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1898年3月14日—1982年2月26日)
原名张家骐， 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 爱国民主人士，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 研究家系张锦芳之子，过继给其伯父张镇芳。张伯驹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并称“四公子”。除诗词学家而外，张伯驹还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京剧艺术研究者等身份于一身。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
张伯驹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从30岁 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当初仅为爱好，曾买下中国传世最 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 《游春图》、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上阳台贴》等等，经他手蓄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 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
张伯驹先生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艺术，建国初期，张伯驹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中国书法研究社、诗词研究社，直至临终前，还对中国韵文学会筹备事宜念念不忘。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
张伯驹先生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河南提法使等职。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
张伯驹先生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 “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 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 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 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 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 理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 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 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 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 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 运动。
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 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 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 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 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
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 (1980年平反)。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悉 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 医院，因所谓“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 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 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便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 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不幸离开人 世，享年84岁。
张伯驹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他自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时出于爱好，继以保存 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他不惜一掷千金，虽变卖家产或借
贷亦不改其志。如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 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等。经过他手蓄藏 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 被称为天下第一藏。自云:”一件《游春图卷》使他从豪门 巨富变为债台高筑，甚而被匪徒绑架、生命堪虞，犹称“宁 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其传奇般的际遇，成为久传不 衰的佳话。不惜代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既是出于爱国至诚，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张先生慧眼识宝，所藏书画件件堪称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在他的藏品中，晋陆机《平复帖》是中国传世书法作品
中国年代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则是传世最早的卷轴画，也是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合为双璧。此外还有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等，都是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
对于斥巨资购藏并用心血保护的法书名画，张伯驹先生和夫人潘素女士(金碧青绿山水画家)并不视为一己所有，而是看 作全民族的文化遗产。
自20世纪50年代起，张先生夫妇陆续将收藏30年之久的书画 名迹捐献国家，使这些文物成为博物馆的重宝，表现了崇高 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1965年，张伯驹将《百花图》以及所剩的其他古书画共计三 十多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也就是吉林省博物院时，当时吉林省有一位叫宋振庭的文化官员，他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而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等古代书画极品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1956年，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著名收藏 家张伯驹及其夫人潘素，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 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 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
陆机的《平复帖》，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虽 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 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的《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一向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张伯驹还曾 通过当时的统战部部长徐冰，把自己珍藏的李白真迹《上阳 台帖》捐献给喜欢书法的毛泽东(1958年由毛泽东转给故宫收 藏)。所以张伯驹在动员大会回来后就跟夫人潘素商量买公债 之事。“当时家里生活是没什么问题，但没有多少现钱，因 为钱都买了字画，哪还有钱啊!”于是张伯驹与夫人商量，将 30载所收藏的8件精品捐献出来，成为故宫的永世藏品。政府 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婉言谢绝。“他说得很简单， 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 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 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张伯驹的女婿楼宇栋回忆。
“很多人不理解父亲，把好大一座房子卖了，换了一个帖 子，再把这个帖子捐出去，到底为的是什么?但我能理解他， 我真的能理解他。”张传彩老人很平静地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爱国家的人，他认为这些文物首先是属 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只要国家能留住他们，他付出多 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据当代资深山水画家、国画理论家关瑞之先生回忆:1980年夏，他陪同张伯驹、关松房、启功、魏龙骧等老人同游颐和 园时，河南的一位领导问关松房、张伯驹两位老人:当今很 多名人都在考虑建博物馆、灌唱片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世， 您们是不是也有考虑 张老回答:“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张老的回答令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对其肃然起 敬，这是张伯驹先生1982年过世前对个人收藏的一次公共感言。
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亲笔为捐献8件国宝 的张伯驹颁发了一个褒奖令，这张薄薄的纸片，被张家仔仔 细细地保存着，它也见证了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 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 当时归溥儒(溥心畲)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据王 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 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 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也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 万元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来偶然 得知溥儒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傅沅叔斡旋，以4万元 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 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 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 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 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 “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 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 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 面。谁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 的人带走。 绑架者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 秘密——他们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 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绑架者明显是 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 些珍贵的字画了。“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 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都买了字画。”张传彩回忆，最简单 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 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 尤其那幅《平复帖》!“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 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 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 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 幼的张传彩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后来 的几年里，张传彩只记得父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 间，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母亲潘素为了不让 像《平复帖》那些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地 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 张伯驹与《游春 图》，
是另一段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佳话。30年代溥仪到东北 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1945年，随 着日本的战败，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吾人即建议 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 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 回。”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认为，那批文物中 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琉璃厂一位 叫马霁川的老板正为一幅古画寻找买主，这幅古画正是稀世 珍宝《游春图》。张伯驹原本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买下，并 表示如果经费不够，自己“愿代周转”，但故宫方面仍未有 回应，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心个人出面。“张伯驹”这个名字以及他独特的价值，因为那段特定的历史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有关这位传奇人物的那些并不算老的往事被逐渐开掘出来，即便只是流年碎影，但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张伯驹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的。收藏有两大要件:一为财，二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于后者，天生聪慧的张伯驹有令人惊叹的过目不忘的本领。
他自己曾回忆，在友人家里偶翻一书，过若干天后，还能将其中诗句背诵下来，而持有此书的友人却毫无印象。有人曾经描写他所见到的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张伯驹那时所经历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而对世俗的生活相当淡漠的张伯驹，好像也一直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张伯驹的老朋友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
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张传彩说。 张伯驹散淡的个性，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有很传神的描述:“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1945年， 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 王世襄后来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 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 “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 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 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 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 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 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 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自己拿到 这幅“稀世之宝”时的心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 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有人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有了。周汝昌: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
史树青:我们近代没(接触)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 有涵养的人。国画大师刘海粟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1995年5月，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出版画册，其中有一幅“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莫斯科 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 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 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 去......”
王世襄也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 《平复贴》、黄金17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件 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 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京剧老生，别署冻云楼主。张伯驹先生在京剧艺术
方面的造诣和声望也是很高的;他自幼便喜爱京剧，曾自言
八岁时在下天仙戏院看杨小楼九阵风的戏。
青年和中年时，正值中国京剧的鼎盛时期，后看余叔岩戏并 向余的琴师李佩卿学戏一年内即能彩唱。并从钱宝森、王福 山习武工。《别母乱箭》为常演剧目。曾与田桂凤、梅兰芳 同台演出，杨小楼、余叔岩、程继先、王凤卿等曾为其傍演 《失空斩》。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 冯耿光等组织“国剧学会”。张伯驹学京剧严守传统的要求。他下的功夫也很深，调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但他对余叔岩的剧艺，却是熏陶得比直接学的多。他的著作《氍毹纪梦诗》也记载他学戏的情况，“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为什么“未传犹有太平桥” 呢?余叔岩曾对张伯驹说过:“过桥一场，一足登椅，一足登 桌，敌将一枪刺前胸，须两手持枪硬僵尸摔下。饰敌将者， 检场者皆须在行，否则易出危险。”所以这场有危险的戏未 传张伯驹，可见余叔岩对其倾尽心力，备极爱护。
民国二十六年他四十岁生日，为了赈灾所演的一出《失空斩》可谓是他在京剧上最出名也是最难得的一次演出。他饰孔明、余叔岩的王平、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仙的马岱、陈香雪的司马懿、钱宝森的张郃、慈瑞泉、王福山的二老军带报子。演出在隆福寺街福全馆，当天盛况真是空前。许多外地戏迷远道赶到北京为看这出艺坛绝响，人誉之以杜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此剧曾拍摄了纪录电影，传闻原版后流入美国，不知确否。
个人语录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 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穷通不改大家风，一任云天化碧空。地裂天青心似水，襟怀落落对苍穹。”
十年浩劫开始，张伯驹被批斗、抄家、隔离审查。1969年， 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由一是令其退职; 二是送往舒兰农村插队落户。舒兰地区因张伯驹夫妇年老而 拒不接收。张伯驹、潘素回到北京，因无工作、无户口以出卖家产度日。
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张伯驹为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员。1978年，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批准了吉林省文物局上报的关 于对张伯驹的复查结论，当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1月，张伯驹、潘素夫妇画展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
1980年，张伯驹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 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 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 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
1982年3月26日，举行了张伯驹追悼大会，叶剑英、邓颖超、 王震、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赵朴初、夏衍、胡 愈之、牛满江、刘海粟等二百多人送了挽联，五百多人参加 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