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三年级时（1938年），井上梅次和其他同学出席了电影导演山中贞雄的葬礼。那时候，梅次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更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而葬礼过后数天，京都朝日会举办了山中贞雄名作展，那是梅次第一次看到《人情纸风船》，“我被深深感动，第一次感觉电影是那么美好的东西”。井上梅次如此说道。
世事难料，就如同他不知道自己与电影的缘分一样，他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去香港邵氏公司开始自己另一段电影生涯。
井上梅次与邵逸夫是通过摄影师西本正介绍的。1965年，邵逸夫独自去东京见梅次，希望他能在转年去香港工作。当初说好的是每年拍两部电影，签证也是每次三个月。向日本税务局申报时，需要查看合约，便请邹文怀帮忙，谁知他竟然把合约改成一百部。
▲ 被誉为“香港彩色电影之父”的摄影师西本正
1966年，邵逸夫派十五个人去日本松竹的大船片场参观拍摄，这其中有两名导演，三名摄影师，两个美术指导，五个灯光师，两名助导和一名翻译。董事长陆运涛逝世后，国泰业务日渐衰落，邵氏便趁机垄断香港制片业。可惜，邵氏空有一流设备，而缺少可用的人材。因为，邵氏的导演大多是演员或外行兼任。比如，制作总监邹文怀就是记者出身。他们希望从井上梅次身上学会效率和高品质的拍摄技巧。在邵氏的日子，梅次每天早晨准时在9点10分入厂，比其他人更早开始工作。
▲ 那个年代的邵氏掀起了黄梅调和武侠片的热潮
来香港之前，井上梅次从来没有看过香港电影。邹文怀和汪晓嵩在剪辑室里，给梅次放映电影预告片，那是梅次第一次接触香港电影。电影的名字，他不记得了，印象中是一些马和群众的镜头，阵仗不小。起初，梅次很惊讶，但后来看了成片，才知道拍得很差，只有几幕镜头值得一看。他因此感觉自己是来对了地方，这里是需要他的。
▲ 邹文怀与李小龙
那时候优秀的香港电影人的确不多，管道具的人很卖力，井上梅次甚至想把他带回日本，包括西本正的摄影助手华山（升为摄影师之后，慢慢走上导演之路，拍过很多电影），梅次觉得很有责任感。但是在日本，十个人当中，七八个人是中规中矩，会有两三个人才，而当时的香港，给他的感觉是，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优秀的。
这样一来，井上梅次需要带很多日本电影专业电影人来香港协助拍摄。最初只有七个人，除了梅次本人，还包括摄影师、美术指导、制作主任和三名助理导演。拍歌舞片时，又增加了十个人，包括作曲家、排舞师及舞蹈演员。接着，武术指导也从日本带来两组龙虎武师，这还没完，灯光上也有需求，于是又从日本带来八名灯光师，前前后后，这就是50人左右，当时在片场真是热闹非凡。有意思的是，有段时间日本电影走下坡路，竟然有松竹的日本导演助理跑到香港来学艺，不过，这些中没有一个人成为导演。
▲ 井上梅次导演的《香江花月夜》，中间的演员是郑佩佩
井上梅次喜欢培育新人，当时台湾演员何莉莉给她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一次，邵逸夫要翻拍他的《想跳舞的夜晚》（1963年，也就是上面剧照里的《香江花月夜》），询问梅次的意见，问他是否要启用新人。于是梅次挑选了三个女演员何莉莉、郑佩佩和秦萍。邵氏想拍何莉莉性感的一面，她却不肯，哭着要回家。她的演技也很稚嫩，三个小时才能拍完一场戏，这就让梅次要在香港多待上三个月。梅次从头教何莉莉如何演戏，还好，何莉莉还算聪明有悟性，几天后的状态判若两人。因此，何莉莉的母亲把梅次当成大恩人。
▲ 井上梅次编剧导演的作品《遗产五亿元》
同样来自台湾的汪萍，她的处女作就是在井上梅次的电影《遗产五亿元》扮演盲女，她在1982年获得过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电影《武松》中扮演潘金莲）。当年的汪萍刚刚出道，参加邵氏的晚会时，穿得很朴素，于是梅次就带她到附近买了像样的晚装。
男演员方面，曾出演井上梅次电影的陈厚跟他的交情最深。陈厚1970年死于肠癌。在患病期间，梅次曾避开传媒给陈厚带过药品。
▲ 陈厚在井上梅次的《女校春色》中的扮相
关于翻拍，梅次表示，《青春鼓王》没有日本版的《唤风汉子》好，但是他认为《香江花月夜》要比《想跳舞的夜晚》拍得好，难怪主演过此片的郑佩佩认为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好的歌舞片。关于这部影片中的芭蕾舞戏，还要说到梅次性格里的不服输。美国1948年的电影《红菱艳》，有十五六分钟的芭蕾舞片段，是出自舞蹈家莫伊拉之手。梅次认为自己也可以拍得更好，所以才有了影片《胜利者》中那十三分钟的戏。
1968年的《花月良宵》是翻拍1954年的梅次的日本电影《东京灰姑娘》，这部影片是为女演员李菁量身打造的，因为李菁很想出演井上梅次导演的电影。《东京灰姑娘》着重在亲情上，而《花月良宵》则着重在爱情上。
▲ 《花月良宵》剧照
井上梅次对电影配乐很看重，特别喜欢用现代风味的音乐，尤其是爵士乐。于是向邵氏请来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为自己在香港的电影作品作曲。一次，服部良一在酒店作曲时，电子琴没用变压器，差点起火。
▲ 照片中唯一的男性即是作曲家服部良一
井上梅次之所以对爵士乐感兴趣，是因为在日本的时候，几乎每晚都去混爵士吧。银座当年有个Tennessee的爵士吧，井上梅次在日本拍摄的《唤风汉子》就曾按照那里的布局搭建拍摄场景。战后，日本开始流行爵士乐，Frankie堺、George川口和白木秀雄被誉为三大鼓手。井上梅次不喜欢土气的歌舞片，他想拍华丽新颖的东西。日本从前的歌舞片，在梅次眼里是毫无节奏可言的。
▲ 白木秀雄的专辑
邵逸夫毕竟是商人，他当年对井上梅次如此重视，正是因为香港电影的特殊环境。那个时期，拍得多赚得就多。井上梅次属于三个月就能拍两部影片的导演。邵逸夫当然会重用。当时，单在东南亚，一部电影就能赚上三四千万日元。一些邵氏的导演一年可能也拍不完一部，这自然是不能和井上梅次相提并论。而且他不但速度快，能保证质量，还懂得如何控制成本。本来梅次只在一月份到四月份才会去香港（五到八月份天气太热），但是邵氏甚至会派演员到日本来，邀请梅次给他们多拍几部电影。
当然，一切没有永远。亚洲电影节在香港举行的那一年，东宝的松冈功和松竹的城户四郎在羽田机场向日本传媒说道：“日本电影之所以在东南亚越来越不卖座，是拜井上梅次所赐，因为他把日本电影技术都传授给邵氏了。”
▲ 在片场工作的井上梅次
而事实上，是日本当初的漫画化的电影，外国人根本看不懂，结果日本电影人把责任推到了让井上梅次身上。不久，松竹打电话说城户想见梅次，他没有埋怨梅次，只是希望他继续为松竹拍片。但是，一个叫三岛的高层透露给梅次说，城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希望他再去香港拍片了。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比如邹文怀离开邵氏，方逸华接任等等，总之梅次就这样结束了在邵氏的岁月，也就没有实现当时所说的为邵氏拍一百部电影的计划。
让井上梅次遗憾的是，台湾报纸曾多次报道他对香港电影的贡献。恰恰是香港人对他只字不提，因为邵氏不想提及日本导演的参与，甚至要求梅次用中文名，被梅次拒绝了，曾几何时，日本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电影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井上梅次选择在日本复兴成长时期拍摄充满活力的电影，在香港做的电影证实了他的电影可以适合不同国家的观看，作为一个电影人来说，这是最值得称道和被电影史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