罗马自耕农们还不免怀有几分“从头再来”的豪迈，想着通过手中卖地所得实现人生的逆袭。但很快空前的通货膨胀便会给他们当头一棒。在三次布匿战争之中，罗马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第一次、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从迦太基人手中拿到3200和10000塔兰同的白银。第三次布匿战争后在对迦太基城洗劫中，罗马远征军更搜刮到了133000斤的白银（此处为罗马斤，1斤约合327.5克）。与此同时，罗马在巴尔干半岛及小亚细亚战场上亦收缴到数量庞大的贵金属。

大量金银的流入，不仅直接推升了罗马的物价，更催生出一个垄断商品贸易、金融业务甚至包缴行省税收的食利阶层。这个新兴的豪富阶层，通过自身的财富和人脉很快便开始左右元老院的正常运作，并通过选举和立法，来使得罗马的各项政策向维护其利益的方向倾斜。

有趣的是，老加图等奉行保守主义的罗马政客虽不满于新贵阶层的骄奢淫逸，却并无遏制他们的意愿和手段。只能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表现化的“希腊生活方式”。殊不知，底层罗马人“艰苦朴素”的精神内核从未改变，甚至还因生活困苦而被动地“变本加厉”。而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新贵阶层，则一边赞许地看着老加图义正词严的散文，一边继续着对方笔下那“不知羞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