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年：唐代“孝廉”名实考论——兼论《孟子》升经问题

自古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悌廉耻的道德观念，更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唐代作为科举制度的初期，新旧制度交替，孝廉这一词语的含义一直似有似无，令人费解。

究竟唐代有没有孝廉科这一科举科目？孝廉一词又指什么含义？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本文将立足于大量文献史料，对唐代＂孝廉＂一词的名实进行全面考察，并探讨《孟子》在唐代科举中的地位，期望能给读者一个圆满解答，那么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脉络呢？

谜团重重的＂孝廉＂之名

自隋唐科举制确立以来，＂孝廉＂一词便在文献中屡见不鲜。然而，细查典籍，关于这一名词的含义却前后矛盾，令人费解。

开元年间，著名诗人孟浩然在《送张参明经举兼向泾州觐省》一诗中写道＂孝廉因岁贡，怀橘向秦川＂。孟浩然明确将＂孝廉＂与明经科目等同。与此相似，开元十一年（723）的一块墓志铭也直言＂郡举孝廉，射策甲科＂，将＂孝廉＂视为明经科考试的代称。

然而，与前述用法南辕北辙的是，唐代一些重要的制度文献中，对孝廉科目却闻所未闻。《新唐书•选举志》详细列举了常科各个科目，但其中并无孝廉科的身影。直到代宗宝应二年（763年），才第一次见到＂孝廉科＂的正式记载。礼部侍郎杨绾上疏建议＂请依古察孝廉＂，设立孝廉科作为常科之一，引入对品德操守的考核。这一举措也被视为是对科举制弊端的一种修正。

面对种种矛盾用法，学者们的观点也是争议不休。清人毛凤枝认为＂唐时孝廉一科，屡举屡停＂，＂唐人科目以进士为贵，虽有孝廉之科，亦徒存其名耳。＂认为孝廉科一直有存在，只是间或中止。但宋人朱熹却认为＂唐人孝廉，非今之科目，乃明经之别号。＂意即孝廉并非正式的科目名称，只是明经的别称。

这种争论，一直延续至今。近年，陕西宝鸡市发现一批墓志铭壁画，其中就有多例出现＂孝廉及第＂字样，堪称孝廉之谜的又一曲折。究竟这孝廉为何物？唐朝的科举制度中是否真有其踪迹？孝廉与明经之间又是何种关联？这一问题，需要更多的文献资料予以解答。

解开面纱的古籍线索

自唐初以来，关于孝廉一词的含义以及是否曾设有孝廉科目的问题，一直存在较大分歧。直到宝应二年（763）杨绾奏请设立孝廉科，才使这个谜团初次展现全貌。

通过梳理相关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几个重要线索:

首先，杨绾在其奏疏中明确提到＂请依古察孝廉＂，并未说明唐朝此前已有孝廉科目存在。这就表明在宝应二年之前，常科中是不存在孝廉这一科目的。若真如部分学者所言，之前已有孝廉科存在，杨绾理应提及，而不会使用＂依古＂这一说法。

其次，《新唐书•选举志》在详细列举唐代常科各科目时，也未提及孝廉科的名字。这进一步证实了在代宗之前，孝廉科并未在常科中占有一席之地。

再次，从宝应二年设立孝廉科的理由来看，杨绾指出当时的科举考试＂犹试策＂，导致＂士人皆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他希望通过考察品德操守和经学水平来纠正这一弊端。可见，孝廉科的设立是针对科举制度曾经的偏颇而做出的调整，旨在重振儒家传统的道德教育。

最后，杨绾在奏疏中还详细阐述了孝廉科的具体考试内容和分数等级，包括＂经十条、对策三道＂、＂上中下三等＂等，显示了其完备的制度设计。这些细节都表明，孝廉科是一个全新设立的科目，并非简单地延续前代遗制。

由此可见，结合各方面证据，代宗宝应二年设立孝廉科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创新，旨在通过考核孝悌廉耻的品德和对经书的理解能力，来遴选德才兼备的人才，从而纠正当时科举弊端的一种尝试。这个尝试虽然很快被废止，但对后世的影响却并非微不足道。

道德与知识的融合考核

唐代宝应二年孝廉科的设立，体现了一种将道德品质与知识水平相融合的新型人才选拔理念。这种考核方式，集中体现在孝廉科的试卷内容上。

首先，在道德品质的考查方面，孝廉科将孝悌作为核心内容。根据杨绾的奏疏，他希望＂其乡闾孝友信义廉耻而通经者，县荐之州＂。可见，孝友、信义、廉耻等传统美德，成为孝廉科择士的首要标准。这与古代察举制推崇孝悌道德的做法颇为类似。

其次，在知识水平的考查上，孝廉科将主要注重经书学问。杨绾明确要求＂所习经，取大义，听通诸家之学＂。考生需要熟读儒家经典，并能透彻理解其中的大义精神。毫无疑问，这是对受考者经学造诣的一种严格检验。

具体到考试内容，孝廉科设置了＂每人经十条，对策三道＂的科目。所谓＂经十条＂，即就儒家经典中的要旨进行开卷考查，检验考生是否确实做到了熟读经书、通晓大义。而＂对策三道＂则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作文考试，要求考生对时政问题提出见解和对策建议，以检验其驾驭文字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孝廉科还将《论语》《孝经》《孟子》作为一个整体，合并为同一科目。这表明《孟子》在唐代已经获得了较高的经典地位，与儒家核心著作并重而论。

除此之外，孝廉科还对考生分为上中下三等，成绩最好者可以直接为吏部官员。这种严格的分级制度，有利于真正将品学兼优的人才择入仕途。

总的来说，孝廉科的设立旨在重拾古代察举制的精神，将传统的孝悌廉耻教育与经学考核有机融合，从而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人才观不仅契合了儒家文化精神，也揭示出唐代科举朝野有还人才之路归于传统的诉求。

唐代士风的沉浮晦暗

讨论孝廉科的设立缘由，不可不提当时的时代背景及社会状况。在唐代，文风科道的变迁，与官场腐败等现象交织在一起，成为孝廉科应运而生的重要原因。

自武则天掌权后期开始，唐朝文坛士风日益沦丧。当时统治阶级奢靡成风，政治腐败、贪赃枉法屡见不鲜。这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也使文人墨客的操守日益放纵，热衷于追求浮华虚伪的文风。如施肩吾在《晚朝诗》中就写道＂词人罕有朴实儿，华靡纤巧过于渲＂。

进入开元盛世，虽然文化极度繁荣，但奢靡浮华之风却也越演越烈。大诗人李白即为这股潮流的代表人物。著名诗论家袁行霸在《唐诗纪事》中说:＂李白性灵便放达，然偏于狂荒，词藻华丽，令色有时过矣。＂

这番言论可谓切中要害。果不其然，在开元中后期，诗文气质日益矫揉造作，脱离了传统文风的朴实质朴。《旧唐书•文苑传》载:＂博洽浮靡之文，自外习诟习词，务矫世而陵夷＂。即指此流弊。

可见，当时文人墨客的操守败坏，不惟导致文风走向极端，也加剧了社会的缺德失节现象。为抵御这一倾向，廷臣们积极寻求出路。开元二十六年（738），时任中书侍郎的张说就上书皇帝说:＂士大夫理学业，近世所尚，不过以文为务了＂。并建议诏令有司＂省择识遣乡阃里僻孝廉友善之资＂。

这些呼声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到了三十年后的代宗宝应二年（763），杨绾的奏疏终于促成了孝廉科的设立，试图通过重视品德教育，从制度层面遏制文风浮靡的恶劣影响。

如上所述，孝廉科的出现折射出当时社会风气的某种偏颇，也体现了朝野知识分子重振儒家传统道德的诉求。这不仅是一项科举制度上的探索，也是一种对当时文人行为失范的反拨力量。尽管执行情况并不理想，但其目的却彰显了重德纳士的优良传统。

孝廉影响深远的历史意义

虽然孝廉科的设立仅仅维持了短短几年时间，但它所体现的选人用人理念，以及对后世科举制度的影响，却是难以抹灭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孝廉科可被视为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源头。

首先，孝廉科的出现代表了中华文化中孝悌思想的薪火相传。自古以来，儒家就将孝悌视为核心美德，认为＂孝悌之至，无其嫌矣＂。通过孝廉科的设立，唐代科举中正式将孝悌列为择士的重要标准，将这一传统价值观制度化、具体化，确保其在选拔官吏过程中得到彰显。

这不仅契合了唐人＂存之者，善继絜矣＂的文化自觉，更体现了当时社会重振道德教育、扫除文风浮靡的呼声。后世的科举制度中，品德考查环节虽然并不总被称为＂孝廉＂，但其精神实质却源远流长，可谓孝廉科的余绪未尽。

其次，孝廉科强调＂德才兼资＂的选士理念，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古人云＂择士贵有德矣，斯时方重才＂，这正是孝廉科的用人思路。通过道德品质和学识造诣的双重考查，它力求兼顾＂德＂＂才＂二者，避免单纯注重才学而忽视操守的弊端。此后，无论八股文抑或会试，科举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这一理念。

再次，孝廉科对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地位定型，也具有一定意义。奏疏中特意将《孟子》与《论语》《孝经》并列为同一门科目，足见孟子思想在唐代已获得较高的认可地位。这为后世科举考试中将四书五经确立为必考内容，奠定了一定基础。

结尾

最后，从总体上看，孝廉科的设立虽局限于唐代，执行效果也未见卓著，但其所体现的重德纳才理念和制度理性则余绪未尽。它不仅反映了唐人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追求，更预示了后世科举不断完善改革的方向。可以说，孝廉科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一个发端，也是儒家文化精神在科举中得到彰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