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临危受命,刺杀了谁?为何这一行动让蒋介石如此高兴,竟奖励了他八根金条?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蒋介石面临着来自外族入侵和内部分裂的双重困境。
一. 扑朔迷离的内忪外患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外有日本铁蹄即将临头,内有党同伐异的分歧纷争,处境可谓进退维谷。他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先化解内部矛盾,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意在集中全力打击国内的共产党力量,以期消除内患,继而应对日寇的外来侵略。
然而,蒋介石的决策引起了广泛争议。支持主战一派认为,日本侵略行径已然昭彰,若不尽快采取反制措施,祸将不消反肿。因循挣扎不仅无法遏制日本的蚕食野心,反而会让祖国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相反,主和一派则主张和平谈判,寻求暂时的休战契机,以求喘息之机。两派唇枪舌战,各执一词,难有split结果。
就在这种扑朔迷离、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却让国共矛盾暂时放在一边,集中所有火力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汉奸。
事情还得从1932年说起。为了在中国北方地区制造一片缓冲区,日本开始在华北和内蒙古地区培植亲日势力。本想扶持吴佩孚的日本,因谈判破裂后将目光转向了另一名失势军阀——张敬尧。
张敬尧出身于旗人世家,曾在多名大军阀手下做过从属,后来却与日本关东军高级将领板垣征四郎狼狈为奸,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汉奸。他对日本说:"我明白皇军的意思,以后皇军要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从此彻底卖国求荣,成为日本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走狗。
盘踞在北平一带的张敬尧,不仅大肆向日寇效忠,还时常对国民政府的军队挑衅放肆。他的存在,无疑是个祸患,妨碍了蒋介石实施"先安内"的决策。因此,蒋介石决定先除掉这个眼中钉,然后再集中全力剿灭共产党。
二. 迫在眉睫的绝杀行动
时任军统第一杀手的陈恭澍获命后,毫不迟疑,遵从军令火速赶赴北平。虽然这次行动的时间很紧迫,但陈恭澍作为一名优秀的特工,从不在行动前患得患失。他立刻召集部下开始研究作战方案。
"根据我们侦查的情况,这张敬尧为人狡猾多疑,绝不会公开露面,他的藏身之处只可能是两个地方:日本使馆或者六国饭店。"一名特工说。
"依我看,他身份尚不足以住在日本使馆,更可能是六国饭店。"另一人接过话茬说道。
"那就让我们先去六国饭店侦察一番,弄清他的确切行踪。"陈恭澍决定派遣两名可靠的特工,伪装成商人前往六国饭店侦查。
第二天一早,王天木和白世维便按计划踩进了六国饭店。六国饭店是当时北平最豪华的宾馆,由于经常有外国使节下榻,因此安保极为严密。两人只能从底层着手,耐心窥探每位入住客人的身份线索。
几经周折,终于在第四天时,两人发现了一个突破口。一位常年在六国饭店服务的西服裁缝无意中泄露,自己正在为一位住在三楼的贵客缝制衣服。更关键的是,这位贵客身边还有副官和参谋随从。根据之前获得的汉奸照片,张敬尧下巴上就有一撮胡须,所以这位贵客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目标人物。
很快,这个重大发现就传到了陈恭澍耳中。为了确认目标人物的身份,陈恭澍亲自带队前往那家西服铺。在精心编造的谎言下,裁缝果然无意中透露了更多关于这位神秘贵客的消息。
经过交叉比对和分析,军统确认:这位贵客就是张敬尧本人。他不但包下了三间豪华客房,还带着一众亲信手下住在六国饭店内,时刻戒备森严。而就在几天后,他们就将离开北平前往天津。看来,时间已经迫在眉睫。为了不打草惊蛇,军统必须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一鼓作气将行动彻底完成。
三. 危机中渺生的转机
获知张敬尧的确切行踪后,军统立即着手制定绝杀方案。他们决定在张敬尧离开北平前的最后一天,在六国饭店外伏击。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陈恭澍不得不亲自下场。
1933年5月10日凌晨,陈恭澍带领数名军统特工来到六国饭店外的街道,布置了伏击阵地。一行人分头隐蔽在不同的角落里,严阵以待着目标人物的出现。
天色微亮时,张敬尧终于现身了。他身旁簇拥着数名亲信,警惕的眼睛不住扫视着四周的街景。就在他们经过陈恭澍隐蔽处时,陈恭澍突然跃身而出,一手紧握着消音手枪对准张敬尧就是一阵狂扫。
"砰砰砰"!枪声在清晨的街道上炸响,张敬尧应声倒地,身边的亲信也惊慌失措,几乎没来得及反应。陈恭澍和同伙趁乱拔腿就跑,很快消失在了街角的拐弯处。
整个行动进行的出乎意料的顺利,导致后来陈恭澍都怀疑是否真的击中了目标。但很快的,军统就收到了一线消息:张敬尧当场死亡,其他人也受了一些轻伤。消息一传到南京,立即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
这一次暗杀行动的成功,给了蒋介石极大的鼓舞。尽管日军仍在长驱直入,但至少在内部的祸患已经除去,形势暂时得到了缓解。更重要的是,这一突如其来的狠狠一击,震惊了日本关东军的谋略。他们万万没想到,国民政府竟然如此狠辣果决,在内忧外患之际还能反过来出手相向。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立即抓住机会,向日方提出缔结和平协定的建议。虽然日本依旧顽固,但终于在一段时间的周旋之后,双方达成了《塘沽协定》。协定签订后,战火总算是暂时停止了。
这为后续的抗战做了最起码的准备。当然,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张敬尧的死无法彻底根除汉奸在华北地区的势力,更未能阻挡日军的铁蹄。张敬尧身后的余党不甘心失势,暗中重新组织起亲日武装,与国民政府发生了多次小规模冲突。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在密谋报复。他们虽然对国民政府的行动感到惊诧,但很快调整了气势,开始酝酿新一轮进攻的计划。一场更大规模、更残酷的战火即将点燃,浩劫已经逼近了中华民族。
四. 矛盾暂时缓和的喘息
《塘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双方争执暂时停火。虽然只是一张纸头上的和平,但对于饱受战乱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哪怕是短暂的喘息,也是一个重生的希望。
蒋介石看准了这个契机,立即着手进行国家重建。他先是整顿军心,统一将领意见,呼吁全国上下同舟共济、共赴国难。接着便着手军事重整,加强对日前线部队的训练,储备军火物资,修建阵地工事。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积极谋求外交上的突破。在国际社会的斡旋和呼吁下,最终促使了1933年12月举行中日两国全权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为今后的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段时间里,双方虽未彻底停战,但也没有再爆发大规模冲突。日军改变了原先进攻的步伐,蔑视且担心国民政府的极端做法。他们暂时放缓了脚步,似乎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
与此同时,张敬尧的亲信余党并未就此销声匿迹。他们在暗中重新组建起一支武装力量,与国民政府发生了多次小规模冲突。不过这些骚扰行为都被及时扑灭了。尽管内忧未息,但总的形势依然得到了缓解。
蒋介石为此斗胆猜测,日军或许在短期内已经丧失了进一步侵略的决心。于是他在1934年称:"中日以和为贵",暗示已经走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阶段,认为此时正是与日本修好的大好时机。
可是蒋介石却高估了自己的判断力。就在同年11月,随着日军新一波进攻的拉开序幕,这个天真的想法很快就被打脸了。日本关东军集结了大量兵力,发动了被称为"一·二八事变"的进攻,并在次年攻占了北平和天津等重镇,导致了全面抗战的爆发。
尽管军统暗杀汉奸张敬尧的行动震慑了日军一时,也赢得了国内的短暂喘息,但终究没能扭转日本入侵中国的步伐。相反,日军在稍作休整之后,更是卷土重来、咄咄逼人,成了导火索之一,从而掀起了新的战火浪潮。
五. 暗杀行动的奖惩反响
张敬尧的死讯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国民政府对陈恭澍的暗杀行动虽未公开表态,但蒋介石却秘密接见了他,并亲自嘉奖了这一勇敢的举动。
据当时在场的军统人员回忆,蒋介石看着陈恭澍的时候,脸上洋溢着罕见的喜悦之色。他拍着陈恭澍的肩膀说:"你这一次立了大功,剿灭了祖国的罪人!朕代表国家谢谢你!"
随后,蒋介石亲自从旁边取出八根金条,双手递给陈恭澍,作为对他这一惊天壮举的奖赏。虽然不知金条具体价值多少,但可以想见蒋介石当时对这次行动的重视程度。
相比之下,日本方面的反应就没有那么高兴了。尽管事发时张敬尧只是一介汉奸,但日本关东军仍对国民政府公然暗杀其重要爪牙感到无比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对自己权威的严重挑衅,绝不能就此轻易放过。于是,日本政府迅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强硬抗议,要求严惩凶手。
面对日方的无理要求,蒋介石自然是摇头不已。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对军统人员的处罚,反而对日方严词回敬,指责他们培植汉奸、勾结卖国贼的行径"罪该万死"。至此,双方陷入了一场新的外交冲突之中。
除了蒋介石和日本人,另一个产生强烈反响的就是共产党了。虽然国共矛盾一直存在,但消灭汉奸这一举措却还是赢得了共产党人的肯定和赞许。他们认为,这次行动不啻于一记重拳,狠狠打击了卖国贼的嚣张气焰,也展现了国民党对付汉奸的决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共中央多次在文告中称赞了这一"惩治卖国贼"的"英勇行动"。尽管如此,双方的矛盾依然没有彻底化解,各怀鬼胎地暗自较劲、互相防范着对方的一举一动。
总的来说,这次军统的刺杀行动虽然只是杀死了一个小小的汉奸,却在国内外引发了剧烈的反响,引起了各方的不同反应。它不仅令蒋介石对军统充满了信心,也成了之后全面抗战爆发的一个导火索,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浩劫正在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