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夹边沟记事》当中，作者记述了这样一场逃亡：
时值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右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因为反右运动被流放到了荒凉的夹边沟去劳改。
赶上了国内大饥荒时期，右派分子作为劳改犯自然分到的粮食更少，加上每天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很多人都饿死在了那个偏远的地方。
死后就被随意掩埋，并且掩埋后过上几天，人们就再也不可能找到坟墓了，因为那里没有墓碑，也没有人有力气挖坟，只是在尸体上撒些沙土，野地里狼多，送葬的人一走，尸体很快就会被狼吃掉。
因此有些人铤而走险，想到了逃亡。
但是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因为那里看守很紧，而且四处也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如果逃到火车站，会有人在那里把他抓回去。
其中有一个人，经过了严谨的计算，算准了火车开动的时间，在黄昏的时候逃亡，逃到火车站并没有急于上车，因为他知道火车站埋伏着抓逃犯的警卫。
他躲在暗处，一直等到火车缓缓开动了，才立马跑出来，扒上去，最后成功钻入车厢。
进入车厢后，他找了一个空位坐下，等到列车员来查票时，他假装是来视察的异地领导，蒙混过关。
辗转几趟车后，他回到了家中，与母亲、姐姐团聚。
但因为身份敏感，他不得不很快离开。他的姐姐用几包香烟帮他弄到了回老家农村的车票，那个年代坐火车不需要身份证，只要有票就行。
就这样，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惊心动魄之后，他回到了农村老家，在那里人烟稀少，他可以隐姓埋名。加上夹边沟那边的警察误以为他是被狼吃掉了，所以没有去追捕他，他得以一直安全隐居到平反的那一天。在这期间，农村老家就作了他的逃城。
在《圣经》里，逃城，是当年神指示以色列人建立的，为的是保护那些触犯了世间法律、但实际上是无辜的人。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但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作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民数记》）
除了地理空间上的逃城，神也指示每七七四十九年后，第五十年作为禧年，要释放囚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在现代社会当中，空间上的逃城已经找不到了，人们有时候会从制度设计上来尽量减少冤屈的发生，但这样的设计很多时候仅仅体现为寻求公正，而不是贴合逃城和禧年的更深切的初衷——彰显神的恩典。
所以有时候，一座虚拟的逃城在今天社会的形成，就往往来自于那些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事物，或者说是技术与制度的破绽。
在《帕丁顿熊2》里面，帕丁顿熊见义勇为却被误认为是小偷，在法庭上种种证据都对他不利，最终只能锒铛入狱。
在丧失了对家人的希望以后，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他选择和几个狱友一起越狱。
越狱成功后，顶着被追捕的危险，他跑到一个偏僻的角落，躲进一个破旧的电话亭里面，掏出耳朵里的一个硬币，投进电话机，打通了家里的电话。
这个电话使得他重新与家人取得了联系，从而让他获得了洗脱罪名的机会，结束了牢狱生涯，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拍摄这部伦敦城市宣传片的导演或许想不到，为什么远在万里之外的上海的我，会在看到电话亭这一幕的时候，将它和“逃城”联系到一起。
因为在我眼里，一个怀旧的伦敦和一个前进的上海，形成了一组有趣的对比。
并不是伦敦不前进，但是英国人比我们更热爱传统。
在《帕丁顿熊2》里，作为伦敦一大标志的电话亭是在一个陋巷当中破破烂烂地登场的，而帕丁顿站的蒸汽火车（象征英国辉煌的工业革命时期）在片头部分则属于被遗弃的东西，正是这两样“废品”一样的东西，最后为主角赢得清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试想，如果很不幸的是，主角遇到的是一列外表一体圆滚、速度惊人的高铁，那他们还有没有可能通过扒火车的方式，成功拦截反派，获得最后胜利；
如果夹边沟那位知识分子当年遇到的也是外表一体圆滚、速度惊人的高铁，恐怕他连如何下手都不知道，更别说在火车启动时顺利扒上去了，而且极有可能他连火车站都进不去。
就算顺利回到姐姐家，由于买票和坐车需要身份证，作为逃犯他将寸步难行，最后只能乖乖等着警察把他缉拿归案。
电话亭上海也有，只是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有人用。随着手机越来越普及，电话亭也终将成为历史。
有趣的是，在《帕丁顿熊2》里面，电话亭和一枚硬币联系在一起，作为主角危难时刻出人意料的帮助；
而在今天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则是手机与支付宝绑定在一起，共同支配和监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常常有年轻人感叹说：中国今日的进步，是那些所谓发达国家不能相提并论的。那些所谓发达国家一流城市，很多人还在使用传统的现金，而在上海这座城，你可以看到，短短两三年，移动支付已经遍布所有日常消费领域，从各种店面，到街头小贩，无所不包。除非你想施舍乞丐，否则出门根本不需要带任何零钱。
而现在，连地铁都可以直接扫码进站了。
当每年年底时支付宝捧出一份我的一年消费统计分析，一阵恶心涌上我的心头——当我被大数据分析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慢慢退化成一组数据，我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饮食偏好、一个在不同地点移动的图标、某个消费水平层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后，我是一种行为规律。
不仅如此，就算我说我作为一个人，有他们计算不到的地方，有他们分析不透的个性，有他们难以预期的偶然行动，但是，当有一天我所有的行为都要依赖一部手机，而手机里的所有功能依赖一个又一个的公司，那些公司又被某些权力掌控着，那么，我要到哪里去花我那一块钱硬币，又去哪里找我的电话亭呢？
于是我臆想出了现实之外的“伦敦”与“上海”。
在这个“伦敦”里，城市发展得不那么“完善”，有很多传统遗留下来的东西，各种技术也有好有坏，这里住着帕丁顿熊，他找得到电话亭，藏得住硬币，当他被这座城市某一部分——法律——所冤枉时，这座城的另一部分——传统、破旧和技术漏洞——将为他提供庇护和帮助；
而在这个“上海”里，城市发展臻于完美，技术进步无懈可击，所有落后的事物被一扫而光，人们的生活空前便利，我的所有生活相关的事务都被我的手机管家包揽，无需我操心，而我的手机管家隶属于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的存在让整个城市得以高效运转，从而实现我的生活的便利。
尽管我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但我像一个婴儿一样被照料着。而当我被这座城市的法律所冤枉时，我将发现我是如此的孤独，因为在这个给我定罪的系统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别的东西了。
一个技术成熟乃至完美的社会，只是看上很美，我们幻想着自己正在技术的进步中通往天堂，却不经意走向了极权的地狱。
在一个技术不完善，公共事物有迟滞的社会中，这些“不完善”作为社会的破口和裂缝，却往往也为一部分例外之人打开了生存的空间，从而像对于夹边沟那位知识分子一样，作为逃城或恩典降临在他头上。
而在一个极权社会里面，一切都那么完整，完整得像一块僵硬的铁桶，除了必然还是必然。完善的技术为极权的统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人们为了一时的贪欢让渡了自己作为完整的人的尊严。
但在这里，我们没有逃城，也没有大赦天下的禧年。
对于一个封闭的世界来说，恩典是一件多余甚至有害的的东西。
我们不觉得不自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自动降格，当我们精致的大脑打造出越来越多登峰造极的技术发明时，我们却一步步退化成了只服从于必然性的动物。
而在热爱传统电话亭与蒸汽火车的伦敦，那里的狗熊却正作为人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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