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
（一）
士族又称“世族”、“阀阅”。指的是那些世代高官的士大夫家族。士族多是以一高官为先祖而发展起来的。如在唐代被看做第一大姓的崔氏家族，其先祖为秦代官员崔意如，崔意如的两个儿子崔伯基、崔仲牟，一居清河，一居博陵，分化为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东汉时期的士族弘农杨氏，其先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羊舌氏，楚汉相争有被封为赤泉后的杨喜，杨喜第四代孙杨敞官至宰相。
士族多有一个高官的先祖，不过，仅仅有一个先祖还不足以成为士族。士族的形成与发展壮大，更依赖家族文化。士族是依靠诗书礼乐传家的。可以说士族即是文化家族。家族历史上多有文化名人。如清河崔氏家族在三国时期有崔琰，崔琰曾拜在大经学家郑玄门下，攻读经学。北魏时期有大学问家崔浩。据《魏书》本传记载：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弘农杨氏扬名海内，从杨震开始，杨震的父亲为杨宝精通《欧阳尚书》。杨震幼而好学，拜太常桓郁为师，杨震还博览群书，对儒家的群经“无不穷究”。被时人称为“关西孔子”。杨震的儿子杨秉、孙子杨赐、曾孙杨彪以至于玄孙杨修，全都“少传家学，笃志博文”。琅琊王氏是古代最为显赫的士族。其先祖被追溯到西周，但王氏家族作为名门望族，肇端于西汉，发展与曹魏西晋，鼎盛于东晋。家族发展中，西汉时期的王吉、王骏父子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吉在经学史上有相当高的地位。《汉书》卷三○《艺术志》叙述《论语》学术史云：“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王阳就是王吉，他能成为传授《齐论语》之名家，影响颇大。琅邪王氏家族还是文艺世家，如在书法艺术方面，造就了“书圣”王羲之这样的人物。北方大族的范阳卢氏，在三国时期上升为门阀士族，促使范阳卢氏门第上升的关键人物是卢植。卢植“才兼文武”，少年时与郑玄一起拜大经学家马融为师。学成辞归，“阖门教授”，“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卢植之后，范阳卢氏世代官宦，世代书香。唐初有“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中唐时期有诗人卢仝。这些士族人士，都有酷爱书籍的特点。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属士族。他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也是一个珍爱书籍的人。据《晋书宣穆张皇后传》记载，建安年间，曹操曾聘请司马懿为官，司马懿最初不愿意出山帮助曹操，于是伪装患了“风痹”，“口不能言，身不能动，托病不出”。有一次，司马家正在麦场上晒书，突然天上下起了暴雨。司马懿爱惜书籍，一时忘记了装病之事，慌忙爬起来收书。这件事被家中一个奴婢看见，她以为是司马懿病好了，急忙跑去司马懿的妻子张氏那里去报告。张氏“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张氏杀人灭口，固然太过残忍，但司马懿因爱惜书籍，竟然一时忘记了装病之事，这倒也说明他爱书感情之深。
有一些大家族，原为武官之家，但后来转武为文。仍然是依靠诗书礼乐传家。如扶风马氏，其先祖是战国时期赵国将军赵奢。赵奢在抗秦保赵中立下军功， 因其善于养马驭马而封马服君，后世子孙便以封为姓。秦汉时期马氏继续发展，武帝时期马通在抵御匈奴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时马氏仍是一个以军功而贵的家族，但后来，马氏由军功豪族逐渐向文化士族转变。这种转变从马援开始，到马融时，马氏家族已成为著名的文化士族。马融曾著《三传异同说》，并为《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淮南子》、《离骚》作注，为一代儒学宗师。再如，吴兴沈氏家族，也是由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沈氏祖上最值得后人夸耀的是沈戎。沈戎当过济阳太守。因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后改名吴兴武康），子孙繁衍，出过很多将领如沈充、沈庆之、沈仪之等。到齐梁时期，沈氏家族出了著名的诗人沈约，转为文化士族。被称为河东三著姓的柳氏家族也是如此。柳氏世河东，到西晋门第渐显， 如柳轨，官至廷尉卿，柳澹，为平阳太守。逢永嘉之乱，柳氏家族颠沛流离，其中的一支由柳卓率领南下徙居襄阳。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序列中，柳氏 被摒弃于门阀政治圈之外，这些家族寄寓他乡，为了防身保家而弃文从武。轨道， 杰出人才辈出， 显示其家族先后相继的政治活力。柳元景是柳氏家族中初露头角的代表，他是南北朝时期刘宋名将，参与元嘉北伐，官拜侍中，领左卫将军。宋孝武帝即位后，转任使持节、前将军、宁蛮校尉。柳元景的崛起，对其家族的发展却奠定了基础。“时柳元景宗强， 群从多为雍部二千石。”其家族势力的膨胀。后宋孝武帝刘骏辞世，刘子业即位，在位时，凶残暴虐，滥杀大臣。他的叔祖江夏王刘义恭和尚书令柳元景等人商量，想废除刘子业另立新帝，刘子业率领羽林军到刘义恭府第将其杀害，柳元景也遭杀害。其侄柳世隆时任虎威将军、上庸太守，远在上庸，因而得以幸免。柳世隆与权臣萧道成之子萧赜同在安西军府，二人交往甚密。建元元年（479年），萧道成受禅称帝，建立南齐，建元四年（482年），齐高帝驾崩，皇太子萧赜继位，柳世隆入朝任侍中、护军将军，历任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此后，柳世隆凭借皇权所给予的政治地位，极力改变自己将家子弟的形象，崇尚高门士族的风雅，受到世家大族的接纳。柳氏家族文人辈出，唐代即有柳芳、柳冕、柳公绰、柳宗元、柳公权等。
（二）士族文化
士族为文化家族，古代社会中“文化”与政治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士族在政治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到东晋时期，士族的政治影响到达了顶峰。东晋的司马睿政权的建立与维护，凭借的的王、谢、庾、桓诸大家族的力量，当时，士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王氏家族发挥的作用更大，以致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所谓“共天下”，不可能没有矛盾。而士族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这样，皇族和门阀士族之间，门阀士族和门阀士族之间，特别是几个大的门阀士族之间就形成了互相制约的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相互制衡，造成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宽松。由此，东晋时期士人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艺术创造力充分发挥的时代。宗白华曾讲：“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里说的是汉末魏晋六朝，东晋自然也包括在内，而且又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一个时期。王羲之、顾恺之和陶渊明等这些中国艺术史、文学史上的第一流的人物，都是出现在东晋。
在中国历史上，汉末至东晋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秦代以来的专制政治解体了，统一的汉帝国分成魏蜀吴三个国家。这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另方面唤起了士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关于这一时期社会的性质，日本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就属于贵族社会。对此，中国学者多有不同的看法，即使不能说这一时期就是贵族时代，但就这一时期士人的责任感、担当精神而言。这一时期的士族成员，与春秋时期的贵族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对此，钱穆向上说：“东汉末年，门第世家已露头角。因世代书生而变成了世代官宦，经过大扰乱的磨练，书生都转成了豪杰。于是三国时代又成一种特殊风格。三国俨然是一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从书生在大乱中跃登政治舞台。他们虽身踞国君、丞相、元帅、外交大使之高职，依然儒雅风流，不脱书生面目。……以前只有春秋时代有此高风雅趣。整个三国人物，都不脱书生气，同时也不脱豪杰气。”细说起来，汉末魏初与东晋，时代不同，士人心态也是不同的。汉末士人面对天下大乱，有拯世救民的情怀，文学艺术有着悲凉慷慨的风格，东晋时期士人对社会的动荡、战乱看得多了，有着的是对社会功利的超脱。追求的是文化的优雅、精致，对功利的超越。不过，这些也都与春秋时期的贵族心态有默写一致之处。春秋时期的贵族既有社会实践方面的勇气与担当精神，也有着文化生活中的优雅与精致。
士族特别重视文化的积累与传承，这使汉魏六朝时期成为文化成果丰硕的时期。这一时期，士人个人的文集开始大量出现和流传。这主要的士族成员的文化创造。据台湾学者毛汉光考证，在东晋南朝总共257 部个人文集中，只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24 个士族就贡献了183 部，占7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