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奥斯汀画像
“关于简·奥斯汀的每一条信息、每一次阐释，都是国家大事。”伦敦大学女教授卡洛琳·斯珀津用这句有力的话回应了那些视简·奥斯汀小说为“茶杯文学”“庄园文学”的言论。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婚姻是简·奥斯汀所有小说的中心主题，她不写历史事件，不写战争，只是痴迷于创作与金钱、爱情和婚嫁相关的凡人琐事。这些年重读她的作品，我们越来越发现人类的情感是隽永的主题，并不比历史题材缺少书写的价值；更何况简·奥斯汀的作品中其实也从未缺少历史因子，她描写的社会缩影与经济、政治有着深刻的联系，平凡人的故事也因此更加丰富，更有力量。
奥斯汀生活的时代，英格兰由国王乔治三世掌权，社会正在发生巨变。尽管她在世只有42年，但她活着的时候经历了包括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特拉法加战役、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等在内的重要历史时刻。
正如她被历史事件包围的一生，她笔下的人物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下产生的。她用自己独特的幽微笔触，含蓄地描写出时代变化对社会阶层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尽管她描写的是自己熟悉的中等阶层圈子里的生活，但让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所思所想的真实一面，揭示了等级制度、财富、人际关系对人们生活的驾驭和影响。她的作品还像浮世绘那样，记录着婚丧嫁娶的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经济、农业、交通、娱乐、饮食、服饰、疾病等方面的细节—— 好的作品总会提供不同的门径邀读者进入，像百科全书那样展现一段历史的方方面面。英格兰社会图景在奥斯汀的小说中徐徐展开，她绝不仅仅是用女性的声音讲述一个简单的浪漫故事而已。
01.
一部杰作的曲折出版
奥斯汀一生都在一个对女性有着僵化期望的社会中写作，这期间现代女权主义奠基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为女权辩护》这一女权主义著作。彼时的英国，女性不但没有投票权，没有享受公共教育的权利，更没有财产自主权，只能在经济上依附男性，不平等的观念牢牢占据着人们的意识。在认为女性的最终归宿只有家庭的年代里，奥斯汀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在父亲的藏书中完成自我学习和教育。她终身未婚，坚持自我，匿名出版自己的作品， 成为第一位被列入英国文学经典的女性，也是英国唯一一位能与莎士比亚媲美的女性作家，可见她对英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有多么重大。
《爱玛》的出版颇费周折。1815年秋，奥斯汀将《爱玛》交给伦敦出版商约翰·默里。默里向奥斯汀出价450英镑，以换取《爱玛》及其前两部小说《理智与情感》和《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版权。面对这个出版条件，奥斯汀称默里为“流氓”，决定自己保留版权。默里最终分三卷出版了《爱玛》，首印2000本，但奥斯汀自己支付了广告费。1815年12月，这部小说的第一版在书店上架。和她以前的小说一样，《爱玛》也是匿名出版的。
《爱玛》继承了奥斯汀一贯的优美风格，又保证了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为读者提供了精彩的阅读体验。爱玛这个角色与之前奥斯汀创作的角色有明显的反差—— 是一个不怎么让人愉快的角色—— 用奥斯汀的话来说是“一位除了我自己以外没人会喜欢的女主角”。不仅如此，在故事情节上奥斯汀还加入了侦探小说才有的悬念感，因果关系隐藏在幕后，仿佛侦探破案一般，爱玛通过对身边人物和事件的观察和分析，逐渐让人物情感关系浮出水面。得知真相后，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得不倒回去重新发现早已埋藏好的伏笔—— 那些我们跟随爱玛一起错过的线索。
200年过去了，简·奥斯汀的小说跨越世纪，跨越国界，经久不衰。重读经典，不只是重温时代的风尚和耐人寻味的故事，我们还可以打开自己，不断刷新习以为常的认知，激发新的阅读体验和思考。尽管《爱玛》可能不如《傲慢与偏见》名气大，但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家认定这是奥斯汀的杰作。
也许奥斯汀不会想到，现代读者爱上了那个她觉得无人喜欢的爱玛，甚至爱上了她身上的缺点—— 爱玛被看作独立勇敢的现代女性典型，会学习、会思考、会推理、会成长。在爱玛的故事里，我们会和奥斯汀的思想相遇—— 女人的前途和幸福并不取决于婚姻，女性应该被允许有缺点或犯错。在现实生活里，每个女性都可以成为爱玛，而不必成为令所有人喜欢的完美女人。
▲ 影片《爱玛》剧照
02.
常常犯错的爱玛——
简·奥斯汀笔下最具特色的角色
爱玛是奥斯汀笔下最不拘一格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1从一开头就聪明清醒，接近完美，遇到事情懂得深思熟虑，不会像爱玛一样冲动；埃莉诺2理智谨慎，懂得控制自己的感情，比爱玛更懂得设身处地地考虑别人的需求；安妮3更加成熟年长，深谙世俗人情，在家中没有得到爱玛拥有的宠爱，却能帮助家庭渡过困境，对朋友也非常有同情心。爱玛身上有明显的缺陷，不恪守淑女的行事准则，这是一种反男性视角的叙事方式，为小说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魅力。
伍德豪斯是书中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爱玛·伍德豪斯含着金汤匙出生， 可以说是海伯里村最富有、最聪慧的姑娘。
母亲很早去世，她被彻彻底底地宠坏了，就像所有恃宠而骄的年轻人一样自信不疑，傲慢不逊。
父亲年迈且神经质，尤其害怕改变和孤独，爱玛在姐姐嫁人后下定决心不结婚，要陪在他身边。她虽然善良热心，开朗乐观，但很爱管闲事，自认为是一位出色的红娘，以为自己可以通过观察人们的情感来为他们配对，自以为是地将她的家庭教师泰勒小姐和鳏夫韦斯顿先生的好姻缘归功于自己的撮合。
她与天真的17岁女孩哈丽特·史密斯成为密友，武断地包揽哈丽特的终身大事，劝哈丽特拒绝向她求婚的富有农民罗伯特·马丁—— 虽然哈丽特是私生女，住在当地的女子寄宿学校里，但爱玛确信自己可以改造她，把她引入上流社会。奈特利先生为此和爱玛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奈特利先生是伍德豪斯家族的好友，是爱玛姐夫的哥哥，比她年长，熟知她的个性。父亲和奈特利先生告诫爱玛不要再干涉别人的婚姻，爱玛异想天开，乱点鸳鸯谱，一意孤行地鼓励哈丽特爱上牧师埃尔顿先生，极力撮合他们。直到埃尔顿明确表示他爱的是爱玛而不是哈丽特，爱玛才又羞又恼地明白了真相，是自己完全忽略了埃尔顿心中的算盘。埃尔顿认为他和哈丽特小姐之间地位悬殊——
“我还不必绝望到认为自己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对象，要自降身价接受史密斯小姐！（P100）”
韦斯顿先生的儿子弗兰克·邱吉尔在伦敦由舅舅和舅妈抚养长大，舅舅和舅妈把他视作他们的继承人，他回到海伯里看望父亲，立刻成为人人喜欢的人物。爱玛很享受弗兰克的调情，认为是自己的魅力吸引了他，将弗兰克视为潜在的追求者。舞会后，弗兰克从吉卜赛乞丐手中救出了哈丽特。当哈丽特告诉爱玛她爱上了一个比她社会地位更高的男人时，爱玛认为她指的是弗兰克，并为他们打起了算盘。奈特利再次试图警告爱玛，他猜测到弗兰克和简·费尔法克斯有隐情。
习惯了万千宠爱、听惯了奉承的爱玛对奈特利的建议和分析总是嗤之以鼻。这看似混乱的情感关系直到弗兰克的舅妈去世才终于真相大白——弗兰克和简·费尔法克斯早已秘密订婚。他与爱玛的暧昧一直是掩饰他秘密的屏障， 现在弗兰克终于可以娶简·费尔法克斯为妻了。
爱玛担心哈丽特会再次受到打击，然而哈丽特承认自己爱上的其实是奈特利先生，并非爱玛猜测的弗兰克，因为奈特利先生在最近的一次乡村舞会上主动请她跳舞，使她免于被埃尔顿先生和他新婚妻子冷落的尴尬。这时爱玛才意识到她也爱着奈特利先生。爱玛在为自己的判断错误懊悔时，意外得知哈丽特决定嫁给罗伯特。整部小说以三段婚姻的圆满收场结束：简·费尔法克斯和弗兰克、哈丽特和罗伯特以及爱玛和奈特利先生。
03.
独立坚强的爱玛——
一个“觉醒”的女性世界观
《爱玛》是简·奥斯汀创作的唯一一部用女主角名字命名的小说，与她其他的小说一样，这部作品本质是保守的，爱玛最关注的还是婚姻和阶级问题。《爱玛》的情节围绕着女主人公的择偶展开，展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危机和局限。19世纪英国的社会地位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家族姓氏、性别、出生权、名誉和财富等——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
当时英国社会潮流中，女子以婚配作为自己寻求经济保障、提高社会地位的路径，上流社会的家庭重门第，不顾女子感情，不鼓励跨阶级的通婚行为。女性的经济困境是导致自己被迫结婚的重要原因，简·奥斯汀总在小说中强调物质基础对女性婚姻和生活的重要性，爱玛的经济条件让她拥有了当时普通女性所望尘莫及的特权—— 独立自主，不把幸福寄托于婚姻。
爱玛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18世纪末的端庄淑女，她因为母亲的缺席、父亲的软弱而无人管束，父亲默许她年仅十二岁的时候就俨然家中女主人，处处拿主意—— 这培养了她的自信和主见，又让她兼具行动力和领导力。她在家中接受教育，不顾身份等级与家庭教师交朋友，同情弱者，与其他女性互助，试图积极地影响周围的人。但在当时的社会，这些特质放在男性身上是优点，放在女性身上就不总是被鼓励了。
她很早就声称自己不会结婚，不被社会对女性的期望所困扰，在奥斯汀生活的时代这是一种大胆激进的态度。爱玛可以完全地掌握自己的生活，不需要男人在经济上照顾她，也不需要男人来让她变得完整。当哈丽特担心爱玛不结婚会造成不良的后果时，爱玛说：
“既然我没有爱慕的对象，那改变我的现状，岂不是太愚蠢了。财富，我不缺；工作，我不需要；上流社会的社会地位，也不是我心之所系。我相信，我在哈特菲尔德当家做主，没有几个结了婚的女人在夫家能像我一样说了算。我永远、永远也不会指望自己得到如此真心的疼爱，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别人的男人不会像我父亲那样，始终把我放在第一位，觉得我干什么都是对的。（P65～66）”
当看到埃尔顿的婚姻完全是一种社会地位和经济的交换时，爱玛是非常不屑的。简·费尔法克斯和弗兰克私订终身却隐瞒实情，弗兰克还把爱玛作为烟幕弹，利用了身边的人。他们这对心里藏着难言之隐的可怜恋人，屈服于当时的阶级差别和社会舆论压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平等不只存在于男女之间，也广泛存在于社会中。他们的爱情也冲击了爱玛原本僵化的阶级观念，她逐渐意识到社会差别并非人根本的差别，也不是法律规定的差别。
虽然爱玛最终违背了最初的不婚誓言，但她没有像她那个时代的许多妇女迫于经济原因走入婚姻，而是爱情至上，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一个与自己智力相当，尊重她、平等待她的丈夫。结婚之后，她无须带嫁妆去丈夫的老家生活，为适应丈夫去改变生活；她也无须离开哈特菲尔德，完全不顾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那种妻子是丈夫“附属品”的恶习。
除了婚姻上的自主和平等，爱玛的行事风格也超越了时代：她从不自我噤声，总是像男人一样说出自己的想法，也不以“贤惠”“忍耐”这些贤妻良母式的标签规训自己。爱玛还可以平等地与男性辩论，尽管奈特利先生也常常有正确的判断，但是奥斯汀还是让我们看到她不断挑战以奈特利先生为代表的男性权威，在辩论中训练了自己的理性思维。
小说中不同的女性角色，都在这个不为女性设计的世界中努力与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父权社会抗争，努力得到更好的生活。爱玛代表了坚强而独立的女性形象，小说从她的视角出发，展示了一个觉醒的女性世界观，挑战沉默的规则，而这些困难如今还存在于许多当代女性的生活里。
在爱玛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发性女性主义者得以存在的条件，她的勇敢、个性，还有她面对的困难和局限。她拥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不同于当时的其他女性，她不需要为了钱去跟男人结婚，不需要通过结婚来改变阶级；她的父亲非常软弱，母亲又早逝，所以她很早就获得了自主性，家人默许她去管理家庭—— 这在当时也是不常见的。客观条件充足了，人都会追求平等、自由，虽然她的“觉醒”是一种无意识的，不完全出于女性主义，但是她依然超越了时代，掌舵着自己的命运，摒弃了许多在她那个时代不利于女性的男性价值观，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模范女性。
04.
不断自我成长的爱玛——
懂得反思、敢于自省
这部小说也是爱玛的学习和自我成长史。良好的出身和社会地位给爱玛带来经验上的局限，因为没有经历过现实生活的磨难，爱玛经常被指控傲慢、自负、控制欲强、自恋、嫉妒心强。比如，爱玛不喜欢简·费尔法克斯，觉得简太过拘谨寡言，可爱玛无法设身处地地体会她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儿的处境，即她没有可以支配的财产，也没有得到足够的爱。
清醒理智的奈特利先生总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爱玛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家庭教师能给予的不够多以及爱玛在读书上虽有很高的品位，但并没有坚持：
“爱玛从十二岁起就一直想多读书。我见过她在不同时期列了许多书单， 说是要常常看里面的书，书单很不错，里面的书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书名排列整齐，有时按字母顺序排序，有时按别的什么规则。她十四岁时写了一张单子，我记得我当时认为那张单子证明她很有判断力，就把书单保存了一段时间。我敢说她现在也列了一个不错的清单。但我可不指望爱玛能坚持读书。任何需要勤奋和耐心的事，她都做不成的，她现在满脑子幻想，不可能定下心来学习。以前泰勒小姐都无法激发她，我肯定现在哈丽特·史密斯也不行。你怎么也劝不了她的，你希望她读的那些书，她能看上一半就很好了。你知道你管不了她。（P26～27）”
▲ 新书《爱玛》内页
好在爱玛不断检视自己的行为，是一个懂得反思、敢于自省的人。周围的人总是对她所做的一切赞不绝口，她一开始自满于自己的钢琴水平，但当她听到简·费尔法克斯的演奏后，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弹奏和演唱不过是刚及格的水准。
“她在演奏和唱歌这两方面都差人一等，不由得发自内心地遗憾起来。她为自己儿时的懒散和疏于练习由衷地感到悲哀，于是坐下来勤奋地练习了一个半钟头。（P175）”
爱玛撮合埃尔顿和哈丽特失败给朋友带来了伤害，她意识到：
“最先犯错的人是她，错得最离谱的人也是她。她如此积极地撮合别人，实在愚蠢，简直大错特错。把本该很严肃的事看得无足轻重，将本来简单的事情看成了诡计，确实太冒险，太自以为是了。她很担心，也很羞愧，决定再也不做这种事了。（P104）”
埃尔顿夫人的出现，给了爱玛一个比她还要虚荣和自恋的对手。埃尔顿太太的确略有姿色和才艺，但无比傲慢，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的阅历能让海伯里为之一振。作为旁观者，爱玛发现围绕在埃尔顿夫人身边的人热衷赞扬、不善于判断，更让爱玛受到冲击的是，简·费尔法克斯接受了埃尔顿夫人殷勤的照顾—— 而这种帮助并非出自真正的关心，只是满足自己的自恋和优越感。在埃尔顿夫人身上，爱玛看到了自负的危险。
在野餐会上与弗兰克调情并侮辱贝茨小姐时，爱玛失去了奈特利的认可， 并受到了他最严厉的一次批评：
“你怎么能对贝茨小姐那么无情？你怎么能用你的智慧，无礼地对待一个她那样性格、年龄和地位的女人？爱玛，我没想到你会这样。（P287）”
爱玛在羞耻中幡然醒悟，自己过去常常目空一切，怠慢别人，给别人带去痛苦，这次的调侃的确伤害到了贝茨小姐，她在真诚的悔悟中生出慈悲心。她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自省是成长的不二法门。爱玛以不完美的姿态出现，她不断改变自己，而非无休无止地在盲目自负中打转，最终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角色演变为一个有同情心且敏感的女性，改掉了自己性格中顽劣的一面，完成了角色的成长和对阶级的反思。
05.
是《爱玛》又不仅仅是“爱玛” ——
摄政王时期面面观
英国文学评论家玛丽琳·巴特勒曾在《简·奥斯汀及思想的战争》中提出，读者应当从凡世万物的角度理解奥斯汀的作品。我们读到人物在社会背景下的关系和互动，像历史书一样再现了真实的生活，也可以思考当时怎样的价值观赋予了他们如此这般的行为和意义。
阶层差别是最明显的矛盾，但也存在阶级的流动，只是人们认为个人的资产增加并不等于社会地位提高。
科尔夫妇“出身低微，做买卖为生，只是略有些斯文气质而已。（P157）”
随着他们收入的增加，在生活方式上越来越向上流社会家庭看齐，扩建了房屋，聘用了更多的用人，热爱交际，为人慷慨。可当他们邀请爱玛的时候，她表示不会轻易前往，奥斯汀用一种批判的态度讽刺了这一上流社会普遍存在的偏见和势利。幸运的是，科尔夫妇坚持不懈地努力，不但慢慢被贵族接纳，甚至让大家意识到，科尔夫妇的教养和礼貌比一些贵族出身的人更良好—— 上层阶级非常注重礼仪规范。
特权阶级也需履行社会责任，比如爱玛会用手臂挎着篮子，走访贫困家庭，送去一些生活必需品，表达上层阶级的关心。比如贝茨小姐在和爱玛聊天时透露，奈特利先生每年会往她家送苹果。
“…… 那些苹果拿来烤，是再好不过的了，都是唐维尔栽种的，其中一部分还是奈特利先生的慷慨相赠。他每年都送给我们一麻袋苹果。（P180）”
尽管这种行为也被马克思主义者解读为上层阶级的糖衣炮弹—— 但它巩固了现有结构的社会秩序。
信件不仅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也是某些圈子内的共有财产，写给一个人就相当于写给了所有人，主人与访客围坐在一起朗读信件是一项娱乐活动。比如，贝茨小姐总会把简的信念给所有到访的朋友听，也会把信件拿出来让大家欣赏书法。弗兰克给新婚继母写的贺信就被广泛传阅：
“现在，弗兰克·邱吉尔先生是时候和他们见个面了，尤其是当人们知道他给继母写了信后，他们就更希望他能来了。有几天，人们每天早晨在海伯里串门，都要提到韦斯顿太太收到的那封大方得体的信。（P12）”
“冬天，就该每两个礼拜在这里举办一次舞会。（P150）”
▲ 新书《爱玛》内
奥斯汀不止一次在自己的小说里浓墨重彩地描写舞会的来往排场和人物的交往，舞会是当时人们最喜欢的社交活动，可以尽情展现一个人的社交礼仪和个人魅力，异性难得可以如此亲密接触，所以舞会也是年轻男女相互试探和求爱的绝佳机会。舞会有公开的也有私密的，通常由富人组织、发出邀请，在私人的空间举行，现场有乐队伴奏。受到邀请的客人总是盛装出席，非常享受跳舞的快乐。
“韦斯顿太太建议晚饭不吃常规的食物，只在小房间里摆一些三明治这样的吃食。不过其他人认为这有失体面。在私人舞会上，若是不坐下来用晚饭，就等于剥夺了客人们应有的权利，是在恶意欺骗。（P192）”
可以看到私人舞会必须提供可以坐下来享用的晚餐，这也是舞会上补充体力的中场休息。
“人人都喜爱画画像，况且伍德豪斯小姐一定会画得非常好。（P33）”
我们还能看到其他娱乐活动，特别是画肖像。音乐、唱歌、玩猜字谜、坐着马车去户外旅行也是当时人们热衷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奥斯汀对生活的有滋有味的描写，恰好补充了宏大叙事里不曾承载的个人日常，再现了摄政王时期人们的生活情趣，成为珍贵的档案。
人们常说“生活远远比小说精彩”，但在奥斯汀的小说里，逼真的场景、立体的人物形象、耐人寻味的生活和情感组成了鲜活的有机体，无论是情节还是细节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在平常中挖掘出不平常的意义。
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是奥斯汀小说的价值，还是其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都越发明显和珍贵。文学的魅力是隽永的，奥斯汀的小说永不过时，她的小说远比我们想象中承载了更为广阔而深厚的信息，小说也可以成为一面镜子，让我们了解生存、人性、社会和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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