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刘秉彦口述7：吕正操走了以后，我在白洋淀当了"宋江"

今天说1940年的事吧。

1940年的战斗很频繁。敌人增兵华北，到平津保三角地带来，也有了一套办法，开始了军事"扫荡"。真叫山雨欲来风满楼。

日本的特务工作在全世界有名，大量的特务伸进根据地来了。首先对敌后根据地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针对的是地方党和群众的关系，敌人已对《论持久战》做了专门研究，从大量的材料里可以证明这点，要把军队、党和群众分开。反复不断地鱼鳞式拉网，梳篦拉网，像梳头似的对付冀中军区。主力集中到一个地方后，"铁壁合围"-﹣寻找你的主力作战。点线建立得很快，知道你的主力在什么地方。在部队内部，伪组织里，伪政府里，新民会内，基本上都有做情报的，一经发现，动作迅速。我们的锄奸政策要适应，这要引起重视。

我们在军事上，没有改变适应这种斗争形式，经常让敌人围上。

我们犯错误了。

这时，我被调到抗大学习了，这是1940年上半年。离开了部队一段，1941年回来了。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部队不断行军作战，伤亡也大。对锄奸工作和反谍报上，有一系列的"左"的错误。

军事上不断滅员，把民兵、区小队不断升级。县大队伤亡大了，区小队补，区小队伤亡大了，民兵补；一个队一个队地往上补，县大队给五纵队补。两个主力赛跑，逐步升级，没有游击队配合﹣﹣以霸县为例﹣﹣常常被敌人合围上。有如下的战斗：

二十七团的神堂战斗，这是1940年春天。关于这次战斗，也有人写了回忆录，可以查看。顶牛战，一打就是两天。敌人加强了炮兵，围住了不让走，就跟我们拼。杨政委负伤，眼被打瞎了，我们伤亡200多人。

三十二团打天庄子、郝庄子战斗，我二营损失很大。顶牛战顶着打到天黑，想转移，敌人不让你转移。村里也有攻势，他在四周点上火，他用老百姓的秫秸点着，一层火把到两层火把，夜间突围也就难了，我一个营基本上被打掉了。

这时，我已不在团里，是我后来听说的。

二十九团的马庄战斗。敌人把我们围在据点下边打，也损失不小；五纵队在霸县陈家柳一仗，也损失很大。

军队伤亡大，就补充。五纵队可以在下边补，主力部队靠扩军，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认真总结。阎立轩大胡子不断在武清一带补充兵员，他外号叫人贩子。他拉来了便编入主力部队。这里边有旧警察、兵混子、绿林，他们不干了跑回去，就抓，抓回来就处理，逼他们当了伪军。这是我们一些干部在政策上犯的错误。永清、固安、霸县、安次、武清最厉害，出了一万五千多伪军。

说说三联县。丛林中有土匪和流氓无产者，只想天下大乱，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好趁水摸鱼。这时出现了与部队游离不接受分区领导的若干黑队伍，重操旧业，以绑票为生。主力部队里，有的给敌人搞特务工作，可以锄掉，但"肃反"扩大化，杀了不少人，连长都觉得岌岌可危。

当时的生活相当艰苦，我们是规定三钱油，三钱盐。我们那司务长，还偷着吃肉，把肉放在袖子里吃。在这艰苦的环境下，朱占魁开始动摇。看行军的队伍，过去一眼看不到边儿，现在看断了。这把一切政策上的问题掩盖了。

1941年，敌人也开始挖沟。从铁路两边挖，每沟二丈七，挖深一丈五，有的把水都挖出来了。敌人是为了保护铁路，铁路上还有压道车，来回走，有机关枪，掷弹筒。他们从北平挖到良乡，挖到天津。我们破路也很难了。

燕京道和保定道中间的道挖起来了，挖通了就灌水，用大清河的水。这儿正是大清河根据地，就被封锁沟封锁起来了。

敌人还挖县界沟，每县与每县之间挖了沟。

这样部队就很难活动，主力军必须走。有时到白洋淀，有时到一分区易县、涞水、房山、定兴、徐水休息两天。没有主力了，光县大队就阻挡不了敌人挖大沟。这是1941年上半年。之后，敌人又有了发展：建伪政权，任命伪县长和伪乡长，摧毁了我们建的抗日县政府。敌人是对着八路军的一套来的，搞大乡保甲制和连坐制。如果邻居出了问题，一保都受连累，一保共担风险。

1941年上半年，主力很少回到大清河以东了。只剩下窄窄的一条，进去一个团，敌人说合就给合上了。

32团跳过去，住到了容城县后台。这就是你的家乡啊。这一仗差点全部报销了哇。只剩下六个连。军区及时发现了，纠正这个错误，从五纵队补充了三十二团。

1941年，二十七团成了军区的警卫团，跟吕正操走了。

敌人见主力团转出去后，合围找不到主力团，便"剔抉清剿"，细块分割，建伪保甲制，驻在那儿了。村界沟挖了以后，敌人驻在村里，剔抉，挖村里的党支部委员，搞掉我们的组织。这是十分残酷的年月。

从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政委换成了帅荣。这段时间，我们的主力部队进不去中心地区。日军长驱直入，搞县大队。他们长途奔袭，使县大队也不好行动。如果没有青纱帐，我们没有任何掩护的地方。

1941年春，吕正操司令员骑着大洋马，到了白洋淀的郭里口，准备到十分区。容城、定兴、安新，只剩下十分区这一块了。后来吕正操司令员转移到深武饶安。朱占魁在清苑县大李各庄（1941年4月5日）被日军俘虏。二十七团跟着军区活动。几个团在安新、任丘、文安几个县顺白洋淀活动。

1941年青纱帐起来之前，十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退出来了。投敌人的多了，县长被俘的也不少。伪军有一万四千多人，我们没有改变政策，也没有战术上的变化。这就叫十分区第一次变质，政权不是我们的了。

敌人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大东亚新秩序"的统治。军事上，伪军队建起来了，保安队每个县都有。大清河左岸上，五公里一个岗楼。三三制的防御。一日军带三个伪军，一个伪军带三个民夫。鸣锣击鼓，到处是火把，真叫鹰鹞难飞啊，一直到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容城，徐水，定兴边。安新还有一些县政府、区小队在活动，可以钻进苇塘里活动。扎在村里，就不敢动了。

永定河两岸，有李大卫带一个连、王光侠带一个连在土匪群中活动。李大卫是永清县韩村人，到了敌后；王光侠在霸县、永清、武清交界处活动，也回不来了。当时村有村界沟，县有县界沟，大清河也成了封锁线。

在这里，抗日家属门前都有红灯，受到监视。每个村都有土围子，有围村壕围起来，每晚都鸣锣击鼓，你从这村到那村去都不可能了。敌人建了孤立的岗楼，外边挖了沟，一个吊桥。一个岗楼，伪军一个班，日本人集中在大岗楼上。

敌人的经济政策是就地取材，搞棉花囤，玉米模范囤，雄县霸县边上，有小麦模范囤。敌人占领的这一年，他们收了不少粮食，他们要秋粮秋交，麦粮麦交。

我从抗大回来，离开大清河已经一年多了。

我先在十八团，三十三团，后九分区当参谋长。我是瞪着眼看着大清河北怎么变的。我总结了这一段的经验。我们靠近大清河北活动。周彪要我回十分区。朱占魁被俘，帅荣到九分区来了。

我当时在九分区，后听说要我回十分区，我对变质做了些研究。九分区的范围主要在白洋淀的周围，任丘、安新均属九分区，高阳也是九分区。十分区的部队也被逼到这儿活动，我和他们交谈，想总结一下变质的情况，因为九分区也面临这样的形势。

原来没有想到日军会对平原进行摧毁性的"扫荡"。

军区吕正操、程子华他们坚持平原游击战。这天，我去找帅荣、周彪、肖新槐、任志远几个人谈谈十分区的情况，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地区活动。

敌人有了扫荡大清河的"经验"，开始做"扫荡"八、七、九、六分区的准备。冈村宁次想来一次像对大清河北那样的"扫荡"，原想他们会一块块地解决，用蚕食和鲸吞相结合之法，寻找我主力作战。没有想到"五一扫荡"来得这么快。我找他们四人谈了，以后就非常警惕了。我1941年冬天专门找军区领导吕正操、程子华、沙克谈了一次。

当时要让周彪任司令员，帅荣做政委，有消息说让我当参谋长，我当时想，如何参谋，应该怎么办？那时县区游击队基本上垮了，十纵队编成一分区教导队。我总结十分区的教训，提出如下几条：

我当时总结了四条，回忆录上写了点，至今认识还不统一。第一点，我提出统战基本政策中有很多"左"的政策，包括把人遣散；锄奸政策；杀伪军家属多；三级武装搞两个主力赛跑，三个主力团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周彪是"左"的政策的代表人物；他当时是政委，帅荣接他的职务时，他休整了一段。对此，程子华找我谈过话。十分区开辟时，我们在一块，处得比较好，他是老红军，这时是向老红军学习的过程。他第一次找我谈，为了争取朱占魁，周彪要和朱占魁的妹妹结婚。我没有离开前就说，我劝他不要和朱占魁的妹妹结婚，我说不要搞这个，主要是从思想上教育朱占魁。他说，军区首长和他谈过，他说，朱占魁如有此意，不要拒绝。1939年下半年，他正式结婚了。结婚后，朱占魁靠近周彪，周彪用此控制朱占魁。在军分区内部结合成朱周核心。杨雨民、王逸群等三任政治部主任都对此有看法，大都支持我。正是他结婚时，四大队叛变。四个大队编成三个团。四大队队长王禄祥投降了敌人，留下了一个营，他带走了两个营（一二营），他带着跑到固安县城里，他把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等逮捕，送到永清县了。王禄祥的叛变是"左"的政策的后果。这事，我和周彪谈了，有争论。在总结"左"的后果上，我说了此事，周彪不承认。后来朱占魁被俘了，不好多争。帅荣同意我的看法。平时我们学了辨证法，知道事务的变化主要是内因，主要找主观原因。可多少事都是从外因上找理由。这内因问题，我在此时提出，这是让我回十分区我必须提出的政策上的问题。

第二点，我提出从十分区退出来，一直没有改变军队活动的战术，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这主要是和肖新槐的争论：主力军打顶牛战硬拼，完全是靠热血，这不行。关于这一点，我和肖新槐争论得最多，一直到我当参谋长送肖新槐走。他走的当天，我们还争论了两个钟头。关于战术呆板问题，我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他。我主张以连为单位活动（其实，连也不行，以后再说）。我们把一个个战斗都回忆了一下，总结了一下。他说：神堂战、胡芦集战、堂二里战，这些战斗，后来证明可以打嘛。我举了1940年下半年的四个团一块打，结果不行。我想用这例子说服他。他要走了，我们虽说有争论，但我还是以他为老师，我们还是恋恋不舍。我用一个排送他。

"我希望你用若干战例证明你是正确的。"这是我送别他的最后一句话。

第三点，我和地委马载、杨英、赵雨民的争论。马是地委书记，杨是地委宣传部长，赵是地委组织部长。我上任前到地委去，他们认为退到大清河来是右。我在白洋淀的邸庄和他们谈十分区，他们的结论是右，是害怕，不敢回去了，军队也不敢回去，认为是右倾的结果。他们已不跟军队活动了。周彪、帅荣也是地委委员。地方和军队也不如后来一元化那么密切。地方报怨军队没有打好仗。

我认为，有右的情绪，是因为"左"的政策造成的后果。回大清河北以前的争论，军区知道了，让区党委解决。这时明确我要回去了。

1941年12月，在安平凤凰铺，军区召集十分区党政军负责人专门讨论十分区变质问题，让我参加，回去接肖新槐的职务。共开了七天。在九分区开七天会还没问题，军区在庄高头。会上争论了两天。我和二十九团领导提前有接触，他们也支持我的意见。争论两天后，区党委做了结论。罗玉川、金城、黄敬书记，周小舟，军区的吕正操，程子华等参加了会议。

结论是：十分区变质关键是"左"的政策造成的。要纠正"左"的政策：一、军队打硬仗，劣势的八路军对优势的日军，这是不行的。二、没有研究流氓无产者的特点是反复无常。黄敬说：游离于敌我之间，因为你"左"，他会跑到敌人那儿去，所以产生了一万二千多伪军。三、如果十分区不改变群众负担的政策，仍实行内战时的政策，让地主富农负担过重，这是有害的。对根据地来说，必须贯彻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不然连一些开明士绅也离开我们了。四、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反复地鱼鳞拉网，铁壁合围，以为还有休息时间，其实是不停息的。

讨论了两天，在白洋淀休整。

1942年1月，我到了十分区。司令员是周彪，帅荣是政委，我是参谋长。我们在认识上好像是统一了，但参加会议时并没有在认识上真正统一起来。二三月，军队和地方上都学习文件，好统一思想认识。这是十地委的第一次争论。

"五一大扫荡"来了。

1942年5月，军队、地方上休整。没有像整风那样，还没有来得及把若干历史问题搞清楚，"扫荡"就来了，对各个分区均没有思想准备。这是1941年"扫荡"的重演，日军的做法已在其1941年的基础上发展了。第41师团、110师团和27师团等联合起来共五万多人在冈村宁次指挥下进行"扫荡"，与对十分区的"扫荡"不完全一样，它发展了。日本军队从1938年增兵华北，在人民战争中，他们已承认陷入了持久战﹣-没有把八路军消灭。它在沧石路以北采取的进攻，有几个特点：

首先进来的是特务。从1941年下半年，敌人做了准备，把特务训练了以后，派入根据地，把小发报机也带进来。军事上，采用"牛刀子战术"。敌人知道你哪个分区在哪个地方，我们还是以团为单位活动，同路西不一样。北平到保定，重兵集团在北边的县，驻有大队以上的日军。沧石路是二十七师团，主要在天津、静海、沧州。

牛刀子战术是：五六十里公路，敌人确切知道，你哪个团在什么地方。敌人头一天下午出发，走半个白天加一个夜间，拂晓把团包围上，先让小部队同你接触。四面八方打信号枪，部队以为敌人数量大，马上集合走（军区反对打顶牛战）。一走，就脱离开村庄，敌人采取迂回包围，这样我们伤亡会很大。同"扫荡"十分区不同的是，敌人分进合击，百八十里地就插进来了。

敌人从外线进来和牛刀子战术结合分进合击，照着二三十个村子就来了。敌人从外边进来，一围就是十几公里的半径。这同一开始就拉网的十分区不同。二三十个村的合击，兵力很大，人家是几万多人的长距离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加上铁壁合围，再进行拉网。没有一个团不被敌人拉网捉住的。

九分区的两个团，33团被打垮了，24团调出去了。

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牺牲。

七分区的十七团，也被敌人拉的大网拉上了。

六分区警备旅三个团，有两个团被打得差不多了，他早早地拉到路西去了。

日军改变了战术。驻屯清剿是为摧垮基础。现在它却主要在军事上干，就是寻找你的主力打仗。

七月，程子华去大军区了，聂总到了延安。当时确定主力外转。

区党委跟吕正操、周小舟他们一块行动。吕正操骑着大洋马到了大小刘庄。我在任丘鄞州西边的枣林庄、西大坞一带。吕正操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就几句话："刘秉彦同志：我来你走。"当时周彪病了，到苇塘掩护治病；帅荣到了文安洼里。这里归八分区。我带着分区的三十七团、二十九团在白洋淀边，不敢到腹地去。

十分区部队没有在五一"扫荡"中受损失，说什么也不去腹地，我有经验了。此时，我们也还没有分散，我还带着两个团。二十七团目标大，不单独活动，经受了"五一大扫荡"。敌人挖了沟，吕正操他们出不去了，很不容易活动。我去见吕正操。吕问："你怎么来了？"

我："你来了，我不见面怎么行。看有什么任务？"

吕："你给我留下一个营。"

当时日军反复拉网。叫鱼鳞拉网、梳篦拉网，反复进行。

我说：一个团送你，也得打两天才能出去。我们一个团分散在白洋淀四十二个村子里。你骑着大洋马，过不去。

吕正操一听，急了，说：不要送我，我自己走！

我说了十分区的情况证明我的话。我说，我给你二十七团，你往东，到津浦路，到渤海军区……然后到济南，往西走，奔太行，这么好走，二十七团跟着你。

周小舟非常同意。吕考虑之后说：就这么走吧。

他从任丘以北奔文安洼，顺津浦路往南走，一直走到沧州南边，到了张市（元氏县内），打了两天两夜，到涉县八路军总部去了。

吕正操走了以后，我在白洋淀当了"宋江"。

【刘秉彦（1915-1998）河北蠡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后在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投笔从戎，献身抗日战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冀中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特派员，独立第一支队特派员，支队组织科科长，独立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三十二团团长，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副参谋长，第十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二纵队二旅旅长，冀中军区第二纵队参谋长，冀中军区第二十旅旅长，华北205师师长，参加指挥了解放保定、石家庄的战役，参加了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代司令员，军委防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参加了抗美援朝。1960年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导弹总局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8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代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1995年离休。是第一、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