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 胡雷
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要求“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大陆是一个结构转型大国，分析经济增长前景既要看短期，也要看中长期；既要看总量，也要看结构。一方面，结构转型取得重大进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一方面，结构转型尚未完成，并面临着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多重挑战。总的来看，大陆结构转型仍有巨大空间，并且成为支撑未来5—10年实现5%左右经济增长的最大底气。释放结构转型的增长潜力，需要以结构转型为主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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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转型蕴藏着巨大经济增长空间
大陆经济结构转型蕴藏着巨大增长空间，这是大陆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是未来5—10年实现5%左右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第一，大陆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消费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尽管面临多方面挑战，但总体上处在工业化后期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并没有改变。2022年，大陆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为43.16%，2023年这一比重提升至45.2%。到2025年服务消费占比有望达到47%左右，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50%。14亿多人口大国的服务型消费若达到50%以上，不仅将推动大陆经济增长，而且对全球市场也是重大利好。
产业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2023年，大陆第二产业占比为38.3%，第三产业占比为54.6%。预计到2025年，大陆第一产业占比将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占比相对稳定，服务业占比有望达到55%以上。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将由2021年的41.5%提升为5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提升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将形成大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
科技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2023年，大陆研发强度达到2.64%，2022年大陆基础研发占研发经费比重达到6.57%；企业研发支出占研发经费比重达到79.02%。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预计，未来几年，大陆研发强度有望超过3%，规模将超过4万亿元，基础研发占比有望超过10%，由此形成巨大的科技研发空间。
城乡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2023年末大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16%，2022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7.7%。未来几年，城镇化进程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超过7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至少还有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
第二，经济结构转型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14亿多人口的结构转型，客观上蕴藏着巨大的增长空间，这是中国独有的“转型红利”。
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的消费潜力。估计到2030年，大陆服务型消费占比将由2023年的45.2%上升到50%左右。由此，将带来10万亿元的新增服务消费规模。在宏观经济增长面临预期不稳的情况下，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重要性明显提升。
产业结构升级蕴藏的投资潜力。例如，大陆数据基础设施每年将吸引直接投资约4000亿元，将带动未来五年投资规模约为2万亿元。
城乡结构蕴藏的内需潜力。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左右。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的消费被抑制了23%，如果通过城市化把1.8亿农民工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每年可产生2万亿元以上的消费。
第三，经济结构转型将支撑未来5—10年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
例如，城镇化率在超过60%之后，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动同期的人均资本存量增长3.5%。加上其他方面的结构转型的动力，未来10年年均增长达到5%左右，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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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解决结构转型面临的突出矛盾
在注重解决短期增长压力的同时，更要着力解决结构转型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结构转型面临多方面挑战。
消费结构升级面临着挑战。2023年大陆服务型消费占比虽然比上年有所提升，但仍未恢复到2019年的占比水平（45.86%）。大陆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与城镇居民相比相对滞后，2013年-2021年，大陆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低于城镇居民6-8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着挑战。大陆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20%，但与西方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相比有明显差距，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生产性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分别达到70%、55.6%、57%。
科技结构升级面临着挑战。虽然大陆研发强度不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差距。2023年大陆研发强度（2.64%）仍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2.7%的平均水平；2022年大陆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6.57%）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贸易结构升级面临着挑战。总的来看，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多，知识密集型、技术产权专利型、资本类服务贸易少这“一多三少”的结构性失衡突出。2022年，大陆服务贸易占比为14.18%，尚未恢复到2019年17.15%的水平，与2022年21.88%的全球平均水平有超过7个百分点的差距。2022年，大陆货物相关服务、运输服务、旅行服务等三大传统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额的比重为53.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高于G7国家17个百分点以上。
第二，结构性矛盾是掣肘结构转型的重要因素。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因素的掣肘。2021年，大陆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6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左右；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5.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4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制约了城乡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投资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制约投资潜力的释放。从投资主体看，2023年大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达50.4%，比2022年（54.2%）下降了3.8个百分点，是近几年来的最低；从投资行业看，2023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达65.8%，比2020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投资领域民间投资下降与结构性矛盾直接相关。如果这些结构性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稳定民营资本预期就有可能“事倍功半”。
服务贸易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制约服务贸易潜力的释放。2022年，大陆22个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中，有12个行业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录音、电信、电影和快递服务（包括邮政服务）限制指数在全球排名最高。
第三，破解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是深化结构性改革。从现实看，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很重要，深化结构性改革更为重要。例如，有研究表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将使得经济增速在现有基础上提升1.9个百分点。稳企业、稳就业、稳增长，关键是全面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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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以结构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
深化结构性改革，要更加关注体制机制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更加注重解决结构性失衡与结构性挑战，更加注重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一，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结构转型进程。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是稳定并增强发展预期，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例如，推进消费结构转型，形成服务型经济，不仅需要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还需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结构转型，需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改革；推进科技结构转型，需要加快推进科教体制改革，不断提升大陆的自主创新能力等。
第二，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政策落实中的结构性矛盾。例如，以市场决定为导向，对不利于结构转型的政策予以修改、调整和废止，减少行政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破解政策与政策不协调的问题，提升政策的一致性水平。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将党中央一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破题落地。比如，加快落实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采取相关的结构性改革举措，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政府采购、产权保护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体制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例如，推进产业结构转型，既涉及科技体制改革，也涉及教育体制改革；推动大陆城乡结构转型不仅需要深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更需要深化以城乡资源双向自由流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导向，尽快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居住证制度等制度变革。
第三，结构性改革不仅要深化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推进行政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变革。
一方面，要以技术、数据、土地等生产要素为重点深化市场化改革。例如，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加快完善数据确权的基本框架，建立数据定价机制，明确公共数据的公有性质，以务实举措形成跨境数据便捷流动的制度安排，完善数字治理体系；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有序流转，深化农村征地制度改革，优化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另一方面，要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着力推进行政体制变革，以充分释放大陆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消费潜力为导向推进公共服务等社会体制变革。
［迟福林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胡雷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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