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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科学家和他的时代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1955年逝世，时年76岁。在普林斯顿的一家医院里，他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在科学领域，他的名字与光电效应的解释、特殊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创立紧密相连。这些理论不仅推动了物理学的巨大进步，也深刻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基本理解。
爱因斯坦的科学生涯中，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他自己却总觉得还有许多未竟的工作。例如，他曾试图创立一个统一场理论，希望将宇宙中的所有基本力——重力、电磁力以及当时刚开始理解的强力和弱力——统一在一个数学框架下。这一目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未能实现。此外，他对量子力学的概率解释持批评态度，坚持认为背后应该有更确定的理论。
爱因斯坦在1933年因纳粹政权的崛起而被迫离开德国。他最初逃往比利时，短暂停留之后转往英国，最终在同年定居于美国。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他度过了余生的大部分时间，继续他对物理学的研究，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他始终关注着科学界的发展和世界政治的变迁。
到了1955年，爱因斯坦的健康开始急剧恶化。4月17日，他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胸部疼痛，被紧急送往普林斯顿医院。医生们诊断出他患有主动脉瘤，这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病症，而爱因斯坦拒绝了手术治疗。在病床上，他的生命逐渐走向终点。
异国逝世的遗憾
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显得异常安静。尽管周围的医疗设备偶尔发出轻微的响声，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在他身边的是几位医护人员，他们交替地照看这位即将离世的伟大科学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爱因斯坦发出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句话。
当时在场的护士，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性，她对爱因斯坦的敬仰与尊重让她格外关注这位老人的每一个细微变化。然而，由于语言的障碍，她并未能理解爱因斯坦所说的话。据她后来回忆，爱因斯坦的声音虽弱，但语速似乎清晰。他的嘴唇轻轻动了动，似乎在努力表达着某种深重的思考或未尽的心愿。
在这种状态下，个体通常会下意识地使用他们的母语。作为德国人，爱因斯坦自然而然地用德语说出了那两句话。这对于周围的美国护士来说，即使她多么希望理解，也只能感受到语言的隔阂，无法真正把握那言语的含义。
这两句话究竟是什么？这成了一个谜。也许是对科学的某种洞见，也许是对人生的某种感慨，又或许是对未竟事业的遗憾。这些只能留给时间去猜测，因为随着爱因斯坦的离世，这些话语也似乎被时间所吞噬，成为了无法解答的谜。
在爱因斯坦宣告去世后，医院的气氛变得更加凝重。医护人员对于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去世感到悲痛，而同时也感受到一种深深的荣耀——他们曾经近距离地照顾过一位改变了现代科学面貌的巨人。
爱因斯坦的逝世很快在全球引起了轰动。从学术界到普通民众，无数人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报纸和电台都在尽快地传递这一消息，而科学社区则在思索如何纪念这位科学巨星。各地的物理学家和学者开始回顾他的生平与成就，讨论他的理论如何影响了科学的发展。
而在普林斯顿的医院中，那位未能理解爱因斯坦最后话语的护士，也许会在往后的岁月里，时常回想起那个安静的夜晚，回想起那位伟大科学家最后的低语。这些细节和互动构成了对爱因斯坦最后时刻的真实记录，尽管我们无法知晓那两句德语话语的具体内容，但它们无疑增加了对这位伟人生命终章的神秘感和深刻印象。
爱因斯坦大脑的非凡之旅
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55年去世后，全球都陷入了对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深刻哀悼中。与此同时，一个关于爱因斯坦遗体的不寻常事件正在普林斯顿医院的幕后悄然发生。托马斯·哈维，一位从事病理学研究的医学教授，负责处理爱因斯坦的遗体。哈维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真正意图，他决定将爱因斯坦的大脑偷偷取出以进行科学研究。
哈维教授在当时的医学界被认为是一位有才华的病理学家，他对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那个时代，科学研究的伦理界限并不像今天这样明确，许多时候，医学研究人员在进行实验和研究时会采取极端甚至是有争议的方法。比如，为了治疗精神病，医生们曾经尝试通过切除患者的脑前叶来改善症状，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前卫的尝试。
在科学界，尤其是在脑外科学家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大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研究对象。爱因斯坦的智力和对物理学的贡献让人们猜想他的大脑可能有别于常人，包含了能够解释其非凡智慧的线索。因此，当哈维教授偷走并研究爱因斯坦的大脑时，虽然这一行为在伦理上引发了争议，但在某些科学圈内部，这种行为却被暗中默许。许多脑外科学家对这一行为表示出了隐晦的支持或至少是理解，因为他们自身对能够研究这样一个独特大脑的可能性感到兴奋。
哈维对爱因斯坦大脑的处理也是出于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他知道大脑组织非常脆弱，易于降解，因此需要通过特殊方法来保存。他选择将大脑分成240个切片，这一过程涉及将大脑固定在甲醛中，然后使用专业的设备精确地将其切割。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使每一片都能够在显微镜下进行详细的研究，同时保持组织的完整性以便进行长期保存。
每个切片都被仔细编号并记录其具体位置和结构特征，哈维在处理这些切片的过程中显得极其小心，他深知自己手中所持有的是科学界极为珍贵的资料。为了进一步的研究，哈维还将这些切片制成了显微镜玻片，这不仅便于保存，也方便他和其他科学家共享和讨论研究成果。
哈维的争议与后果
托马斯·哈维面对的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挑战，还有如何安全保管这240片珍贵且极具争议的爱因斯坦大脑切片的问题。由于这些大脑切片的来源和获取方式涉及重大的伦理和法律风险，哈维认识到在他的研究所中保存这些切片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和潜在的法律问题。因此，他决定将这些切片带回自己的家中，寻求一个更为隐秘的保存场所。
哈维的家中有一台大型冰柜，原本用来保存食物和其他日常用品。但随着这些大脑切片的到来，冰柜被重新配置，成了一个专门的生物样本保存设备。他在冰柜里设立了多个隔层，每个隔层都精心放置着标记好的切片容器，这些容器内部的切片浸泡在甲醛溶液中，确保其不会因时间过长而发生降解。
在这个隐秘的实验室环境中，哈维开始了他对这些大脑切片的初步研究。他利用自家的显微镜和其他实验工具，对每一片切片进行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对切片进行了仔细的解剖学标注，尝试寻找任何可能解释爱因斯坦非凡智力的结构特征。
然而，哈维也意识到这项研究的复杂性远超他个人的能力范围，需要更多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支持。因此，他决定与全球的几位脑外科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共享这些切片，希望通过合作的方式来推进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
哈维小心翼翼地将每片切片封装在特制的保护容器中，每个容器都有严格的温度和化学环境控制，以确保在运输过程中切片的完整性和活性不受损害。然后，他将这些容器通过信誉良好的快递服务寄出，目的地包括了美国的几个主要研究机构以及欧洲和亚洲的某些专业实验室。
科学与伦理的反思
随着哈维对爱因斯坦大脑的切片进行更广泛的分发，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介入这一研究。然而，尽管这项研究在学术圈内引起了浓厚兴趣，其背后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风险也逐渐浮上了水面。密集的通信和实验活动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这些细节最终没有逃过道德审查和媒体的监视。
不久，有关哈维未经许可从爱因斯坦尸体中取出大脑并进行切片研究的事实被媒体揭露。公众对这一发现反应强烈，他们对哈维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新闻报道迅速传遍，引起了广泛的公众讨论和道德质疑。普林斯顿大学，作为哈维的雇主，面对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法律威胁，不得不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
普林斯顿大学的管理层开始对哈维的行为进行内部调查。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哈维在未经大学或爱因斯坦家属的许可下，擅自取出并利用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研究，严重违反了医学伦理和大学的研究规定。因此，大学做出了解雇哈维的决定，并公开声明与哈维的行为划清界限。
参考资料：[1]王上行.谁瓜分了爱因斯坦的大脑?[J].国际展望,2001(2):62-65