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系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当经济放缓，时间变得越来越便宜、风险变得越来越贵的时候，恰恰是发行超长期国债的时候。那么发行超长期国债的目的是什么，融来20年、30年、50年的长钱用来干什么？如果站在同样规划这么长时间的中国式现代化国家远景的视野，就会对三中全会之前的这个时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豁然开朗。超长期特别国债与中国式现代化，一个负债端，一个资产端，旨在打造一个崭新的跨周期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进入后工业社会，经济增速放缓，时代红利和躺着赚钱的机会逐渐消失，各种控制让生活与思考变得死水微澜，躺平与掼蛋文化盛行，年轻人的心中不再充满梦想和激情，自动加入“三不青年”和“失去的一代”，历史真的进入所谓的垃圾时间。此时，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便宜，无风险利率自然也就会持续走低；同时风险却变的越来越贵，人们的风险偏好不断降低，没人再愿意去冒险，充满创造性破坏的动物精神消失，预期和信心成为最大的稀缺品。这与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化进程的初期那种“时间就是金钱”人们充满野心和激情只争朝夕的火热氛围迥然而异。于是人们不在热衷于冒险，投资上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谨小慎微。不用说什么天使和风投，就连二级市场上的蓝筹都觉得风险太高。通缩当然是会灭失时间价值，让持有现金躺平成为最优的选择。消费和投资上的保守主义对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来说就是一场灾难，按照市场经济的玩法，当储蓄率突然上升，需求就会大幅塌缩，此时如果政府不出来创造需求补上缺口，就会出现市场失灵和巨大的危机。
最近几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天灾，同时叠加经济深度转型的阵痛，消费的边际倾向和投资的风险偏好同时发生衰减。人们将手头的货币收入进行窖藏，以便应对未来随之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如同疫情期间发生的。窖藏的方式包括银行存款、底层资产为国债、城投债的理财产品和基金、传统的避险资产黄金和美元等。货币窖藏意味着货币的沉淀和消失，如果银行找不到合适的企业和项目放贷，那么这些储蓄就转化不成投资，经济就会陷入持续的通缩螺旋。同时因为中国在不断降息，其它国家在不断加息，中美利差已经倒挂幅度最大，倒挂时间最长，这也会造成货币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率外流，加重了通缩的严重程度。
时间变得越来越便宜，风险变得越来越贵，这也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增长放缓经济体的必然趋势。这同样为从高速度发展模式向高质量发展跃迁提供了条件。一个长期以国家为主导的积累型工业化社会，要转换为以民生为主导的消费型现代社会，政府就必须承担起新的时代使命，这个使命可以用中国式现代化来概括。中国高速发展了四十多年，加上疫情三年的催化（全球供应链紊乱时刻出口再创新高），已经成为第一工业大国，说是工业强国也不为过，可以说是具备中国式现代化丰裕的物质基础，因为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工业化。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在数字网络和智能制造的范式下，大国工业体系具有超级规模效应和赢家通吃的特征。一旦庞大的工业制造的基础设施在一个大国建成并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链生态体系，制造成本就会像“摩尔定律”那样大幅降低——这恰是数字科技对工业制造的赋能。无论是汽车、家电、手机等耐用消费品，还是机械、船舶、化工、芯片等工业中间品，只要在中国量产就很容易迅速规模化、批量化最终必然是产能过剩。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工厂（的确是一个世界工厂），这个工厂的设备和生产线已经非常完备，生产100辆汽车和120辆汽车的成本被分摊下来并没有增加多少，这就是企业的经营杠杆——大工业批量化生产的规模经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非常好的物质基础条件。
但硬币不能只有一面。“工业中国”的另一面是“债务中国”，如同每一家公司经营杠杆的另一面是财务杠杆一样。因为只争朝夕，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即使五千年古国的文明底蕴包容性再强，也无法承载如此快的速度。在中国国家资本的快速累积过程中，也积累了大量的债务和杠杆。借债的主体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的平台公司、房地产公司和国有企业身上。债务是魔鬼还是天使，不在于债务本身而在于资产收益率（ROA）能否至少覆盖债务成本。中国是有最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国家集中管理的资产，但是如果这些资产盘活不起来，没有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带动的活力，就如同花大价钱搭建了一个豪华的舞台，如果没有人在上面唱戏，那么就只不过是一个烂尾工程，是一种沉没成本，相应的债务也就是有毒的资产。中国当前积重难返的债务问题，绝非是一个经济和金融的问题，甚至都不是一个财政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是大国治理中中央和地方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它来自于央地长期博弈下形成的一种非对最优均衡，这种均衡让地方政府承担了无限责任但是有限财权，积累的庞大的地方赤字只能依靠“发债+卖地”。无论是发债还是卖地，其实都是对未来信用和财政的透支。随着地方官员的任期越来越短，在平均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如何发展，在官员升迁锦标赛制的体制下，出现了“谁不发债谁吃亏”的逆向选择现象。在空间上，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共地悲剧，是地方竞相透支中央信用的道德风险，是刚性兑付的必然结局。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有成就，也有代价，这是事物运动的辩证法。只看到成就看不到问题，或只看到问题看不到成就，都是偏颇激进的看法。而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一定是依靠成就来消化问题，即我一直常说的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相反。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超长期的国家愿景，因此需要超长期的国债支撑。根据财政部发言人的说法，超长期特别国债“重点聚焦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粮食和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等方面的重点任务”，这些重点任务，恰恰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超长期特别国债，一个资产端，一个负债端，正在努力打造一个新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每年1万亿元左右，预估会逐年增长，主要用途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1，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巩固党的领导与实现国家统一；
2，改善民生，注意：民心是最大的国家资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体现了财政的人民性；
3，完善社会保障，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减少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4，环境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大国责任，在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有些人会提出疑问，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曲折复苏时期，经济收缩和风险暴露是主要的挑战，应该将超长期特别国债用在救助房地产和地方债的挑战上。当然，如果房地产失控和地方债危机如果严重影响到了中国式现代化，超长期特别国债肯定会加量解决这些问题，毕竟每年1万亿元对于百万亿级别的债务问题也是杯水车薪。我还是那个观点：房地产和地方债是中国特定的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的特定产物，出现的问题是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因此也需要一个长期的思维来解决。不能否认它们在过去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房地产仍然是国民支柱产业，地方政府也仍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基础执行环节。要解决这个重大的长期问题，需要转换思维跳出单纯化债的思维禁锢，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格局、大视野中寻找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扎实推进、顺利实现，房地产和地方债的问题当然也就会迎刃而解。这一过程中，需要平衡发展与风险的关系，速度与质量的关系，破和立、稳和进的关系，关键是进行治理和管理机制的改革，更加尊重法治化和市场化的原则。
总之，要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视野来理解近期中国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这样才能理解发行这些国债用来干什么，形成什么样的国家资产。同时也要品味发行的时间，是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从中我们也能大致猜测到全会的主题，以及未来三年的发展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