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生命力仅百天的虫子,被人类把玩了近千年。如今，当古老的斗蟋文化与不断投入的财富相遇，介入其间的，不仅有北京城的退休教师、身家过亿的老板，也有国企金领、名校博士生、幼儿园园长……他们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蛐蛐儿在老辈儿人的生活里拥有特殊的地位。三千年前，诗经即有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而今天，据虫界人士估算，在虫季（注：每年立秋后的30多天），北京城里每天蛐蛐罐不离手的玩家至少有1万人。
这里面，就有从北京某重点中学退休的数学老师老崔。70岁的他身高1米8，和老伴儿住在一套50来平米的房子里,蛐蛐罐却大大小小凑足了三桌。正是这一百多个罐里的生命，驱走了老崔的烦恼和孤独。
然而，2015年春节前，老崔中风了。老崔给虫友于佳发了条短信。“把我的罐子拉走吧。”被“托孤”的于佳却不敢接罐：“玩蛐蛐儿的人，斗的就是一口气。”果然，转过年，虫季一到，老崔一抬腿又下山东了。他跟卖虫的农民说，蛐蛐叫百日虫，只要有口气在，到了季节他就“特别想听蛐蛐叫”。
其实，蛐蛐的玩法很像昆虫版拳击运动，选虫、饲养和格斗。玩家需要通过头形、牙形、须、腿、翅膀、颜色以及动态等生物特征，识别并判断出一只蛐蛐是否具备成为“泰森”的潜力。再依靠40-45天的静养,最后将蛐蛐倒进斗盆，用鼠须或芡草撩拨它的牙齿，指挥它赢得战斗。为此，找到一只好虫，是玩家把玩的起点。
每年8月初，当第一场秋雨飘落，蛐蛐顺利褪下最后一次壳。它们的翅膀变得厚实、亮丽，雄虫震动翅膀，鸣叫着从成片的玉米地、草窝、砖缝里跳出来。而每到此时，玩家们便会像铁屑被“磁铁”吸引一样，奔向山东。
按照蟋蟀学者的表述，因水质和土壤利于蟋蟀钙化，山东有一条自北往南的蟋蟀产区，位于东经116°30′—117°30′,包含宁阳、乐陵和宁津等16个地区。虫客们把去山东抓虫和买虫，统称为“下山东”。
其中，又以泰安市宁阳县和德州市宁津县最出名，两地蟋蟀彪悍善战，曾为历代朝廷进贡斗蟋。按照当地公布的数据，每年至少有10万人从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涌入宁阳县。这一数字，接近宁阳县82万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正是玩家的追捧，宁阳县乡饮乡小孔家村外的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中国当今著名的蟋蟀交易市场—黑风口。
改革开放后，斗蟋逐渐摆脱了“老四旧”的枷锁，开始成为一部分富人的新娱乐。于是，许多远道而来的虫客为了找到第一手蛐蛐，半夜坐着小马扎，在路口拦截抓虫的农民，而当时这里四周都是沟，天黑风大，“黑风口”由此得名。
如今的黑风口，已经大大变样。每当虫季来临，圈里叫得上名号的玩家，便会带着上百万现金出现。他们包下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每人一张小方桌和一条小板凳，等待虫子被送到眼前。剩下的摊位也寸土寸金，10块钱一个，沿街排开。
但对一只好虫的渴望,仍然驱使着虫客在早上5点钟出摊，“争的就是第一个看到撬子手抓到的蛐蛐儿”。所谓“撬子手”，是蛐蛐捕手的职业称谓。在虫季，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会像春节返乡一样，请假回家抓蛐蛐儿。
每年8月8日是约定俗成开始抓虫的日子，听上去充满好彩头。“撬子手”们趟遍了村庄附近的田地，又组成车队,向十几公里甚至上百里外的玉米地进发。裹着水绿色的迷彩服，“撬子手”的武器是头顶的矿灯、手里的网罩和腰间的竹筒。他们通常黄昏时出发。前半夜一垄一垄趟过田地逮虫。后半夜则要靠“听叫”—在地里吃饱喝足的雄蛐蛐会震动翅膀，召唤配偶。有经验的“撬子手”通过叫声，能听出蛐蛐的厘码（注：指蛐蛐的长度）和优劣。
那真是从土地里冒出的真金白银。1993年，老崔第一次下山东，虫友在地头儿花150块钱买了两只蛐蛐儿，旁观的农妇惊讶得直吐舌头。但到了2015年，一只重约0.65克的蛐蛐，在黑风口已经能卖到5万块钱的高价。按同时期黄金298元／克折算，已经是同等重量千足金的几百倍。
不过，蛐蛐也有等级优劣。始自宋朝的古书上,列出了青、黄、紫、红、黑、白六大类共260多个蟋蟀品种。不同的颜色和特定的形态匹配，便会演绎出等级悬殊的蟋蟀。“乌头金赤、蟹壳青、紫黄、青麻头、铁头青背、琥珀青、白牙青……”但具备“帝王相”的蛐蛐鲜见，且不易辨认，全凭虫客的经验和眼力。
为此，蛐蛐抓住后，会被分装在拳头大的白瓷小罐里，用橡皮筋箍着。虫客根据阅历和眼光给价。有的把厚厚的眼镜抵在蛐蛐罐边上，打量半天：先看头，后看腿，再看皮毛不后悔，最后打草看牙。也有人一掀盖儿就报价。在这个桌上开价100块卖不掉的虫子，到了下个桌，可能被1000块买走了。
“万金虫”进城后,住的是比北上广还金贵的房子—价值几万，甚至十几万的蛐蛐罐。
一位虫客，在上海还专门拿出一套500多万的房子养蛐蛐。部分“撬子手”，在虫季结束时，也会跟着大老板一同进城。他们为蟋蟀调理饮食、按摩、洗浴，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师”，月入过万。而蛐蛐受到如此金贵的待遇，一切的目的就是上“赛场”。
首都鸣虫协会秘书长赵伯光，从1988年开始组建北京市蟋蟀联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30届。他和位于西直门、广渠门等北京四九城的其他7个玩家，成立了八支队伍，打起循环赛。他们草拟比赛章程和竞斗规则，每年修改。
起初，参赛者每人5块钱,用于购买奖状和奖杯。后来，有支持者开始为比赛提供赞助，参赛的队伍从8支逐渐发展到22支。
在赵伯光眼里，斗蟋是国粹，“就像法国人的歌剧、西班牙的斗牛一样”，对修身养性和提升社会文化积淀都有作用。因为斗输了的蟋蟀是不会鸣叫的，“知耻也”。不仅如此，宋朝书法家黄庭坚还总结了蟋蟀的“五德”：信、勇、忠、知耻、识时务。赵伯光认为人应和虫在情感品格上共鸣，并鼓励人像蟋蟀一样去战斗。
事实上，蛐蛐圈里不乏这样的玩家，比如于佳。为了赛场上的两三分钟，他常常需要准备一年。
养虫的三个月，为了不熏着蛐蛐，于佳要求全家吃饭馆，家里很少开火。因为按照书上记载，蛐蛐被熏了之后发软，六条腿抓不实地，严重的会直接毙命。后来，于佳干脆在北京南二环为蛐蛐们租了一套房，专门装了两个养殖级的温控开关，只要温度计里的水银柱指向24度，开关会自动断暖断电。屋里铺满了塑料泡沫，保证蛐蛐们蹦出来不会受伤。
喂食也不松懈,从古书上的小米、南瓜、绿豆，到虾尾肉、蟹腿肉、羊肝，再到冬虫夏草、鲍鱼海参、蜂王浆、蚂蚁卵……人类对食物的拓展，也丰富了蛐蛐修炼战斗力的一切可能。
终于，2016年在宁津县举办的全国蟋蟀大赛上，于佳斩获一项全国比赛冠军。对此，于佳多次提到必胜的“信念”。
不过，随着虫友队伍的壮大,有些人开始玩变了味，将斗虫当成一种赌博。更令虫友忧心的是蛐蛐本身。虫客们讲究生命轮回带来的虫运。一个有点迷信色彩的说法是，蛐蛐临终要厚葬，来年还能遇见好虫。但在山东，“虫运”正渐渐枯竭。
在宁阳，“撬子手”抓蟋蟀的半径越来越大，好虫却越来越难抓。原来麦秸垛、墙角里，一翻就有。工业区、开发区的崛起,加上多年的扫荡式捕虫，如今，车队要开四十多分钟去开辟新领地。上海、北京、天津的玩家还在尝试去山东、河南、河北，找到与宁阳处于同一纬度的处女地，孵化新的市场，寻找优质蟋蟀。
有人不免回味，小时候抓蛐蛐的单纯和快乐，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