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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学者眼中克里克在中国的形象初探

作者:科技导报
科学史学者眼中克里克在中国的形象初探

弗朗西斯·克里克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尽管他一生中最着名的成就是发现了DNA的双螺旋,但他所做的远不止于此。

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是科学史上一位非凡的生物物理学家。

双螺旋DNA结构的发现,分子生物学轮廓-中心定律的提出,遗传密码和实验研究的论证理论,以及人类意识领域"惊人假设"的创造,都已成为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经典。

科学史学者眼中克里克在中国的形象初探

爱尔兰艺术家R. Barra为克里克创作的肖像 资料来源:弗朗西斯·克里克档案馆

纵观克里克的整个科学生涯,可以得出结论,只有通过建立分子生物学的基本框架,他的思维才具有创新性和可贡献性。

他在分子水平上对生物学的前瞻性视野影响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甚至人文学科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对克里克的发现——DNA、遗传密码和中心法则——的研究早已被纳入大型、初中和小学的生物学或自然教科书。

以下总结了中国学者对克里克历史贡献的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 - 克里克的历史贡献

在科学史维度上,《弗朗西斯·克里克对遗传密码研究的历史贡献》以克里克的原文和相关学术研究文献等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系统地再现了克里克密码学研究的理论成果,首次将克里克的密码学研究细分为基础研究和综合研究两个层次。

这项工作还关注了克里克密码学研究的影响,揭示了中国学者在遗传密码学——突变风险密码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分析论证了克里克密码学对突变风险密码理论的直接影响。

弗朗西斯·克里克的《意识观的历史调查》记录了克里克从"分子生物学到意识领域"的历史,并以他完成的"惊人假设"为中心,对克里克的"意识观"进行了历史考察。

克里克坚持"还原论",主张用"科学实验"来研究"意识"的概念,打破了过去意识研究所使用的"黑匣子"或"类比"方法。

在对意识问题的解释上,克里克的命题比行为主义、功能主义有一些优势,但"意识"思想理论本身也有一些局限性。

有人指出,塞尔反驳说,克里克的块研究模型不适用于意识研究,而查默斯则认为克里克的意识研究没有解决意识的"难题"。

此外,克里克相对缺乏与哲学领域的跨学科交流。

在哲学维度上,"意识研究中还原理论方法的局限性-克里克"惊人假说的评估"以克里克的"惊人假说"为对象,讨论了意识研究中还原论方法的局限性。

论文指出,克里克对意识研究的合理性在于他倡导问题的"新范式",他持有简单的唯物主义立场,但没有对意识的"难题"给出建设性的观点,他对"感知力"问题持悲观和不可知论,他专注于科学和哲学的倾向是有害的。

此外,在中国,克里克的贡献在各级教育的相关教科书中被提及较多,但克里克学术成果的汇编很少,说明相关书籍的编纂需要进一步推进。

纪念"DNA结构的发现"

科学界的标志是DNA结构的发现。

最早纪念双螺旋发现的文章是李寅琦基因工程1983年发表的《DNA双螺旋结构发现30年》,充分体现了DNA结构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993年,为了纪念DNA结构40周年,中国生命化学出版了克里克和沃森1953年论文《核酸的分子结构——DNA的结构》的中文译本,并组织出版了一本庆祝DNA发现的相册。

1994年,中国生物化学家、合成胰岛素的推动者于成禄在纪念双螺旋结构发现40周年之际发表了重要讲话,利用DNA结构引领了前沿研究——遗传和蛋白质工程,激励中国生物学家以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为提高人类材料的生活质量做出贡献。

2003年是DNA结构发现50周年。

冯永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生命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DNA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张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张盖恩对DNA双螺旋结构的研究,纪念DNA双螺旋模型发现50周年》, 《遗传学》发表了几篇文章来纪念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

2013年是DNA结构发现60周年。

傅磊发表《无所不见的DNA——庆祝DNA双螺旋结构发现60周年》,描述了DNA的影响,呼吁将DNA进一步带入公众视野。

在中国,科技时代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科技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催生了各地科技博物馆的兴起。DNA进入科技馆,也对公众了解克里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9年,世界上最高的室内巨石雕塑"生命螺旋"在中国科技馆揭幕;2016年,重庆科技馆发起"疯狂DNA运动";2018年2月,上海科技馆开始DNA探索之旅;2019年5月18日,生物谷门户在"暴露的生物谷十景"中介绍了大连双地国际DNA健康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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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科技馆室内巨石雕塑《生命螺旋》 来源:作者自拍及过滤处理

克里克作品的中文译本

克里克关于细胞质、蛋白质、DNA、遗传密码和人类意识的研究论文发表在《自然》、《科学》、《PNAS》和《冷泉港实验室》赞助的多家期刊上,他的学术专著有四篇:《发烧追求》、《分子与人理论》、《生命:起源与自然》、《惊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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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的专著

虽然克里克从未去过中国,但他对中国的"生物发展"抱有很高的期望。他对华东地区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并真诚地为《发烧的追求》和《惊人假说》的翻译作了序言。

"我很高兴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这使得中国读者更容易理解它的内容,"他在《Fever Pursuit》的序言中说。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我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会为现代科学做出巨大贡献。"

"我很高兴《惊人的假设》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克里克在《惊人的假设》的序言中说。这使得大量有学识的中文读者可以使用它。这本书是为对意识问题感兴趣的非科学人士,以及科学家,特别是那些有一定神经科学背景的人准备的。"我希望这个译本能让中国读者对意识问题感兴趣,并激励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这个困难而迷人的主题进行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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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假说》的中文译本

1994年,《生物工程进展》杂志刊登了克里克致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的贺信全文。

克里克在文章中表示,他认为中国应该能够在生物科学的快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他特别希望中国学者在医学领域、发育生物学和脑部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以DNA结构引起的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形式, DNA重组和测序技术。

克里克还指出,"生物知识的传播不仅应该包括在专业人士中,还应该包括在大众教育中",中国生物工程学会有望大力支持中国的生物教育、研究和技术发展。

从克里克与中国学术出版的互动中,对中国学术研究的信息和期待,我们可以感受到和理解:一个自然科学家持有"研究无国界,每个国家的研究人员都应该承担历史责任"的宇宙格局。

结论

克里克的传记作者M·赖利(M. Reilly)说:"克里克可以以伽利略和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

伽利略、爱因斯坦和克里克都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他们都对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延续产生了超出自己领域的广泛影响。

如果,几年后,"人们想再次研究伽利略和爱因斯坦吗?"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是'待研究',然后从历史的角度继续研究克里克。

畅销的中文译本在克里克作品的遗产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这些遗产已经传播到克里克在DNA、遗传密码、中心法则和人类意识问题上的科学足迹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热爱生命科学史,并希望更多地了解克里克。

克里克继承的科学成就、理性、智慧、毅力和远见卓识的科学精神也对子孙后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球性的,为中国生物学、物理和化学的积极发展指明了道路,也为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跨学科、基因工程和技术指明了道路。

简介:内蒙古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副教授孙启平,研究方向为生物物理学和科学史;

论文全文发表于《科技导报2021》第9期,原标题为《中国科学史与哲学中国克里克之眼》,本文已删除,欢迎订阅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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