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回山东广饶探亲，听父亲讲述了故乡——刘集村早年的一段对敌斗争经历《砸木行》的故事。由于这一斗争发生在我的家乡，参加的人大都是我所认识的，这样就使我对家乡更加热爱。现写出来，以便牢牢记住，说明我们今天的胜利成果是来之不易的。
我父亲说，他虽然参加了这一斗争，但那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群众，只有21岁，不可能完全了解情况，因年代已久，有的认识可能有错误，因此只是作研究这一事件的参考。并希知情者补充、批评、指正。
刘集村是一个穷苦的村庄，由于这里人烟稠密，土地很少，家家户户大都是作木工的。人们除了种田以外，主要靠做几种独轮小车为生。在旧社会，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剥削压榨无孔不入，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多如牛毛。人们费九牛二虎的力气做一辆小车，被国民党政府收税后剩下的就了了无几了。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一地区，每年的旧历九月十五日到十七日是韩家桥村的三天庙会，人们平时做几件木器，盼着这时拿到会上出售，以图赚几个钱养家糊口。谁知官府的税收日甚一日，木工们早已忍无可忍，如果不缴，一旦发现非打即骂，甚至把你的东西没收，人们有苦难言。那时有一个姓韩的很不讲理，对群众穷凶极恶，欺压群众特别凶狠，人们都希望好好地教训教训他，出出这口窝囊气。刘集村的党支部根据木工们的要求，领导了这一斗争。
刘集村的党支部成立比较早，听说是1925年成立的，是山东省农村最早的四个支部之一。她是广饶县的第一个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就是刘良才同志（1928年11月广饶县第一个县委会成立时，他又是第一任县委书记。他后来被捕，在潍县城被国民党杀害）。1929年秋，一年一度的韩家桥会就要到来了，党支部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定点燃这把斗争烈火，把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发动起来。
那时刘集村的木工是有工会组织的。听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是以合法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表面上是政府组织的，但在实际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木业工会临时筹备会的会长就是刘良才同志担任，副会长是田之乐。刘奎义、刘克和、刘秀昆、刘长俊、刘太山、刘郁溪、刘景明、刘升元、刘士良、刘希孟、谢子民、刘欣山、刘龙山、刘百禄、刘锡庆、刘汉山、刘秀儒、刘景章、刘乐图、田之永……等都是会员。
为了发动这一斗争，党支部曾在刘良才家中秘密开会。作出决议由刘良才同志具体领导，组织实施。行动前又在刘子龙家里开过一次工会会员会，会议是由刘良才主持的。他首先发言，分析了敌人对木业工人的压榨情况，大家对国民党政府的愤恨，然后把“砸木行”的想法提出来同大家商量，目的是废除苛捐杂税。在讨论时都很同意他的意见，认为废除苛捐杂税很有必要，那些仗势欺人的税狗子也得教训教训。但大家又觉得光刘集村自己搞力量有些单薄，斗争规模应搞得更大一点。把这一把火点燃以后，敌人必然反击，如果附近各村的木工都发动起来一起干，那敌人的眼睛就不会单盯着刘集一个村了。当时为了达到发动各村木工群众参加的目的，决定出一种油印小报，以传单的方式派人到外村各木工家里去送。口号是：“木业工人团结起来，为废除政府的苛捐杂税而斗争！”并通知各村届时派代表到刘集村开会，共商工会成立和斗争大计。当时分工：刘良才同志亲自到刘集以北各村散发；田之永和刘秀昆到刘集以南各村散发。我父亲说他们到了中李、西李、刘家、邓家、范家、吕村等村，油印小报都送到了木工家里（为了扩大影响，后来他还同刘世先、谢文英、贾俊成（南屯人）到较远的王镇开过一次会）。活动的情况是，都表示同情工会的活动，但到时都没有派代表来开会。大概因为怕吃官司怕拿钱，时间仓促也可能是人家没来的原因。据说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有的主张按个头拿钱，有的主张按斧子数摊钱，也有的不表态，没有统一起来，所以工会始终没有真正的搞成。刘集村的木工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对“砸木行”行动这件事，不但组织起来了，大家情绪还很高。认为别村不干，我们自己干，“砸木行”的斗争非搞不可。因此在旧历九月十五这天，刘集村的木工和贫民学校的青年学生共一百余人，以“红枪会”的形式，在刘良才同志的亲自带领下，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地出了刘集村北门，浩浩荡荡地向韩家桥会进发。记得当时刘良才同志拿着鬼头刀走在群众队伍的最前头，刘长俊吹着洋号，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红缨枪、棍棒一类打架用的武器。
韩家桥就在刘集村正北偏西，相距约有九华里，队伍一会儿就到了。按照预先分工，刘奎文首先跑到木货市里站在木工们出售的小车上，高声把群众招呼在一起，然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话中心是号召大家齐心抗税，大家团结起来同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作斗争。与此同时，刘良才同志带着木业工人队伍包围了税务局。在临时设立的税棚子里，同那个姓韩的展开了说理斗争。这个姓韩的，那时仗着国民党的势力，吹胡子瞪眼凶恶得很。这时可把大家气坏了，一轰而上，霎时就把税桌子、税棚子砸烂了。刘良才同志上去一刀，他本想是叫这个姓韩的受点苦，没想到下手过重，霎时歪倒在地，血流如注，不一会就死掉了。
所谓“砸木行”，一般都认为就是把税务局的桌子、棚子给他砸了，把他们赶走，使他们不能强迫木工们纳税，就算达到了目的了。突然把人打死，这是出乎的大家意料之外的。参加斗争的群众，动机也不一样，有的是为了向敌人报仇出气的，有的是为了卖木器不上税的，还有的是为了看热闹来的。一旦出了人命，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绝大多数人都害了怕，因此不少人偷偷溜回家了。人们都知道，敌人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到刘集村抓人报复的。凡是参加这一斗争的人，这时都提心吊胆，生怕被抓去吃官司。有的人夜里睡觉甚至也不敢在村内睡了。幸亏刘集村是一个革命的村庄，尽管村内搞得轰轰烈烈，国民党在很长时间内还是一无所知，坏人是不敢在这里乱说乱动的。因此，国民党抓人的事，事关众多，一时也无从着手。
刘集村有个叫刘汉民的，因为他兄弟排行数九，人们都称他老九。他是国民党员，那时他在广饶城里衙门里做事，主要是管着办案，听说那时打官司，不少人都去找他。此人很有正义感，能言善辩，在大庭广众之下，很会讲道理，国民党的县长也要怕他三分。听说有一次办案，一个姓王的县长不讲理，被刘汉民抓住情理不放，一直把他赶走。从此以后，汉民的名声更大了。“砸木行”事件发生以后，他突然从广饶城回家了。在家住了几天后，他突然宣布，他在刘集也要成立一个木业工会，最初在刘福寿的南屋里开的筹备会，木工们在这里上的名，但后来在西北门里的高等小学校宣布名单成立时，刘良才、田之乐、刘奎文、田之永、刘长俊、刘秀昆等人的名字却没有了。当时有人问他：“为啥不让他们参加呀？”他说：“我们这个工会同他们那个工会不一样，我是根据政府的章程组织的，他们几个人都是有共产嫌疑。”刘汉民只是虚晃一枪，其实后来根本没有活动。但我父亲等人听了这话以后确实有些担心，天天提心吊胆，怕国民党来抓人。因此，他就去请教他的谢子干老师。谢子干是高等学校的教员，学问较深，国民党的兵团司令李延年也曾是他的学生。谢子干对我父亲说：“田之永你不要怕，咱村的共产党员就是刘俊才一个人，没有第二个。”
两年以后，即1931年国民党突然把刘考文、刘乐图抓到广饶城（不久即释放回家），听传说被抓的名单上还有刘良才、刘小妮（即刘长俊）、田之永等人的名字，因此这时我父亲也去了青岛躲避。又过了许久，这件事政府不追究了，人们才陆续回到家中。“砸木行”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
这场斗争从1929年到现在已经55年了。从那以后刘集村的党支部，对敌斗争一步一步引向深入，最后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今天的胜利。就这一斗争的本身来说，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狠狠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积累了斗争经验。从这一意义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再说，问题发生在我党成立初期，那时我们党还是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失败是可以理解的。缅怀当年那种斗争情景，特别是每当想起为我们党的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刘良才等烈士，更使我肃然起敬，感慨万千。
本文作者：田畦
内容来源《广饶文史集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