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败局已定，但仍有一部分国民党将领守城不出，以图逆风翻盘。然则随着局势的一再恶化，众将领也心知肚明，大势已去，非人力所能改。
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和平解放中国，使人民群众免受战乱之苦，不少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我军的劝说下，毅然决然地弃暗投明，带领所属部队和平起义，最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这群弃暗投明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最后结局如何，他们其中谁的职务最高，谁的军衔又是最高呢？
弃暗投明，和平起义
解放战争后期弃暗投明的众多国民党将领之中，首当其冲要说的就是程潜。程潜作为曾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国民党员，无论是资历还是功劳方面，在国民党内部都是首屈一指的。
1939年国民党授衔仪式中，他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的军衔，解放战争时期，为桎梏桂系部队，蒋介石委任程潜回到湖南主政，湖南为政期间，程潜并未像蒋介石一样，将目光放在两党之争上，而是实心实意为湖南的人民群众做了很多实事。
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程潜虽委表态，但是一直也对此不甚赞同，主政湖南之后，他对于名利场上的心思很淡，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战争，看过了太多的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所以回到湖南的程潜几乎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保证人民群众安稳生活的目标上来。
基于此种原因，我军在即将向湖南进攻时，有人提出可以先努力争取一下程潜，对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力争能够和平解放湖南。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面对无力挽回的大势之下，为了湖南民众的安稳生活，程潜决定弃暗投明，并游说了自己的学生，当时的长沙警备司令员陈明仁与之一起参与领导了长沙的和平起义。
二人之所以选择起义，并非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不想湖南人民再经历一次战火的袭击，更遑论，在程潜眼中，蒋介石确实已经无力回天，即使开战也根本改变不了什么，选择起义好歹还能保猪一方百姓的安康。
程潜作为国民党一级上将，在国民党内部拥有很多的知交好友乃至学生，他的弃暗投明对我军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因此后来程潜受邀参加政协会议时，毛主席还曾亲自迎接以示郑重。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先后担任了湖南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等职务，在任期间，他为湖南人民做了很多惠民利民的举措，可以说，湖南这片土地能够安稳的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程潜功不可没。
弃暗投明的将领中，其次要提到的就要数“大名鼎鼎”的李宗仁了，他作为桂系军阀的首领，早在1935年就已经被国民党授予陆军一级上将的军衔，在国民党内部，他是蒋介石最大的“竞争对手”。
1948年3月，李宗仁在重重阻拦下依然当选国民党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担任国民党代总统。在蒋介石的执政生涯中，三次下野几乎都和李宗仁有关，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对他而言，第一个敌人或许是共产党，第二个敌人或许就是他的“部下”李宗仁了。
李宗仁的代总统一职仅担任了不到一个月，国民党政府就名存实亡，李宗仁想与我党划江而治的想法也并未成功。解放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败退台湾，李宗仁既不敢留在大陆又不敢前往台湾，因此远赴美国，流亡海外时，李宗仁并未想过回到台湾，与蒋介石握手言和，而是无时不刻不在思念自己的故乡，于是他秘密派人回国与大陆政府取得联系，最终于1965年7月回到中国。
回国之后的李宗仁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的接见，随后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悉心照顾，后落户于北京。1969年1月，李宗仁因肺炎于北京逝世。
这位曾经指挥过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的抗日名将，一生浮沉，追名逐利，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故土。
李宗仁并不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选择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但是在国民党和我党的抉择中，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光明的一方，哪怕这个抉择做的稍迟了一点。
第三位我们要说的弃暗投明的国军高级将领是唐生智。和其他几位起义的国军将领不同的是，唐生智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少有的未曾与解放军交过战的国民党将领。
作为北伐时期的名将，唐生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威望一度让蒋介石心怀芥蒂，这也导致两人在工作中经常出现分歧，唐生智军事指挥才华卓著，无论是北伐还是抗战中，都立下了不少的功劳。
不过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海陆空三部攻打南京，唐生智主动请命戍守南京，面对远超自己部队兵力的日军，唐生智浴血奋战，只不过最终还是因为寡不敌众从南京城撤出。
此战之后，唐生智几乎隐退，不过在此期间，他接触了共产党的理念和信仰，并开始有所动摇。直至解放战争后期，唐生智多次代表共产党前往湖南劝降程潜和陈明仁，最终为长沙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唐生智先后担任了湖南省副省长、中南军委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除此之外，弃暗投明的国军高级将领还有国民党海军一级上将陈绍宽。陈绍宽出自江南水师学堂，是国民党内部少有的海军指挥人才，他是国民党一级上将之中唯一一位海军将领。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阻止日寇从海上入侵大陆，陈绍宽以所属舰队“全军覆没”的代价将其挡在大陆领土之外，为抗战付出所有。
后来，解放战争爆发，陈绍宽不满蒋介石不顾人民安定发动内战的行径，拒不接受攻打解放军的命令，因而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后被蒋介石撤职，心灰意冷之下，陈绍宽回到福州隐居。
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后，他在福州省委书记的“三顾茅庐”下，重新回归政坛，先后担任了福州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为当地民生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以上四位作为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在面对明暗抉择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顺应天下大势选择了弃暗投明，面对他们所做的贡献，党和国家也始终铭记于心，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悉心照顾与慰问。
这四人从军衔上来看不分上下，从职务上来看，李宗仁曾在解放战争的最后时期短暂地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国民党代总统，可以说是四人之中职务最高的了。
其他起义将领
除了上述四位高级将领外，国民党内部还有很多其他弃暗投明的将领，他们也为新中国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
例如同样在长沙起义中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陈明仁将军。作为曾经国民党第一兵团的司令员，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能够在关键时刻站在民众一方，足以见出其大义。
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仁先后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例如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湖南省临时主席和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为中国解放军的建设工作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仪式中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
除了陈明仁外，和平解放北平的傅作义，也是一位名将。1947年，傅作义出任华北缴总司令，手握60万兵力，对华北五省二市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对于其他的起义将领来说，或许总有一两分大势所趋的无奈，但是对当时的傅作义而言，他手握重病，即使真的开战，短时间内我军也不一定能将其攻克。
在这种情形下，我党内部对于傅作义的态度还是以拉拢劝说为主，好在傅作义虽手握大权，但是归根结底不愿底蕴深厚的北平城真的沦为战乱之地。1949年1月底，傅作义接受我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率部起义，最终使得这座多表古都免受战火的侵扰。
北平和平解放后，改名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为中国的水利电力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还有和平解放新疆的陶峙岳，作为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他虽不曾明面上支持我党，但是在其任新疆警备部司令时，多次为我党党员与胡宗南周旋，保护了不少我党人世。
1949年9月，陶峙岳通电全国，宣布新疆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陶峙岳先后担任了第22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在他任职期间，新疆面貌焕然一新，不仅摆脱贫困，更成为了全国有名的农业示范区。
1955新中国首次授衔仪式上，他被授予上将的军衔，1988年12月于长沙病逝，享年97岁。
除此以外，还有董其武、卢汉、龙云、曾泽生、吴化文等等，他们都曾是国民党的知名将领，但是最终都选择了我党建设下的新中国，弃暗投明，为自己也为人民走出了一条条康庄大道。
当然，在众多国民党弃暗投明的将领之中，职位最高的还要数李宗仁。不过李宗仁的“弃暗投明”更多是一种无奈之下顺应大势的“迫不得已”，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并没有选择立刻回到国内，而是流亡海外，最后时隔多年才因思乡回到国内，最终落叶归根，安度晚年。
参考文献：
《决胜神州》作者：王晓华
《民国高级将领档案解密（第一卷）》 作者：章冼文
《二十世纪中华爱国名人词典》 作者：宋德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