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何加焉

知识分子理应是时代的良知良能。孔夫子曾云：“学而优则仕。”其实，作为良知良能，“学而优”可仕，亦可不仕，仕与不仕，皆不影响良知良能。关键是，我心本真，作那时代的准星。

雪村为诸多“大先生”画像，像下有文，这个系列，其实是参心，所谓心心相印。

范仲淹有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他的抱负，也是他的情怀。事实上，他还是过于理想和乐观了。“先忧”可以主观做到，而“后乐”则未必能够如愿。所以，如果按范公的模式，有时也难免要遭遇失落和酸楚，甚至是痛苦与失望。怎么办呢？其实也简单，这个就要从儒家的樊篱中跳出来，要么取法道家的“功成名就身退”，要么取法佛家的“放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东坡居士云“心安即吾乡”。只要心安理得，仕也好，隐也罢，忧也好，乐也罢，与我何加焉？

将钱理群比作堂吉诃德是不恰当的。他是研究鲁迅最执著、最持久、最得要领的学者。不管时代

怎么变更，思潮怎么变化，风向怎么变动，他对鲁迅的作品、思想、精神的研究从来没有动摇和改变过。这种从一而终、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抱负、有情感的学者的最好典范。毋庸置疑，堂吉诃德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伟大理想(抱打不平、扶弱济世）和果敢行动的侠士(顽强不屈、至死不渝），但，他的追求完全是基于虚幻的个人英雄主义，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反讽，使得《堂吉诃德》有了利剑般的精神力量）。作为秉承五四精神和北大精神的钱理群，他将其学术定位为“自赎自救”，这种不断审读内心、不断超拔自我的精神和境界，岂是堂吉诃德之辈能与之比拟的。而恰恰相反的是，有人却将钱理群比之为堂吉诃德，岂不谬哉？

雷平阳只是从半梦半醒的状态中书写云南的诗。他笔下的风物虽然镶嵌着历史的边框、雕饰着民俗的花纹，但饱满的意象和飞扬的诗情自觉不自觉地逸出了这些外在的限制。

他努力探求作为诗的语言的特殊质地，让文字在这“特殊的体制内”突围成理想的经典。他的筛选是残酷的，甚至说是残忍的。他要剔除一切多余的赘肉，让诗既呈现出汉语的历史风骨，同时又呈现出汉语的现代气质。自然，这个只是他在“器用”上的用力；前期创作侧重于此。近两年，他侧重于诗的“道体”。这个最容易遁入虚无，它需要的是诗人的“真气”的充盈。雷平阳的困惑恰恰体现了“真气”的不足和“心气”高扬之间的矛盾。他把这一切诉诸于精神搏斗和思想革命，以此希求生命的升华和蜕变。这个没有错，但要成功实在太难，关键看他的心力有多大了。

残雪对博尔赫斯的《梦之虎》的解读是强植式的精神呓语，虽然她是凭借她的“哲思”的强流让我们认同或折服于她的远见和深刻，但是，她忽略了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是的，人人皆有梦，人人皆有可能梦到虎，但小说不是为了织梦的，更不是为了童年的梦而存在的，它是为了人性背面的某个盲区的呈现，是与梦的短兵相接。虎是梦，但在梦中已不是梦。你说红楼梦是梦吗？它是生活的全部——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所以，博尔赫斯的梦，就是虎本身。虎已出现，还要等待吗？这不是骑驴找驴吗？由此可见，残雪的“虎来梦破”是谬论，是对博尔赫斯梦境敲破的轻妄之举。

在《当代文学没有希望》一文中，残雪所言虽然偏激，但确实道出了目前中国文学的结症。但她把一切归咎于“不学习西方”，就有点不客观和自以为是了。我觉得，主要原因不是趴在传统的干瘪的肉体上装模作样地吸收“营养”，也不是望着西方甘甜肥美的营养品却步不前面，而是缺乏感念慈悲的真情怀。感念慈悲是精神内核生成的助力源。内核如灯芯，没有这个，哪怕你的灯油再饱满，也点不出火，生不出光来。

评论家张莉所谈的语言的调性以及文学作品中住着作家的尊严，很好。但就文学批评的知味而言，依然是老调重弹，也就是说，还是没有真正谈出语言之于写作者的重要关系。张莉从五四的鲁迅、郁达夫谈起，一直到目下的文学新秀笛安、陈春成，似乎是将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的脉络捋了一遍，实质上，是挂一漏万，她只是略略谈到了作家各自的语言风格，并没有深入到语言的内核。窃以为，真正的好的文学，驻扎着写作者的灵魂，这个也是文学不朽的根本。此其为一。其二，真正的好的文学，蕴藏着写作者的良知良能。这个是文学自诞生以来的使命。文以载道，是儒家之于文学的具体表达。人道主义，则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大纲。其三，文学最终是写作者之于文字的艺术表达。现在有一种误区，或者说是思维惯性，认为文学是什么什么的工具，文学是什么什么的手段，这个纯粹是对文学的糟践。总而言之，文学是艺术，不是什么的什么。

林凤眠说，艺术的第一利器是美，第二利器是力。作为艺术之一的文学，它的利器依然是美和力。写作者如能呈现出文学的美、文学的力，那么，他的魂就永驻他的作品了，他的良知良能就能借其魂而永远发生作用了。这大概是文学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