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在大会的会场上，身为副部长的李克农宣布了外交部干部任命，当他念到外交部机要处长是谁的时候，这个陌生的名字令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不禁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图|李克农
底下的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甚至有人直接出声询问：“这是哪一位同志？他做过什么相关工作吗？”
其实不怪大家质疑，实在是因为在场的人大部分都没听过这个名字，把机要处长这样一个重要位置交给他，是很难让大家信服的。
周总理把所有人的顾虑与疑惑都看在眼里，他站了出来，郑重地当众介绍了这位外交部的新成员。在简短列举了他的过往与功劳后，周总理坚定地说：“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机要处长这个位置。”
那么，此人究竟是谁，为什么周总理如此信任他，甚至判断他可以委以重任？
他的名字，叫周竹安。
图|周竹安
1891年12月27日，周竹安在湖南长沙一户农耕家庭里降生了。周家往上数三辈都是以佃地耕种为生，由于家境贫困，周竹安从幼年起就常常饥一餐、饱一餐，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求学之心。
周竹安天资聪颖，是块读书的好材料，家里为此省吃俭用供他上学，而他也对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也十分珍惜，每天，周竹安除了帮家里干活，就是捧着书本学习。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凭借自己优异的成绩顺利考上了长沙师范学校。
在这所学校里，他认识了一个对自己一生都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人，那就是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当时徐特立恰好就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校长，他很快就注意到了勤奋刻苦、成绩出类拔萃的周竹安，于是常常关心照顾这名学生。
图|徐特立
两人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并没有因周竹安毕业而中断，恰恰相反，他们的感情因革命事业而更加坚固，一直持续到了生命的尽头。
幼年贫苦的环境让周竹安深刻地明白中国最底层的那批劳动人民正在遭受怎样的折磨，外有帝国主义，内有封建军阀，对于他们而言，能活下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周竹安想要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解救他们，可以解救这个已经完全腐朽的中国。
于是他和那个年代所有有志之士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企图为中国人民闯出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徐特立的影响下，周竹安首先萌生了教育救国的想法，在毕业之后，他在长沙师范附属小学里做了一个主事。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包括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在内的一群想要改变中国命运的进步青年，星星之火在这些人的胸膛里燃烧，愈演愈烈。
1925年，周竹安受到启发，正式参加革命，第二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党早期的情报人员。
1927年，蒋介石率先发难，掀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个月后，长沙地区的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发动了针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马日事变。
图|“四一二”老照片
无数革命义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但他们不屈的魂灵依旧陪伴着正在工作岗位上坚持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其他同志们。
当时被党组织调至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的周竹安和夏明翰等人临危受命，留在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的长沙，开始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春天，中共湖南省委在分析过当前中国的局势后，决定将谢觉哉、夏明翰、周竹安三人调至湖北省委工作。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反动派的搜捕与迫害，夏明翰不幸被捕。
他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却始终坚守了自己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气节，没有吐露半点有关共产党的情报，敌人无计可施之下决定将其杀害。1928年3月20日，夏明翰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首震撼人心的就义诗，慷慨赴死。
图|夏明翰
周竹安对于好兄弟的牺牲，当然是万分痛心的。但同时他也时刻警醒自己，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要更加小心谨慎。在武汉工作这段期间，周竹安为了掩盖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化名周道南，暂住在一家旅馆里。由于周竹安艺术造诣极高，尤其擅长篆刻，所以他对外自称是一个帮人刻章的小商贩。
白天的时候，周竹安大大方方开门做生意，那些搜查共产党人的特务和反动警察哪怕看到了，也不会怀疑会有共产党员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活动，周竹安反而因此成功地伪装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自从夏明翰出事后，敌人像是嗅到血腥味的狗，进一步加大了追踪武汉地下党员的力度。1928年的5月，中共湖北省委的一名地下交通员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敌人仔细地搜查了他身上的所有物品，找到了一个信封。
图|影视剧里的女交通员
这个信封是空的，里面没有记述任何与共产党地下活动有关的信息，但是信封上却写着周竹安、熊瑾玎（dīng）的化名，以及中共省委秘书处的地址。该交通员此次的任务，就是将这封信交给周竹安，然后借周竹安联系当时化名为熊泰愚的熊瑾玎。
要知道，熊瑾玎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密切关注的共产党人之一，一看到这个信封，敌人就兴奋地倾巢而出，顺着信封上的内容前去捉拿二人。先一步接到消息，熊瑾玎以最快速度转移，顺利保留了革命力量，但周竹安却慢了一步，在小旅馆中不幸被捕了。
国民党特务坚信，在周竹安的身上一定有自己想要的消息，他们使用了各种非人的手段折磨周竹安，逼迫他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情报。
图|老年时的周竹安
但敌人不知道，周竹安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准备。所以无论敌人问什么，他只说自己是一个刻图章的小贩，不知道什么共产党，也不知道信上为什么会有自己的名字。
敌人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后都没能撬开周竹安的嘴，最后，一方面因为信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证明周竹安的身份，另一方面，党组织在知道周竹安被捕后就想方设法展开营救行动。
在同志们的努力下，没有确凿证据的敌人只好把周竹安放了。
虽然周竹安这次幸运地死里逃生，但他在武汉已经暴露，国民党的特务表面上不再怀疑他，实际背地里一直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党组织根据目前的情况，安排周竹安、徐特立和熊瑾玎先后前往上海，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
图|熊瑾玎
当时，党中央已经由武汉迁至上海，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就住在爱多亚路，也就是现在的延安东路。而周竹安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在这条路上也租下了一间店铺，名义上是做生意，实际则是作为中央开会办公的联络点。
周竹安以店主的身份打理着这间店铺，同时利用店铺掩护党组织的活动，一直到1928年冬天，党中央交代给了他另一件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以留学的名义前往法国，作为中共驻欧洲支部负责人之一，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建立紧密可靠的情报网收集情报发回国内，为国内的情报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周竹安一到法国，就受到了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吴克坚的欢迎。他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在巴黎的一所大学里勤工俭学，顺便补习自己的法语，为接下来的工作打基础。
两年半后，周竹安前往比利时学习与工作，但就在他于比利时宣讲工作的时候，不慎被比利时的执政政府发现。周竹安当时并没有签证，所以不能领取居留证，比利时当局于是把他驱逐出境。
几经辗转，周竹安最终回到了巴黎，重新联系上了党组织，开始了新一轮的情报收集工作，他接受安排，前往法国“阿让德驿”人造丝厂做工，并成功地融入进工人群众中。
周竹安一边组织活动、筹集资金，一边成立华侨抗日救国会、创办报社。他以刊物的形式让国内的消息在旅欧华侨中传播，报刊里的文章不仅揭露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还为这些海外华侨提供了与祖国联络的通道。
1939年秋天，由于德法战争爆发，一直从事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的周竹安奉命回到国内。
他离开自己的故国已经整整11年了！
重新踏上国土的周竹安休息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又被派往重庆工作，开始进行党的隐蔽工作。周竹安首先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的报社找到吴克坚，当时的吴克坚已经是报社的总经理，在他的安排下，周竹安以总编辑的身份进入报社工作。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质，周竹安经常改头换面，穿梭在不同行业之间。他早在法国工作期间就已经积累了许多组织革命活动的经验，对于这份工作可以说是驾轻就熟，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在重庆铺开了自己的人脉关系网。别人提起他，都说他“出手大方，且有侠义心肠”，所以无论黑道白道，周竹安都能说上两句话。
图|新华日报
周竹安凭借自己的长袖善舞，顺利地潜伏在当时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重庆，他总能以不同的形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展开工作，和其他地下党同志一起建立起覆盖了这一整座城市的联络网，为后续的情报获取工作铺垫了坚固的基石。
而周竹安被安排到重庆工作后，做出的功绩还不止于此。
《新华日报》其实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机关报，而报社如果想要持续运营，是需要大笔资金作为支撑的。那个为《新华日报》筹集大量资金的人，就是周竹安。
图|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旧址
知道内情的人曾经半开玩笑地形容过周竹安在那段艰苦岁月中对《新华日报》的重要性：“他可以说是新华日报的金库。”
1940年，周竹安被安排到了重庆国防动力酒精厂，成为了酒精厂老板任宗德的得力干将。任宗德听取他的建议，不仅出资开办了面粉厂、锯木厂，还重组了一家银行，这也让任宗德获得了不菲的收益，他们将这笔收益作为《新华日报》的周转资金。
后来任宗德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说过：“我对周竹安是非常信任和尊重的，办厂的一些具体事务都是直接交给他处理，所有的资金也都放在他手上，无论是支票还是公私图章，全部随他取用。只要周竹安向我开口，无论是要多少钱，我都答应，因为我清楚，周竹安一定是把这些钱是用在正道上，这也算是我对抗日救国的一点贡献了。”
在酒精厂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周竹安的第一任妻子病逝，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与当时在一家银行里做小职员的金先倜结为夫妻。金先倜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湖南省银行副总经理金贡安的女儿。
由于地下工作的隐蔽性需要，周竹安从未向妻子提起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在周竹安的女儿接受采访时说：当时她年纪还小，只知道父亲的工作总是神神秘秘的，有时候家里来了朋友，他们聊天的时候不仅要关上门，还特地留一个人在外面看着，不许别人靠近。母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但是什么也不说，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做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
到了放假的时候，金先倜就跟着周竹安来到家中看望父亲，周竹安也会趁机从金贡安口中套取一些重要情报。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周竹安与任宗德一起于1946年前往上海，在这里，周恩来交给了他们两个任务：第一，办好大孚出版公司；第二，尽可能地办好新组建起来的联华影艺社，要是条件允许的话，最好可以办一个电影制片厂。
图|日本无条件投降
周恩来很有前瞻性，他意识到，电影制片厂必定会成为我党在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重要文艺阵地，而周、任两人要是坚守住了这个阵地，将给我党的宣传工作提供巨大的帮助。
周竹安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出任大孚出版公司的编辑，兼任筹建中的昆仑电影制片厂秘书，后来还升任为制片厂的副经理。该制片厂团结了一大批文化艺术界里的进步人士，其中包括了田汉、蔡楚生、黄宗英等如雷贯耳的名家。
1949年，在萧劲光、陈赓、程子华的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面包围湖南，时任湖南国民党省长的程潜与兵团司令陈明仁有意起义，迎接和平解放，但有一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联系不上毛主席。
图|程潜
中共上海社会部负责人吴克坚决定，派周竹安前往湖南联系程、陈二人，并且设立秘密电台。周竹安不假思索地踏上了新的旅程，他乔装成商人，把收音机和资料藏在行李里，一路和敌人周旋，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最终抵达长沙。
1949年4月，徐淡庐接到了吴克坚的指示，前往汉口找武汉地区的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化之，让吴化之派交通员携带电台前往长沙。周竹安带着译电员章朴经过多番考察，最终决定把秘密电台建立在长沙九福乡周启铎家中。
有了秘密电台，情报搜集工作就能在长沙展开，我党的情报人员各司其职，将搜集到的大量情报通过电台源源不断地汇报给了党中央，让我党能够时刻掌握湖南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
另一边，周竹安为了说服此时还摇摆不定的程潜、陈明仁起义，首先找到了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黄雍。
黄雍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在早期也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的队伍，1927年，由于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势力作祟，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1929年，黄雍脱离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工作。
这些年里，黄雍见到了国民党官员的腐败，也见到了蒋介石一派的阴险面孔，他知道蒋介石的言行早就和孙中山的理念背道而驰，因此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
周竹安决定争取到这个早就不愿与豺狼为伍的人，他常常拜访黄雍，和黄雍谈话，引导对方走上正确的道路，为和平解放湖南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最终，黄雍坚决地倒向了共产党。
图|黄雍
通过黄雍，原湖南绥靖副总司令王劲修、国军第36师师长汤季楠等人也纷纷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中。在解放湖南这场战役正式打响前，胜利的天平就已经向我军倾斜。
但要想争取和平解放湖南，还需要稳定程潜的思想。1949年5月的时候，由于白崇禧率领麾下桂军撤退至湖南，这让程潜十分慌张，他害怕白崇禧发觉自己起义的念头，到时候对自己下毒手，因此思想产生动摇。
密切注意着程潜态度的周竹安敏锐地发觉了他的变化，并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党中央，同时多加安抚程潜，让他不必恐慌。
通过周竹安，程潜、陈明仁与毛主席取得直接联系。在毛主席的亲笔信送到程潜手中时，他反复阅读上面的字句，眼中依稀含着一些泪水。周竹安起身准备告辞，程潜却把他留了下来，并且邀请他和自己一起吃饭。
这个举动足以表明，程潜已经下定决心领兵起义。1949年8月5日，国民党十万大军在长沙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
图|湖南解放后笑容满面的解放军战士
解放军进城时，周竹安带着年仅八岁的女儿走上上街，站在欢呼的人群中一起迎接党的队伍。自1928年离开长沙至今，已经过了足足二十一年，他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自在地走过家乡的路。
女儿在讲述这段往事时说：“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生只流了两次眼泪。”
周竹安是个坚强冷静的人，数年的地下情报工作让他习惯将自己的情绪掩藏，但是长沙正式解放的那天，他抱着女儿痛哭流涕。年幼的女儿当时并不知道，对于周竹安来说，长沙解放意味着理想的实现。
周竹安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交予的重任，无数情报工作人员组建的长沙秘密电台也完成了它的使命。
图|周竹安（红圈处）
同年9月，周竹安抵达北平，先向李克农汇报了自己此行的工作经历，接着撰写了一份报告上交给中央。周恩来审阅后在上面欣然批示：“竹安同志立了大功，工作分配请克农同志安排。”
恰好，李克农那时候正在协助周恩来筹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当他看到周总理的这句批示后，一拍大腿，决定让周竹安也参加到外交部的筹建工作中来。
这一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总算和其他同志一起迎来新中国成立的周竹安已经长出了白发。李克农当众宣布任命他为外交部机要处处长时，他神态平和，因为在这个老人的心目中，他所求的只是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新中国，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会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1952年，周竹安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已经是到耳顺之年的周老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大使，一直到1958年年初，由于工作操劳，身体情况已经不容乐观的周竹安才回到祖国，在家休养。
图|周竹安（右一）
1977年7月23日，为中国共产党奉献一生的周竹安因病逝世，享年86岁。在临终之前，他提到的还是新中国。
周竹安的前半生，几乎可以说是在地下情报工作中度过的。数年隐姓埋名的工作，让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身份，也不清楚他究竟为党的事业奉献出了多少心力，但他从没有任何抱怨，也没有在人前刻意彰显自己的功绩。
他和那个年代里无数的能人志士一样，无畏生死，不问荣辱，一心为了革命理想，也为了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抛头颅、洒热血，倾尽一生。
这种红色精神，是促使新中国能有如今成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