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在军事指挥上鲜有失误，即使面对优势的日军，王耀武所领导的部队都能以出色的表现获得长官部或者最高统帅的肯定；淞沪会战，王耀武51师首战告捷登上上海头版头条；南京守卫战，王耀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四个团长一死三重伤，最得力的两个营长壮烈牺牲；万家岭之战，51师歼敌四千余人，为74军全歼日军106师团立下首功。
1939年南昌失守，第九战区组织三路反攻，74军战于高安，51师主攻与日军106师团展开拉锯，连续两次将106师团赶出高安；日军最后动用毒气弹给51师造成重大伤亡，俞济时命令51师撤下来休整，王耀武当即表示：“不要怜惜51师，即使打到最后一人，51师也是攻打高安的主力。”
反攻南昌最后以失败告终，但74军却在参战部队中一枝独秀，第九战区指挥部特令嘉奖；蒋介石对74军越看越中意，尤其是受自己两次接见的“俊才”王耀武不负重托，继万家岭之战后又一次为黄埔长脸。两个月后，蒋介石招回军长俞济时，同时下令王耀武接替军长之职；不久74军重新整编，除51师、58师之外，原73军57师正式划归74军；高安之战中，57师随74军作战，因作战勇猛赢得了“虎贲”师的称号，这样74军就有三个绝对的主力师，这在其它军中并不多见。
王耀武治军非常严厉，日常训练严格按照军事操典来，在他的部队中是严厉禁止军容不整、拖拉松垮等行为的，很多官兵为此挨了打，这种治军方式虽然有些旧军阀的味道，但在王耀武看来不失为一种捷径。
在思想教育上，国军对基层官兵教育基本上是空白，这一点王耀武早有洞察，当年审问红十军团“俘虏”时王耀武就对共产党的思想教育甚为仰慕，他认为经过主义思想武装的士兵是很难从肉体上将其打败的。参考中共的思想教育方式，王耀武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积累，也形成了一套教育官兵的方法，通过收集日本侵华的一些相关资料，揭露其真面目，在师作战会议或者军部高级军官会议上向下传达，对激发官兵与日军仇恨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有效阻止了投降派和保守派思想在军中的蔓延。
让74军作战能力产生质的飞跃还要算1940年初的军备大换血，按照美国“援华法案”协议，国民党向美国贷款采购美式武器，用以武装中央军精锐；74军是第一批受益部队，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不光在国民党军中属于顶尖的，就是同日军相比也丝毫不逊色；举个例子，74军在赣北反击日军清剿时，李天霞率领山炮营和重机枪连一场伏击战就消灭日军2000人(大部落入水中被淹死)，战后李天霞高兴地向王耀武道：“这批美国货真带劲！”
上高大捷被国民党高层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延续了74军不败的战绩，王耀武作为北方将领的代表，在国民党内风头之盛一时无两。王耀武保持不败战绩与他在军中实施一元化领导有很大的关系，国民党军队内拉帮结派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也是高层用人的一大特点，相互牵制、相互制约，但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大规模会战时，军令往往得不到有效贯彻，从而贻误军机，但这种现象在王耀武部队里几乎看不到。
王耀武刚升任补充第一旅旅长时，原副旅长暗中使绊子，谭家桥之战中，该副旅长未严格执行命令差点断送王耀武前程；战后王耀武搜集其犯罪证据将其送入监狱，并借刀杀人彻底解决了后患。除了一元化领导，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也是王耀武为官的一大特点，早在赣东北对付红军时，王耀武就设法摆脱了陈诚的招揽，在西北同样婉拒了胡宗南复兴社的邀请，胡宗南第一军扩编时欲收编王耀武补充第一旅，王耀武设局借俞济时和俞飞鹏叔侄俩关系再次逃过一劫；这种政治上的独立性使王耀武免受党派之争的困扰，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中有了转圜的余地，避免了“炮灰”的命运。
王耀武虽出身平民，表面上对上下级很和睦，可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时却表现的非常精明和腹黑，俞济时离开74军时想带走一手带起来的58师，王耀武不顾私交，借徐庭瑶之手成功留住58师，为74军保住了这一基干部队。总得来说王耀武善于自保，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自身，这使他在35岁便迈入国民党高级将领行列。
当然，王耀武也并非常胜将军，1941年日军为加快战争步伐，打通南北通道，发动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教训，调整作战部署，减小作战区域，集中使用兵力，把主力部队用在长沙以东汨罗江、捞刀河一带；反观国民党方面，以薛岳为首的第九战区，延续了罗卓英的作战风格将主力用在修水一线，致使日军长驱而下，突入长沙以东，从侧翼威胁长沙。
王耀武74军奉命自赣西西进，在长沙以东黄花、永安地区辅助七十九军固守长沙，但仓促进军犯了侧敌前进的兵家大忌，王耀武此前虽然接到战区参谋长赵子立的提醒，但因身边有高参监督，只能机械性地按命令行军；日军在攻破汨罗江防线后并未直赴长沙，而是向浏阳方向急进，正好碰上西进的七十四军；此时74军为支援长沙呈一字长蛇行军，日军趁势南下将其切成数断，五十七师和五十八师损失一半，王耀武险些做了俘虏。
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自打黄埔毕业以来从未吃过这样的败仗，加上新婚不久立功心切，无法接受这种耻辱，便私自率领58师残部撤到衡阳，准备回老家打游击；此事被当地县长报到省政府主席薛岳处，薛岳立即下令将廖龄奇逮捕收押。
蒋介石得知74军差点全军覆没后非常震惊，亲临衡阳主持军事会议；薛岳认为，二十六军未按部署在捞刀河阻击日军，掩护七十四军进入阵地，应负主要责任，但蒋介石却不想处置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而是把矛头指向廖龄奇。按说廖龄奇私自脱离部队属于战败后行为，而造成74军重大伤亡应归咎指挥部部署不当，客观上二十六军阻击不力，但蒋介石却认为74军的问题还要从自身找。
蒋介石处理失职将领有个习惯——翻旧账，会前委员长侍从室收到一份匿名举报信，举报廖龄奇占用伤兵慰问金5万余元，这让蒋介石想起1938年孙元良反映过一件关于廖龄奇的事，当时八十八师采购一批军马，团长廖龄奇因采购费分配不均与孙元良发生争执，后孙元良补偿廖五千元并许诺旅长之职才将此事揭过；孙元良是蒋介石“御林军”管家，对蒋愚忠，将此事原原本本上报。
七十四军损失如此之大，按说王耀武难辞其咎，但人家老王办事从来都是先人一步，蒋介石还未到衡阳时，他亲拟一封请罪书早于战区指挥员一步报给了蒋介石，信中王耀武将74军损兵折将之过失全部揽到身上，这种大局观让蒋介石甚为感动。
蒋介石之所以不处置萧之楚也是有原因的，此人原是东北军冯玉祥旧部，属于杂牌军将领，第九战区两位副司令长官杨森和王陵基都是杂牌军代表，如果此时处理萧之楚，可能会引发地方军阀不满，大战在即不利于团结；此外，西北军一直是蒋介石的心头之患，留着萧之楚从中斡旋，有利于控制这些地头蛇。
如此看来，廖龄奇作为替罪羊再合适不过了，但把廖龄奇推上绝路还不是这封匿名信；廖龄奇被扣押后，57师廖系人马便坐不住了，立即四处活动商量营救对策，其中以军需处副主任王玉彬最为急切，自己坐上这个位置不久，关系刚疏通好，眼看就有回报了，如果此时廖龄奇出事，自己岂不白忙活。他请主任白文冰出谋划策，白文冰道：“眼下能救师长的只有他自己了，薛长官肯定不会帮忙，王军长也是戴罪之身，有心无力，目前只有一个办法，让师坐直接去见委员长。”王玉彬疑惑地道：“委员长正在气头上，现在去不是自找苦吃吗？”
白文冰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方靖，1933年方靖部队因情报有误，认为临川方向有土匪，结果发生了乌龙事件，让他没想到的，蒋介石正好在临川视察，意外惊了架。事后方靖心惊胆颤地向蒋介石当面认错，一顿训斥之后，方靖不但未丢官，反而更受蒋介石信赖。第二个是孙元良，南京保卫战八十八师作战不力，师长孙元良按说要被追究责任，孙元良面蒋后反而升了七十二军军长。
廖龄奇
白文冰曾在励志社待过，励志社有点类似国民党后勤机关，里面很多人是犯过错的来“进修”的，别看这些人不受待见，但对国民党高层方方面面都很熟悉。王玉彬听白文冰如此一说，当即就相信了，他也曾听蒋介石身边的人说过，委员长越是骂的凶，越是信任你，于是就通过关系把这条自救的方法传给了廖龄奇，让廖龄奇和王玉彬没想到的是，这次面蒋直接把他们送上了绝路。
蒋介石见到廖龄奇后就说了一个字：“滚”，廖龄奇出身黄埔，性格火爆，带兵打仗都是不要命的主，见蒋介石连一个申辩的机会都不给，心里更加憋屈，便立在原地不走想要一个说法；蒋介石历来最恨别人跟他强辩，联想到此前翻的旧账和匿名信，再加上他私自带兵撤离战场，便下了杀心。10月底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下令严肃处理廖龄奇，执法处当天便执行了枪决。
廖龄奇的死因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薛岳想拿他做替罪羊，其实廖龄奇的死和王耀武有很大关系。王耀武从俞济时手中接过军长之职时，曾提拔58师陈式正为师长，其目的就是打压副师长廖龄奇，俞济时调新五军军长时，廖龄奇曾鼓动58师一起平调过去，这不是抽王耀武的脸吗，另外，廖龄奇对王耀武升任军长很不以为然。
王耀武是不允许74军中有异类的，但廖龄奇是黄埔四期，参加过北伐，受过伤立过战功，不能像当年处理副旅长一样对他，必须有个恰当的时机和理由。而王文冰一直以来都是王耀武的心腹，当年除掉补充第一旅副旅长时也是此人操刀，其手段之巧妙让王耀武甚为吃惊，此后又帮王耀武打理上海的生意。上海陷落后，白文冰便跟随王耀武在军中效力；1938年左右，74军58师172旅旅长空缺，王耀武一番操作把自己的亲信邱维达送了上去，并同时派白文冰过去帮衬。
邱维达和白文冰到172旅屁股还未坐热乎，在阻击沿南浔线南下的日军时被师长冯圣法和副师长廖龄奇摆了一道，二人灰溜溜地离开了172旅，这样两个师之间隔阂越来越大。白文冰善于玩弄心机，在172旅吃了大亏自然不肯善罢甘休。王耀武升任军长后，对58师便有了话语权，某天，白文冰找到王耀武非常突兀地说：“军座，我还是想回58师。”王耀武道：“就你一个人？”白文冰道：“我一个人回去最好！”两人之间没有多余的话，心里达成了某种默契。
白文冰在师长陈式正(陈式正做师长不久便调走了，副师长廖龄奇转正)的帮助下在军需处做了主任，为了博取廖龄奇一派的信任，军需处大小事务都推给了副主任王玉彬，廖龄奇转正后也逐步放松了对白文冰的警惕，但他们不知道白文冰一直默默地等机会反击。
白文冰设计的这个局可谓是天衣无缝，那封匿名信自然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怂恿廖龄奇面见蒋介石也是一重要一环，白文冰知道面蒋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飞黄腾达，二是万劫不复，但前者必须有人在背后予以说情，如方靖背后有夏楚中，而夏楚中是陈诚的亲信，此外担任蒋介石侍从的宣铁吾对方靖也照顾有加，这些人少不了在背后说好话；至于孙元良，是蒋介石新手栽培的“御林军统领”，与俞济时同时担任国民政府警卫旅旅长、警卫师师长，除此之外，孙元良的老爹孙震是川军名将，也是蒋介石在保定军校的前辈，孙震在川军中拥蒋最卖力，凭这层关系蒋介石也不会动孙元良，至于廖龄奇，除了黄埔身份一无所有，俗话说：“囊中有钱方沽酒，朝里无人莫做官”，凭廖龄奇的脾气很难得到蒋介石同情的，其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
夏楚中
“送走”廖龄奇后白文冰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送给王耀武，在廖龄奇面蒋时，他联络了58师三位团长，联名上书，并以辞职为要挟；作为军长的王耀武在这件事上保持了沉默，但背后让副师长张灵甫出面处理，把此事闹大，58师顿时就热闹了，最后三位团长不得不走。张灵甫非常庆幸地对亲信蔡仁杰说道：“这三人不走，58师很难掌控，最后走的就是我们了。”
蔡仁杰很快便查出是白文冰幕后支持三位团长“闹事”的，张灵甫知道其身份，将其交给王耀武处理，王耀武下令免除其军需主任一职，调回51师任职；白文冰潇洒地离开了，他自信此事办得漂亮，但在王耀武面前不敢有任何居功的表现，他知道自己这点把戏是瞒不过王耀武法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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