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8年第一批留日士官生赴日到1937年，前后计有22期、1600余人中国学生在日本学校军事。留日士官生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影响，如同著名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说：“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中国学生赴日留学远远超过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01 留学日本兴起</h1>
甲午战争是中国军事教育转折点，此战不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连数量占绝对优势的陆军也损失惨重，以致朝野震惊，举国哗然，自大的中国人认为被西方列强打败是耻辱，而现在被一位东方邻居、文化附庸的小国打败，就更加耻辱了。清政府也认识到日本是“专用西法取胜” ，光绪皇帝感慨：“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 居夏日而御冬裘也。” 从此，清政府开始着力于军事改革，开始编练新军。
军事近代化的基础是军事技术的近代化，实现现代化需要一大批军事人才。甲午以后，清政府一方面在国内设立各种类型的军事学校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则向国外大量派遣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军事科学技术。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3">02 日本政府出资邀请</h1>
面对甲午战后复杂的东亚国际局势，日本政府和军部也希望通过培养清政府选派的陆军留学生，增强双方的互信与缓和甲午以来的敌对关系， 并谋求借此巩固和扩大在华权益。于是，1898年5月，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愿意接受中国留日军事学生，并提供相关教育费用的邀请。
中国最早向日本派遣士官生是1898年浙江派遣了吴锡永、陈其采、舒厚德、许葆英4人赴日学习军事。以后湖广先后派遣了段兰芳、徐芳谦、萧星垣等24 人。随后其他各省纷纷仿效，相继派遣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到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即有143人，第二年赴日学习陆军的中国留学生已不下1000余人。中国留学生大多从士官学校毕业后即回国，最高一级的是日本陆军大学，日本政府害怕中国人掌握高深军事知识，所以陆军大学对中国留学生限制极严，中国留日生考上日本陆军大学的极少，辛亥革命时期在新疆响应武昌起义的杨缵序有幸考上了陆军大学，回国后便更受器重。
日本海军省戒心较重，不太愿意接受中国学生，直至1905才勉强同意接受少数中国学生。同年清政府选派管轮毕业生封燮臣、王孝慕、李承曾、胡思浩、薛君谦等5人赴日学习新式机炉制造技术，成为近代中国海军学生留日的开端。由于日本海军常常在训练问题上歧视中国学生， 使其无法学到实用的知识和技术， 致使很多海军学生不愿去日本留学， 或者是入校后就自动退学。因此，1909年夏，清政府主动提出了停派留日海军学生。从1906年至1909年夏，清政府先后共选派留日海军学生100多人。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4">03 清政府不允许自费学习军事</h1>
最初赴日学习军事的留学生都是清朝官费生，当时国内兴起了一股赴日留学热潮，到20 世纪初，除了官派生外，更有许多自费生赴日学习军事。
清政府担心自费留学生学习军事将危及其统治，故规定“ 武备一门，非官派学生不准保送”，但留日学生的“军事热”很快冲击了这一限制。1902年7月，因驻日公使蔡钧拒绝保送9名自费留学生人学成城学校，导致了中国留日学生包围驻日公使馆的事件。
成城学校人学事件发生后， 日本军部不愿在日俄战前得罪清政府，乃与清政府达成协议，成立了专门的清国军事留学生预备教育机构—振武学校。
1903年7月，日本军部在东京牛达河西町开设了振武学校，把成城学校学生全部转到该校，规定凡申请人学振武学校者，必须年龄在16岁以上，具备适当学历，通过清政府委派，经审查合格后，方准许人学。据此，清政府在1904年5月制定了《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规定学习军事的学生，必须先由各省督抚咨送练兵处，经练兵处考选合格后，才能被派遣，从国内切断了自费生学习军事的途径。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与部分军官乃暗中鼓励和支持的寺尾亨博士创办私立军事院校—东斌学堂，专门收容被振武学校拒之门外而有革命思想拟习军事的自费中国青年， 从中培养反清革命志士和亲日军事人才， 同时也解决了自费生就读军事院校的问题。（北伐军四川总司令夏之时，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毕业于此校）
早期留日的中国军事留学生，大多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再入专门军事学校作进一步的深造。后来，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 中国留学生除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外，还可选择陆军宪兵学校、经理学校、测量学校等专业军事学校, 接受专门的军事技术教育。中国留学生进入上述学校学习者, 前后共有1 78 人，大部分因辛亥革命爆发而辍业。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5">04 辛亥革命中流砥柱</h1>
在同盟会成立后的2,3年内,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三百多人中约有三分之一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核心力量。
这些加入革命党的留日士官生回国后，积极传播了革命民主思想,使大批学生、士兵投向了革命阵营，使得大清的军事学校和新军变成了革命的堡垒。
辛亥革命是一次武装斗争的革命，士官生脑中的军事知识、手中的武装力量便至关重要，他们有的运筹帷幄，策划起义，如李根源、许崇智；有的冲锋陷阵，参加起义，如蔡锷、张凤翊；还有的由于声望被推为领袖，如阎锡山、李烈钧；士官生的揭竿而起使革命风潮更加汹涌澎湃，即便是在清廷的“直隶之区”也被搅得地动山摇，张绍曾在滦州筹备起义，吴禄贞在石家庄截夺军火，并且准备“兵谏”，直捣黄龙。辛亥革命最早独立的14个省中，有7个省的都督由士官生担任，他们是陕西都督张风翔、山西都督阎锡山、云南都督蔡锷、江西都督李烈钧、贵州都督唐继尧、四川都督尹昌衡等。
许崇智
李根源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6">05 维护共和，反对帝制的先锋</h1>
1913年，孙中山讨袁，发动“二次革命”。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李烈钧率校友第一师师长欧阳武、混成旅长方声涛等首先起兵，接着，江苏讨袁军参谋长何成睿率校友，第八师师长陈之骥、旅长王孝缜闻风而动，同时，淞(沪)军司令钮永建、闽军司令许崇智、湘军旅长赵恒惕等挥兵响应。
李烈钧
1915年，“洪宪帝制”甚嚣尘上，民国危在旦夕，一批以士官生为主的将领揭竿而起，建立护国军。第一军司令蔡锷及麾下校友参谋长罗佩金、第二梯团司令赵又新、第三梯团司令顾品珍等挥兵四川。第二军司令李烈钧及麾下校友第一梯团司令张开儒、第二梯团司令方声涛等挺进两广。第三军司令唐继尧及麾下校友第二梯团司令韩凤楼、第三梯团司令刘绳武、第四梯团司令庾恩砀、第五梯团司令叶荃等镇守云贵。各地士官生举旗响应，李根源在广西策反，钮永建在上海兴兵，刘存厚在四川易旗，最后，袁世凯的皇帝梦终于破灭。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7">06 社会进步的探索者</h1>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一批士官生挺身而出支持“地方自治”，1920年，赵恒惕支持湖南开始全国最早的“省级制宪”；同年10月，刘存厚等发表“川人治川”的联合通电；几乎同时，蒋作宾、孔庚、何成溶分别担任湖北自治政府的临时总监、政务院长、自治军总指挥职务；1924年，蒋尊簋组织“浙江自治委员会”；在此之间，云南的唐继尧、顾品珍也对联省自治表示同情。尽管士官生的动机复杂多变，但他们的行动却为“联省自治”推波助澜，使之一度“风声所播，举国从之”，吸引更多的人关心民主，探索真理。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8">07 留日学生成为民国军事主要力量</h1>
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中，同样可以看到士官生的身影。例如：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许崇智，第一师师长王柏龄、第二十师师长钱大钧；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张辉瓒；第六军军长程潜、参谋长唐莽；第十九军军长陈仪；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谷正伦；第三集团军司令阎锡山、参谋长郭宗汾、朱光绶，等等
留日学生中的杰出者，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家和军事理论家的有吴禄贞、蓝天蔚、蔡铐、蒋方震、蒋作宾、方声涛、李根源、程潜、李烈钧等。
留日士官生还翻译、著述了大量的军事理论书籍，丰富了我国近代的军事思想。微观实操方面，翻译了《步兵操练要点》、《兵器学》、《陆军成规类典》等，编写的著作有《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宏观军事战略论著有蒋百里《战争论》、蔡锷《曾胡治兵理论》、杨杰《孙子浅说》《国防新论》《国防与军事》等著作。所以有“民国前后, 我国军界人物多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说法。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9">08 留日学生中的清朝保皇官员和汉奸</h1>
由于个人经历不同，留日学生所走的道路也不同。如在士官毕业生中的铁良(一期)、良弼(二期)、陆光熙(七期) 等，都死心塌地维护清王朝的存在；留日军事教育也培养了一批亲日派分子，不借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甚至沦为汉奸，成为民族败类。其中如1929年与日本勾结，阻挠东北易帜的奉军参谋长杨宇霆；抗战期间，组建或参与伪政权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会议议长王揖唐、伪满财政部总长熙洽、伪满军政部大臣邢士廉、伪满奉天省长臧式毅等; 成为汪伪政权军事将领的张岚峰、何佩路、王永泉、杨撰一、肖叔宣、黄自强、杨仲华(均为陆军士官生)、凌霄、李慧济(均为海军留学生) 等。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0">09 留日军事教育促进近代中国军阀滋生</h1>
近代中国军阀丛生，战祸横行。部分士官学校毕业生私欲膨胀，为军阀割据、国内混战摇旗呐喊，同窗校友同室操戈，他们几乎参与了1916年至1927年间的所有混战。教育家舒新诚在《近代中国留学史》评论说:“ 军阀如此横行，留日陆军学生应负重大责任。”
在北方，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划地为牢，以山西为自己的禁脔，成为近半个世纪的“山西王”；野心勃勃的徐树铮，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编练参战军，出任“筹边使”，一度成为名声显赫的“西北王”。在东南，齐燮元控制苏南，企图称霸江苏；赵恒惕称兵三湘，妄图成为“湖南王”；军阀中的“后起之秀”孙传芳先后占领福建、浙江等地，以“福建王”、“浙江王”自居，以后又借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司令的名义，做起“东南王”的迷梦。在西南，曾经是同盟会会员的刘存厚、罗佩金等人激战于天府之国，先后割据四川；曾经被誉为“护国英雄”的唐继尧更是占云南、控贵州、进四川，幻想成为“西南王”。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1">结语</h1>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经历表明，中国留学生在20世纪初，他们已经逐步摆脱早期的边缘化境地，开始握重权，“叱咤风云”地进入主流社会。他们的行为证明，留学生的“社会作用”更为复杂，不但可以为社会进步冲锋陷阵，贡献力量，也可能成为旧势力的工具，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通过再现历史，也留给当代留学潮令人深省的历史启示。
参考资料
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2、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3、姜新《略论民国初年的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毕业生》，《民国档案》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