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也是国民党内部唯一有能力动摇蒋介石地位的人，邓演达在1927年的武汉政权时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虽无直辖军队，但凭借与张发奎、唐生智等将领的关系网，几乎掌控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大权。当时的局势错综复杂，危机四伏，邓演达如何在这危难时期拨云见日，化解内部矛盾，最终巩固了武汉政权？这令人向往的历史往事，暗藏着怎样的曲折离奇之处？
武汉政权的建立与邓演达的重要地位
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在192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推翻了北洋政府，统一了中国。随后，国民党召开了有名的武昌会议，会议决定设立国民政府，首都定于武汉。武汉从此成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
会议决定，国民政府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不过，实权掌握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总理。汪精卫的职权仅限于象征性的元首。
总理一职由王正廷出任，总理府设总政治部、总务部、总理机要处等部门。总政治部掌管军事大权，主任由邓演达担任。邓演达虽然没有直辖军队，但他作为国民党左翼领袖，在军中有广泛的影响力。
邓演达原是北伐军第一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思想进步，而且办事沉着冷静、手腕了得。北伐军进军中原时，邓演达曾两次扭转了败局，挽救了北伐军于危难之中。他与粤军统帅张发奎是老相识，二人自北伐前就已是莫逆之交。张发奎对邓演达爱戴有加，尊重他的意见。
北伐结束后，国民革命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由武汉临时政府直接领导，由时任总理的汪精卫实际掌控。第二集团军由北伐主力粤军组建，张发奎兼任军长和总指挥。第三集团军则由唐生智统帅，唐系湘军人马占多数。
可见，武汉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军权分散于各路军阀手中。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虽无直接军权，但他地位超然，在政府和各路军阀之间扮演着重要的平衡角色。
邓演达深知，要巩固武汉政权，就必须团结各路军阀，防止内斗。他历来主张联苏，在苏联顾问托马斯等人的协助下，邓演达设法拉拢张发奎、唐生智等将领，以防止他们相互反目。邓演达的基本策略是，利用张发奎粤军的力量，牵制唐生智的湘军，同时也让唐生智在军阀们之间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
显而易见，如果邓演达能成功团结各路军阀，武汉政权就容易获得军阀们的拥护，从而稳固政权。否则一旦军阀内斗，必将酿成灾难。邓演达和苏联顾问们了解这一点，因此不遗余力地在军阀之间斡旋、疏通，以避免武汉政权内部的裂痕进一步扩大。
危机重重的武汉局势
武汉政权建立之初，虽然曾短暂平静，但很快就暴露出了内忧外患的局面。危机第一次浮现，源于夏斗寅部的叛变。
夏斗寅原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随着武汉政权的建立，邓演达为了巩固后方，将夏斗寅部改编为独立第十四师，直属中央指挥。当时正值宁汉分立，两岸对峙，形势紧张。邓演达怀疑夏斗寅可能倒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果不其然，不久夏斗寅部就出现了动向。当时驻守宜昌的夏斗寅部，突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袭击。第二十军军长关河五十州川东的杨森，早已暗中受南京政府指使，图谋夺取宜昌。面对突如其来的进攻，夏斗寅措手不及，只得率部仓皇撤离宜昌，后退防守沙市。
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邓演达的强烈警惑。作为武汉政权最高军事领导人，邓演达对夏斗寅擅自行动甚为不满。他怀疑夏斗寅已与南京政府勾连，准备向蒋介石投诚。一旦夏斗寅叛变，武汉后方将陷入巨大危机。
与此同时，唐生智手下的湘军也让邓演达感到忧心重重。唐生智虽然名义上效忠武汉政权，但一直对邓演达心存戒备。邓演达素来认为唐生智难以控制，是一个危险人物。如今夏斗寅出现了叛变迹象，唐生智的立场就更加值得怀疑了。万一湘军与夏斗寅部联手反叛，那将是武汉政权的致命打击。
危机迫在眉睫，邓演达顿时手足无措。当时他正在河南指挥作战，获知消息后急忙赶回武汉。回到武汉后，他发现形势比想象中更加严峻。北伐军主力已全部开赴中原战场，武汉附近几乎是一座空城，只有张发奎的粤军残余力量驻防。如果夏斗寅和唐生智真的携手反水，武汉将万分危险。
眼见局势岌岌可危，邓演达立即想方设法来遏制危机的扩大。他首先派出共产党员包惠僧前去沙市，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劝说夏斗寅回防宜昌。作为条件，邓演达允诺将夏部编制为一个正规军。
＂现在的局势，我们不是要消灭夏斗寅，而是要争取夏斗寅，我们不难为他，你去不会有危险。＂邓演达对包惠僧如是说道。包惠僧只得勉为其难前往沙市，乘着运送夏部给养的＂江天＂轮离开了汉口。
与此同时，邓演达也着手妥善处理同唐生智的关系，免生隙地。他首先安抚了来自湖南的唐生智部将领，让他们明白武汉政府并无夺权之心，只想统一指挥。接着，他再三叮嘱张发奎，要与唐生智多加亲善，避免节外生枝。虽然两人私下老较劲儿，但架不住总政治部主任的央求，张发奎只好作罢。
就这样，危机最初得到了缓解，但武汉政权的前景仍是扑朔迷离...
邓演达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
面临危机，邓演达自然不能孤军作战，他需要借助各方面的力量来化解眼下的困境。
首先，邓演达寄希望于张发奎的粤军能够牵制住夏斗寅部和唐生智部。张发奎和邓演达素来相好，两人自北伐时期就已是生死之交。此番邓演达陷入困境，张发奎自然择义勿失，二话不说就拥戎相助。
张发奎原本就与夏斗寅部将领们关系密切，双方都是武昌起义的老革命了。利用这层渊源，张发奎派出亲信前往沙市，设法劝说夏斗寅回师重振雄风，不要再和南京方面勾勾搭搭。与此同时，张发奎也亲自会见唐生智，希望他能够摒弃疑虑，与武汉政权携手并进。
另一方面，邓演达也积极动员共产党力量，寻求他们的支持与配合。邓演达向来主张联共，这次自然也希望借助共产党人在军中的影响力。受邓演达委派，包惠僧等人不远千里奔赴前线，以政府代表的名义说项夏斗寅。他们诚恳地向夏部官兵宣讲，决不能被蒋介石的金钱所诱，更不能与南京方面起了唱反调。
此外，邓演达还争取到了苏联顾问的大力支援。托马斯等苏联军事顾问一再向张发奎等人解说眼下的危机，劝说他们团结一致，不要被蒋介石阴谋所诱。在苏联顾问的斡旋下，张发奎终于作出让步，同意与唐生智部分兵力会师，以利于遏制夏斗寅部的动向。
邓演达自己则四处奔走，游说各方实力派。他亲自造访张发奎的总部，动之以理喻，希望粤军能发扬抗大员的气概。同时，他还派出心腹前往唐生智的湘军营地，设法缓和双方的矛盾。在邓演达的斡旋下，张发奎和唐生智的确有了解气的倾向。
危机虽然尚未彻底解除，但邓演达的努力终于让局势得到了缓解。各方虽然仍存着分歧，却至少暂时重拾了团结一致的决心。
除了这些，邓演达还采取了一些其他行动，如与俄国民主力量取得联系，寻求他们的支持等。总之，他是想方设法地将各方势力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来自蒋介石方面的威胁。这场危机，将考验邓演达的智慧与魄力。
武汉政权最终的解体
尽管邓演达四处奔走，苦心经营，但武汉政权的裂痕终究难以완全弥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势力之间的分歧愈加加深，最终酿成了武汉政权的全面瓦解。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1927年7月下旬。唐生智首先从武汉政权中逐步撤离，将部队向湖南方向转移。作为湘军统帅，唐生智素来心存戒心，他对武汉政府的领导层难免生疑。此前张发奎等人一再向他释疑，邓演达更是亲自出面说项，但终究难以消除他的猜忌。
看到局势日趋恶化，邓演达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他派人对唐生智进行了软硬兼施的说理，威胁要对湘军采取军事行动。可唐生智根本不为所动，态度十分强硬。眼见无计可施，邓演达只好作罢。
唐生智的背离无疑是武汉政权的重大损失，但更为严重的打击来自夏斗寅部的彻底叛变。在宜昌战役失利后，夏斗寅虽然撤至沙市，但邓演达仍旧希望他回心转意。为此，邓演达先是软硬并施，劝说夏部重新效命于武汉政府。后又派遣包惠僧亲自前往，极力疏通。
可夏斗寅根本不为所动。相反，他打起了更加歹毒的主意。趁包惠僧探访沙市之际，夏斗寅竟将之扣押作人质，要挟武汉政府给予重兵戎马作为交换条件。
面对这等无理要挟，邓演达自然火冒三丈。在他坚持下，武汉政府拒绝了夏斗寅的无理要求，并命令张发奎粤军立即开赴宜昌，剿灭夏部残余。
很快，血腥的宜昌会战就此拉开序幕。双方在宜昌及其附近地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粤军凭借人多势众，最终击溃了夏部，将其彻底肃清。但胜利的代价是惨重的，双方伤亡无数，宜昌更是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此役之后，夏斗寅率残部逃往南京，最终向蒋介石靠拢。至此，武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根基彻底摇撼。邓演达虽然暂时平息了危机，但各路军阀的嚣张气焰已经暴露无遗。显而易见，他们都在等待时机，有朝一日一意孤行。
果不其然，张发奎率粤军也在随后主动撤离武汉，回师广东。武汉政权从此形同虚设，邓演达的权力也已荡然无存。最终，越来越多的军阀逐渐背离武汉政权，加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阵营。
这样，武汉政权就在短短一年之内走向了覆灭，邓演达也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这个曾经的国民党左翼领袖，虽然最终无力阻止党内权力的败落，但他的确为武汉政权的最后一线生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武汉政权的终结与苏俄在华影响力的没落
武汉政权的覆灭，标志着国民党左翼在华中地区的彻底失利。这场由邓演达等人发动的＂武昌起义＂运动，原本寄希望于通过武力改变国民党右翼专政的局面，但最终却无功而返。
起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武汉政权内部的矛盾和分裂。自建立之初，邓演达就面临着来自夏斗寅和唐生智等人的挑战。他们这些拥有实际军队的军阀，对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都抱有疑虑，难免心怀叵测。即便邓演达不遗余力地向他们释疑解惑，但终究难以化解根深蒂固的猜忌。
另一方面，武汉政权还受到来自南京国民政府的重重压力。蒋介石作为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自然无法容忍邓演达等人的造反行为。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对付武汉政权，施加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
蒋介石的策略是循序渐进地切断武汉政权的生机。他首先切断了该地区的财政来源，控制住了税收；其次则指使亲信军阀关黾林、杨森等发动武力进攻，剥夺武汉政权的军事力量。
面对蒋介石的重重打击，武汉政权开始节节败退。最终酿成了夏斗寅、张发奎等人的相继背叛，终于让这个短命政权土崩瓦解。
武汉政权的覆灭也标志着苏俄在华影响力的大幅削弱。自1924年开始，苏俄就从各个层面介入了国民党的革命事业，试图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革命。武汉政权的建立曾经让他们寄予厚望，认为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为此，苏俄不遗余力地支持武汉政权。他们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前来指导，如托马斯等；还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渗透活动，在武汉政府内部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一度，苏俄的代表甚至被纳入武汉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
然而，武汉政权的溃败无疑让苏俄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尽管他们的军事顾问，如托马斯等人还继续奔走斡旋，但终归无法阻止武汉政权的崩溃。夏斗寅、张发奎等亲苏俄派的陆续背叛，更是给苏俄方面当头一棒。
在武汉政权的瓦解中，许多效忠苏俄的共产党人也遭到了残酷镇压。他们或被捕入狱，或被处决，甚至还有不少人被迫流亡海外。这无疑是对苏俄在华影响力的致命打击。
武汉政权的终结，可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从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于华北地区渐渐占据主导，而苏俄也不得不将介入中国革命的目光转向其他力量。这场短暂而曲折的武昌起义，终归是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