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史||朱明胜、许文胜. 阿瑟·韦利与《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本文转自：语言学通讯

阿瑟·韦利与《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朱明胜1,2 许文胜2

1.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2.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文学经典的构建需要作品内部和社会外部两个要素合力发挥作用。经典作品的“发现人”是两个要素的连接者，在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西游故事的“发现人”,阿瑟·韦利对其研究经历了从历史游记、文学翻译，再到人物传记、续写西游故事的过程。其译本在英语国家多次出版发行之后，为了使其译本能够适合青少年学习，该译本又被进行了简化和多模态改编，从而扩大了该译本的受众群体。韦利通过对丘处机的游记和《西游记》的节译、历史上真实玄奘传记的书写以及续写，以及非文本传播，使得猴王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完成了这部中国古典名著在西方的传播过程。

关键词：阿瑟·韦利;西游故事;改编;经典化;多模态;

文献来源：朱明胜,许文胜.阿瑟·韦利与《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J].明清小说研究,2023(2):214-230.

引言

经典文学对社会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够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其构成有内部和外部两项要素。文学作品的内部要素要求作品具有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外部要素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文学经典的“发现人”和一般读者，由于上述要素相互作用，使得经典文学得以世代相传，通过不同的方式被进行传承和解读。

在中国，取材于玄奘天竺取经故事的《西游记》最初由“佛教社群”的变文，又经过“世俗社会”利用传奇故事对其润色,加上元杂剧等其他多种艺术形式对其进行加工，再到明朝世德堂版本中故事的定型，以及清朝全真道人解读的滥觞、民国时期研究者对其深入探究，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学者利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新时期全方位的诠释，都使得学者对这部著作的研究一直保持着兴趣。西游故事在英语国家同样有广泛的影响，通过译者、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媒体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实现了《西游记》及猴王形象在国外的文学经典化。该故事经过译者的翻译，使得一般读者了解到了玄奘和猴王的故事，英美文学评论者的研究使得该小说从民众的喜闻乐见转向了学术研究，再加上艺术家用多模态形式来展示西游故事、作家对猴王故事的重新书写和汉学家的续写，完成了西游故事在西方经典化的历程。

在英语世界，以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为代表的“发现人”对西游故事的译介影响较为广泛而深远。他是20世纪著名的东方学家、文学翻译家及汉学家，被西方世界称为未到过中国的“中国通”。他对中国的研究兴趣从文学、到绘画和宗教，再到思想史，对中国文化展示出深厚的兴趣。他先后翻译了《长春真人西游记》和节译了百回本《西游记》中的30回，经过他对西游故事的翻译、对历史上真实玄奘的传记撰写，并且为西游故事创作了新的一回，再到对Monkey故事的多种改编，使得猴王故事从中国文学而成为世界文学，促成了猴王故事在西方的经典化。韦利作为西方汉学家，他对西游故事的主动译介，对于中国文学在西方经典化的传播方式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韦利对游记的翻译与创作

文学经典的构建始于作品的最初读者，在此即为文学经典的“发现人”,是联系文学经典的内部和外部力量。韦利对西游故事的研究始于西游历史，游记中所记载的史料除了能够开启读者对异域的想象，还对于研究所描述地点中的地理学、生态学、民族学和史学以及名人传记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所写的游记在西方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这些译著有助于西方人对游记中所描述的地方进行了解。韦利翻译过《长春真人西游记》,并撰写了传记《真实的玄奘及其它》(The Real Tripitaka and Other Pieces)5一书，通过这两部著作来讲述丘处机的旅行日志和玄奘的朝圣记录，成为西方人了解西域、中亚和古印度重要的历史资料。

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旅行者在西域的行程日志翻译肇始很早。早在1875年，俄罗斯著名汉学家贝勒(埃米尔·布雷特施奈德，Emil Bretschneider, 1833-1901)在上海出版发行了《中世纪中国的西域旅行家纪行》(Notes on Chinese medieval travellers to the West,1875)一书，该书内容包括丘处机弟子李志常编写的《邱长春西游记》、元代都事刘郁据常德出使波斯笔录成的《西使记》、金国大臣乌古孙仲端口述、刘祁笔录的《北使记》、清代官员耶律楚材撰写的《西域录注》。1888年贝勒把其所翻译的游记集结为“特吕伯纳东方系列丛书”(Trübner)之一的《东亚中世纪研究资料》(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在伦敦出版，内容除了包含上述几部著作之外，还包括元朝时蒙古军队西征所记录的资料。译者翻译这两部书时，提供了详细的注释、附录、地图、插图和索引，除了用英语翻译地名之外，还附有地名的汉字写法。他采用厚翻译的方式，对书中的文化负载词采用音译加注释、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了源语的历史语境，为读者提供了详实的信息。

韦利对于贝勒的英译本不甚满意，他应东方学家罗斯爵士(Sir E. Denison Ross, 1871-1940)和鲍华(Eileen Power, 1889-1940)之邀，参与翻译了“百老汇旅行者”(Broadway Traveller)系列丛书中的《长春真人西游记》(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The Journey of the Taoist,Chang-Chun,from China to the Hindukush at the Summons of Chingiz Khan,全译为《一个道士的游记：在成吉思汗召唤下长春真人从中国到兴都库什山的旅程》),1931年首次由乔治·劳特利奇父子出版有限公司(George Routeledge & Sons. Ltd)出版。该书包括序言、导言、参考文献、附有孙锡为《长春真人西游记》作的序、正文、附录、索引和游历的地图，旨在向一般旅行爱好者和游记书籍搜集者提供资料，该书是研究蒙古早期历史、中世纪中国道教的发展状况以及成吉思汗西征历史的游记文学。在此书中，韦利把全真派道士李志常所记录其师傅丘处机的旅行见闻进行翻译并作序，在“序言”中译者阐明了其选取汉语底本的原因，即因为当时的英译本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不适合该系列书籍的目标读者。在“绪论”中，他还讲述了该书跟成书于公元七世纪的《大唐西域记》和公元十六世纪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之间的区别。

在韦利节译长篇小说《西游记》之后，读者经常会去寻求小说中那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和尚、历史上真实玄奘资料的出处。韦利经研究发现，欧洲作家所引用的关于玄奘的材料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19世纪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所译法语版的玄奘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但是该译本不完整。韦利为了给读者提供详实的材料，他根据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冥祥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道宣的《续高僧传》、慧立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行状》和《旧唐书·玄奘传》等各种记载玄奘的资料进行综合整理,撰写了《真实的玄奘及其它》(1952年)一书，为读者提供了详实的史料，成为英语国家研究玄奘的生平和唐朝时期印度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籍。该书由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出版，被列为“中国：历史、哲学和经济”丛书中的一部，并被归于历史传记类。该书共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三藏取经的缘由及经过，包括三藏的身世及在大唐早期的活动、西行求法所途径之地和沿途见闻及活动。在第二部分叙述了三藏返回大唐、谒见太宗、翻译活动及撰写《大唐西域记》、参与政治活动、直至病危等取经后的故事。这本书叙述了三藏一生的经历，全面介绍了玄奘从出生、取经、译经再到圆寂的全过程，以地域空间为经、以时间为纬，给研究玄奘的爱好者提供了一幅玄奘生平的全景图。

作为文学经典的“发现人”,韦利对西游故事的兴趣始于全真教和佛教弟子的西行游记。他翻译的游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和撰写的朝圣传记《真实的玄奘及其它》两本书中丰富的内容为西方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异域详实的历史、地理和人物传记资料，勾起了他们对异域东方的好奇、想象与憧憬。作为翻译《西游记》后的延续，韦利对于宗教的研究拓宽其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范围，对西游故事的研究，展示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二、韦利对《西游记》的节译

《西游记》作为长篇小说，其内容本身具有宏大的阐释空间和深厚的艺术价值，并能满足社会现实的需求，使得韦利所翻译玄奘西游取经故事在二战中的英语国家得以风行，孙悟空的英雄形象给饱受重创的英国民众带来了鼓舞。该书出版后，即刻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整个战争期间英国读者都对这部作品有着巨大的需求”。

韦利从古典长篇小说《西游记》中精选了30回进行翻译，这是韦利翻译的唯一一部中国长篇小说。自从1942年该译本出版以来，该译本在英美两国经过企鹅(Penguin)、乔治·昂温(George Allen & Unwin Ltd.)、庄台(John Day)、格罗夫(Grove)、弗里欧(Folio Society)和曼荼罗出版公司(Mandala Publishing)等多家出版社进行了数十次出版发行，企鹅出版公司还把该小说列为“企鹅经典”读物，可见读者对韦利译本保持着持久的兴趣。

韦利《西游记》节译本之所以在西方流行，原因主要包括西游故事本身的文学性、媒体和评论家推荐、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时代要求等因素的合力作用。

首先，在文学性和底本的选择方面，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集民间文学、讽刺和寓言于一体，在中国文学里占据着重要地位。这部小说具有奇幻的想象、日常生活的经验和幽默的语言、高超的叙事技巧，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曲折的故事情节。译者在选用底本时，精心挑选了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足本，在这一版本中胡适撰写了“《西游记》考证”,陈独秀撰述了“《西游记》新叙”,汪原放则对百回本《西游记》进行点校，这部经过全新标点、且不断被再版的《西游记》在当时流传最广泛，是各种版本中最受欢迎的一部。该版本来自清代乾隆十三年所刊刻流传的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相对于其他版本，该版本出版者既立足于保持小说本身故事的完整性，又充分考虑到当时受众对西游故事的接受现状。评注者张书绅把《西游记》评注为一部具有寓言意味的哲理性小说，认为其具有很高的审美和社会学价值，反映了人性。该本自从清代起在民间最为流行，而且最为接近明代世德堂版本全貌。张氏的《新说西游记》融合了明代百回本和清代的删节本，是自清代讲道说滥觞之后，为恢复儒家正统思想以来阐释西游故事情节最为全面的一个版本。韦利选择此版本为底本，除了其与胡适的密切关系之外，还与该版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有关。

其次，评论家和媒体的推介对于该译本的传播发挥着巨大作用。韦利的译本于1942年由英国艾伦·昂温出版公司首次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就因其故事性获得好评。美国华裔作家和翻译家郭镜秋(Helena Kuo, 1911-1999)在《纽约时报》上为美国版Monkey译本撰写“猴王：一部中国民间小说”(Monkey: A Chinese Folk Novel)的书评。该文首先赞扬了阿瑟·韦利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用英语表达中国丰富多彩思想的非华裔作家之一。她在文中写到，该书适合一般读者阅读，闲暇时的浏览可博一笑。该文简要介绍了西游故事情节及师徒四人情况。在译本选取的回目中，取经故事各个情节相互独立，因此可以选取其中任一部分进行翻译。全书每一个故事都具有启发意义，每一节都具有心灵的圣洁性和纯洁性，情节也较为简单；在译本的翻译策略中，人名、地名翻译中使用韵律，如：猴王(Monkey)、猪八戒(Pigsy)和沙僧(Sandy)等押尾韵的译法，方便读者记忆；其次，她认为该译本促进了中西人文的交流，美国人对中国了解越多，就越能促进两国在战争中的合作，缩小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再次，该书提供了优美的内容和抑扬顿挫的阅读愉悦，该书既可以用来休闲阅读，也具有教育意义。阿伦·普里斯特(Alan Priest, 1898-1969)认为“该书不仅仅适合儿童阅读，也可以供教学和文学批评之用。该小说还可以与《天方夜谭》和《安徒生童话》等世界名著媲美。可惜的是该译本只是节译，真心希望韦利能够进行全译”。他建议，读者可以忽略该书是《西游记》的译本及其作者，而作为一部译者独立创作的小说。书中充满了奇妙的打斗、血腥、魔法和冒险，一般读者可以为了愉悦而快乐地阅读该书，至于其中的寓意和象征意义让学者来进行解读。《纽约时报》在1944年11月13日对纽约庄台出版公司出版韦利译本的前七回集结而成的The Adventure of Monkey进行了推荐。该译本由插图画家库特·维瑟(Kurt Wiese, 1887-1974)进行绘图，讲述在中国流传了400多年的猴王想长生不老的故事，他聪明、鲁莽，有远大抱负。为了能够长生不老，他学了一身本领，这个轻快活泼的故事适合8岁以上儿童阅读。评论家和媒体的评论可以引起潜在读者群的阅读兴趣，对于《西游记》在西方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再次，选取恰当的内容和翻译策略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目的如何，都反映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以此来操控文学，以便在特定社会中以特定方式发挥作用。”韦利主要选取了百回本《西游记》中的30回进行翻译，这些故事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介绍了取经的前因后果，除了占据主导的猴王故事之外，译者还精心挑选师徒取经过程中经历的八十一难中乌鸡国、车迟国和通天河的三个故事。译者之所以选择这三个故事，可能的理由是，韦利认为这三部分跟西方文学中的经典故事有诸多类似之处，分别对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王子复仇故事、《圣经》中“出埃及”中摩西、亚伦与法老的术士斗法的情节以及希腊神话中的弥诺陶洛斯每年都需要7对童男女来作为祭祀的传说。这些情节与西方经典文学中的故事形成了极强的互文性，从而使得西方读者在阅读该部小说时有似曾相识的故事情节。在精选的30回中，韦利在翻译中省略了原著中大部分描述景色和陈述说话者身世的韵语。同时，改变了汉语原著中的叙事方式，即把汉语表达方式“某某道(说/云):‘……’”改为英语中常用的表达方式“‘…’,somebody said, ‘…’”,把说话人和报道动词置于说话内容中间，以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通过对原著故事的精心挑选和译本中叙事结构的调整以适应目的语读者的接受。

最后，韦利的译作《猴王》之所以获得成功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该译本出版时正值二战正酣之际，在纳粹空袭之下英国人饱受物资匮乏的煎熬和生活的艰难。小说中孙悟空法力无边、降妖除怪的英雄形象给深陷困顿中的韦利带来了精神寄托，可以猜想到其译本对于鼓舞人们战胜德国法西斯起着极大作用。韦利翻译的这部小说不仅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快乐，同时也应该会树立起一定会战胜邪恶纳粹德国的信心和斗志。

三、韦利对西游故事的续写

对经典著作的改写和续写反映出后继创作者在深入研究原著基础上的再度思考和阐释，从而使读者对原作保持连续的阅读兴趣。在中国，取自玄奘西行求法故事衍生而来的故事，经过民间的世代累积，到明代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定型，该名著又经历了清代“讲道说”版本的滥觞，儒家学者出于对儒家正统的维护而诞生的《新说西游记》,以及明末清初董说的《西游补》和其他各种续书，以及近代学者胡适的改写，都体现了对该故事的不同诠释。

作为胡适的好友，与胡适交往甚密的韦利对西游故事的创作可能受到胡适对《西游记》九十九回中八十一难改写的影响。胡适在1934年对《西游记》原著中第八十一难进行了改写，做到了“结构上的平衡”,避免了原著中第八十一难的“寒伧”和草率，在“思想倾向上美化唐僧形象、强化佛教教义和禅学主题”,从而完成了“佛教主题的凸显和升华”。如果说在中国《西游记》随着语境的变迁得到各种阐释，成为经典文学的话，那么该小说在国外能够得到续写，则表明其在海外有着巨大的影响。韦利节译《西游记》之后、兴趣之余，他为西游故事撰写了新的一回，其创作最早发表于康希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1945年12月,后来被收录到《真实的玄奘及其它》一书第五部分“首创中国风格故事”(Original Stories in Chinese Style)之中，该部分包含三个故事“龙杯(The Dragon Cup)”、“猴王(新一回)(Monkey: A New Chapter)”和“逝去的国王(The King of the Dead)”。

在新的一回中，韦利模仿中国小说的叙事风格，利用其深厚的中国文化知识，创作出了这个内容完整、涉及到众多典故的故事。该回以取经途中遇到琵琶女的故事为主线，讲述唐僧师徒四人在取经途中路遇一个落难歌女，带她前行，途中却下起雨，他们师徒四人争论如何按照礼仪避雨。唐僧认为，《礼记》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不能同时在一起避雨，于是用布帘把他们隔开。女子弹曲子《琵琶行》,三藏和沙僧堵住耳朵不听音乐，因为佛教规定和尚和尼姑不允许听音乐；悟空宽慰他们说，当年在他被压五行山时，听土地神说，如果在路上不是刻意、主动去听音乐，就不算罪恶，以此来减轻他们的负罪感。悟空继而用菩提祖师给他讲述乔达摩·悉达多如何克服各种诱惑而最终成为佛祖的故事，来强调大彻大悟的重要性；后来师徒四人到了一个村庄，在丁员外家他们了解到了琵琶女的经历，琵琶女因家庭变故卖身于一个商人；八戒欲与琵琶女成亲未果，商人前来追寻琵琶女。师徒设计协助琵琶女逃离，但却逃跑未果；居住于丁员外家的鲛人泣珠救助琵琶女，师徒用那些珍珠来为其赎身，琵琶女被赎身回到父母身边，鲛人返回河中，琵琶女遭遇到的困难得以圆满解决。该故事以琵琶女从逃亡到被救赎为脉络，把故事情节和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紧密地联合，使得故事中的各部分情节有机地融为一体。由于韦利熟悉中国文化、文学和宗教，该回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和典故，使得新增的一回与原著相辅相成，没有一丝违和感。

韦利创作新的一回给读者在阅读其《猴王》译本之后留下回味无穷的饕餮大餐，同时也展示了其对好友、著名音乐人维奥莱特·戈登·伍德豪斯(Violet Gordon Woodhouse)演奏的“仙乐”致谢、其译诗的风格和对白居易诗歌的偏爱，以及对中华文化的深刻了解。在其所续写的这回故事中，尽管没有精彩的打斗和降服妖魔鬼怪的场景，却把几个设计巧妙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串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凄美而又引人入胜的故事，展示了猴王的渊博知识和智慧。其具体创作的手法表现为：

(一)引用佛典、文学中的众多故事

在这一回中，韦利不但借用了佛典中释迦牟尼成佛的故事，还涉及到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章规范、体现先秦儒家的思想选集《礼记》、通俗笑话总集《笑林广记》中的《闺风》篇、白居易诗歌中的《琵琶行》的情节，以及中国神话传说《山海经》中鲛人泣珠的故事。韦利把这些典故串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情节连贯、逻辑严密，而又引人入胜的故事。琵琶女的故事则与其所翻译过白居易的诗歌有着极大的关系。1918年阿瑟·韦利将自己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汇编成《中国古诗一百七十首》,该选集有从秦朝到明末共111首诗歌，白居易的诗歌多达59首；1946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古诗集》(Chinese Poems)英译本，共有230多首诗歌，白居易的诗歌就有101首；1949年，他写了人物传记《白居易》(Po Chü-i),在1970年伊凡·莫里斯年编辑出版的《山中独吟：阿瑟·韦利中国译诗选》(Madly Singing in the Mountains:An Appreciation and Anthology of Arthur Waley)中专门有两节来论述韦利对《琵琶行》的翻译以及与翟理思译本的区别，可见韦利对白居易的诗歌情有独钟。因此，在新一回中他利用了该诗中的内容，详细地描述了琵琶女的美貌、身世和弹奏的优美琵琶乐曲，并以此来比喻其好友伍德豪斯的美丽容颜、演奏技巧，使得新一回中的琵琶女、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歌女以及伍德豪斯三者之间相互联系。

(二)使用《圣经》中的谚语和中国文化中的俗语

在新的一回中，韦利为了让英语读者阅读时既能在耳熟能详的谚语中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异域想象，又能让他们领略到他们熟悉的基督教文化，在创作中使用了《圣经》中大量的谚语和中国文化中的俗语，以此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创作时，他没有直接引用《圣经》中的原句，而是对它们进行了改写，如：“An angry man can always be outwitted”、“He who cares for his ears and not his mouth will never get to the journey’s end”、“Better be laughed at for honouring the humble than take the risk of humbling the great” 读者在阅读这些经过改写后的句子时，就会在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故事中看到熟悉的语言形式，与《圣经》里的常用语形成了互文性，减少了阅读中的难度，增加该回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韦利作为汉学家，他对中国农业社会文化中的俗语比较熟悉，在新作中使用的俗语如：The proverb says, “A farmer without a wife is like a steelyard without a weight(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不开老婆。)”使用这些中西文化中的俗语能让西方读者在熟悉的语句中了解到东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

(三)叙事结构的一致性

该回开头和结尾对应汉语章回体小说的体例。汉语章回体小说中，每回的开头常用“话说”“话表”“却说”,韦利按照翻译《西游记》时的方式进行开启回首套语撰写模式，部分回目(如Chapter VI,VXIII和XXIX)的开头使用so, 作为口语体的表述方式，以引出下文，从而对应了汉语的表达方式。在汉语的章回体小说的结尾处，常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在韦利撰写新一回的结尾处，他按照其Monkey译本的结尾模式，以if you do not know whether …,you must listen to what is told to you in the next chapter而结束，以保持一致性和汉语章回小说结尾模式的对应性。

(四) 人物个性鲜明，跟原文和译文中的人物形象一致

在新的一回中，唐僧依旧是墨守成规、严格遵循教义，遵守礼法；悟空聪明勇敢，足智多谋；八戒依然好色，想着与琵琶女成亲，思念着高小姐；沙僧依旧是个配角，个性不太鲜明；悟空和八戒喜欢用诙谐的语言相互打趣、取笑对方。韦利所描写的人物形象生动，跟其节译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即便是附在原译本里面，也不会显得突兀和多余。

韦利所创作这一回在利用佛典中的故事、中国文学的典故、西方文化中的谚语，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在叙事结构上，这一回也与《西游记》中开篇和结尾保持一致，同时故事中的人物特点也与原作保持一致。译本Monkey中表现了猴王的英雄形象，新创作的这回则表现了猴王渊博的知识和智慧，使得猴王形象更加完美。因此，新创作的一回是西游故事的有益补充，该回的出版更加奠定了该部小说在西方的经典地位。

四、《猴王》的多模态改编

雅克布森把翻译分为三类，包括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其中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的符号来解释语言符号，或者用语言符号来解释非语言符号，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就构成了翻译的多模态形式，多种符号资源的参与增强了读者对信息的印象。文字、图像、声音、色彩和动作等每个模态都可以生成意义资源，多模态形式的综合应用可以充分调动受众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知器管，传播媒介变得多样化，使得不同目的语受众能够欣赏这部文学名著。阿瑟·韦利的译本经历了从文本到文本改编成图像、再到有声读物和教材等多媒体的发行，充分发挥了多模态的传播形式，巩固了西游故事在西方经典化的过程。

(一)文本改编适合不同的受众

这种方式可以使文本适应不同层次、不同年龄阶段读者的阅读需要，扩大了受众范围。1973年阿瑟·韦利的妻子艾莉森·韦利经乔治·艾伦&昂温有限出版公司许可，由美国纽约、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鲍勃斯-美林有限公司(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出版，把Monkey改编为Dear Monkey,在内容上减少了二分之一多，以满足青少年读者的需求。在目录中，该改写本把整个故事分成四个部分，即“英勇的猴子”(Monkey Valiant)、“三藏被选为取经人”(Tripitaka Chosen)、“英雄之旅”(Heroic Journey)和“猴子修成正果”(Monkey Triumphant)。改写保留了原译本的30回，给每回增加了一个内容简介，以方便读者阅读。改编本除了在句式上简化之外，其改编策略还有如下几个方面：

1.词汇使用上的“由佛入耶”

在对文本的改写中，为了更好地减少阅读难度，她把一些佛教梵语中的专有名词变成了基督教中的名词，如the Bodhisattva(南无观世音菩萨)改为the goddess of Kuan-yin, manjushri(文殊菩萨)改译为god, the Bodhisattva of Power(大力王菩萨)为the god of power, 宗教词汇由佛入耶的变化增加青少年的熟悉度和亲切感，可读性的增加使得改写本得以广泛传播。

2.省略了描述性文字

阿瑟·韦利在翻译《西游记》原著时，省去了一些诗歌以及与故事情节发展关系不大的段落，但内容尽量忠实于原文，而艾莉森·韦利在其改写过程省去了一些冗长的、列举描述性文字，使文本变得更为简单，行文更为流畅，减少了读者的阅读难度。如：

“次日，众猴果去采仙桃，摘异果，刨山药，劚黄精，芝兰香蕙，瑶草奇花，般般件件，整整齐齐，摆开石凳石桌，排列仙酒仙肴。”(《西游记》第一回)

A: Next day they duly went to gather peaches and rare fruits, mountains herbs, yellow-sperm, tubers, orchids, strange plants and flowers of every sort, and set out the stone tables and benches, laid out fairy meats and drinks. (tr. by Arthur Waley, Chapter Ⅰ)

B: Next day they laid out fairy meats and drinks. (adapted by Alison Waley, Chapter 1)

3. 省略含有中国特色文化的句子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减少英美青少年读者理解原文中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阅读障碍。如：

自古道：“朝廷不可一日无君。”(第四十回)

…the old saying, “A court must not, even for a day, be without a sovereign.”(Chapter XXⅡ,tr. Arthur Waley)

根据西方的传统，艾莉森·韦利省去了这种含有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说法。

4. 由确数到虚数的改编

艾莉森·韦利在把一些汉语中表示准确数目的数量词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减弱了原文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量。如：

1)三百六十傍门(第二回)

A: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schools of wisdom (tr. by Arthur Waley. Chapter Ⅱ)

B: many schools of wisdom (adapted by Alison Waley. Chapter 2)

2)五六十个妖邪(第十三回)

A: fifty or sixty ogres (tr. by Arthur Waley, Chapter XⅢ)

B: a crowd of ogres (adapted by Alison Waley, Chapter 13)

把确数变成了虚数，淡化了汉语中的文化色彩，特别像“三百六十”等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变成虚数，减少了读者的阅读理解负担。

另外，在改写过程中，艾莉森·韦利还修正了阿瑟·韦利译本中指代不明的人称代词，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其中的内容。

描述性文字的省略和数字的虚化减弱了原文中具有的中国文化特色，词汇转换由佛入耶增加了英语读者对文本的熟悉度和亲切感；人称代词指代更加明确，增加了文本的易读性，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这个改编本更容易让青少年读者接受。

(二)有声读物改编

为了让受众能够不受空间和时间所限来了解猴王故事，韦利的译本还被改编为有声读物Monkey, 由英国著名喜剧角色演员、讲故事者肯尼思·威廉姆斯(Kenneth Williams)对该译本进行了三十回的全文朗读，总时长多达13.75小时。该音频最早于1981年由雨云唱片公司(Nimbus Records)发行，后来又在2008年和2015年多次被再版发行。威廉姆斯作为演员极富盛名，后到电台讲述故事，他的声音富有磁性，音域变化多样，为多个剧中人物配音，他以精湛的表演技巧来展示这部让人快乐的文本。韦利出色的译本，再加上威廉姆斯的声望，增加了受众的接受方式，扩大了该译本的受众范围。

(三)多媒体改编

青少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间，把文本改编成青少年喜爱的多媒体方式则更有利于猴王故事的传播。科琳·德格南-斯(Coleen Degnan-Veness)一直从事对《企鹅读本》(Penguin Readers)和《企鹅小读者》(Penguin Young Readers)的改编工作，她把韦利的译本改编为青少年、高中生分级阅读材料The Monkey King,由培生·朗曼出版社和企鹅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发行，发行方式为光盘MP3格式，外加文本形式，受众适合在电脑上观看和练习，旨在让读者在轻松愉快中学习英语知识。该阅读材料以阿瑟·韦利的译本为基础，选取了其中的六回作为主要内容，每回包括练习和测试，练习和测试形式多样，包括纵横字谜游戏、纸牌游戏、搭配、“所思所想”、造句、判断正误等形式。对文本进行多媒体改编，并进行多样化的栏目设计，可以让受众从视觉、听觉等方面进行积极思考，在潜移默化中让读者熟悉了猴王故事。

结论

《西游记》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提供了广阔的可阐释空间，韦利对该作品进行历史、文学、创作和改编的过程，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期待，在作品内部因素和影响作品接受的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西游记》在西方得到广泛传播。肇始于游记历史的翻译，再到古典文学《西游记》的节译、为《猴王》故事编写新的一回、撰写历史上真实的玄奘传记，再到其译本被改编并进行多模态传播，这种五位一体的译介方式完成了西游故事在西方的传播过程。该部小说作为中国文学在英语国家主动译介、接受并成为经典的成功案例，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大背景下，这种传播模式为推动世界文化、文学的交流、向世界奉献中华民族最优秀成果，为其他作品主动走出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途径。

参考文献略。适应微信排版，本文格式略有变动，欢迎阅读《明清小说研究》纸质版期刊或知网下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